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乡贤文化与乡贤叙事

中国新文学的乡贤叙事，与命运多舛的乡村精英和乡贤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自晚清至今的一百多年中国历史，人们习惯性地将其划分为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虽有很多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社会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追求。这种历史追求或曰历史道路的选择，推动中国社会由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在如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乡村精英和乡贤文化，也无可逃遁地陷入曲折多变的历史浪潮中。其兴衰沉浮，无不与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德治与法治、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二难选择有关。与之相应，中国新文学百年乡贤叙事中的乡村精英与乡贤文化也是与时俱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叙事主体，因其历史认知、现实观察、未来想象、思想观念、价值立场等的不同，其笔下的乡村精英和乡贤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和时代色彩。这样的乡贤叙事，不仅仅是历史与现实的叙事反映，同时也是以叙事方式参与到中国乡村精英与乡贤文化的建构中，以此分担历史道路选择中的迷思与焦虑。

一、乡村精英与乡贤文化的时代更迭

中国新文学乡土叙事中的乡村精英人物与乡贤文化，虽然不乏叙事主体基于特定思想价值观念的叙事想象，但毫无疑问的是都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原型或曰基础。自晚清至今的一百多年中，随着中国社会的权力更替与制度变迁，中国乡村的精英人物及其所属的社会阶层也在不断地变换，用以指认特定历史时期乡村精英的概念也随之变化，如“乡绅”“新乡绅”“乡贤”“开明绅士”“土豪劣绅”“新人”“劳动模范”“新农民”“红乡绅”等等。这些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名号的乡村精英，在迁延嬗变的地方政治与乡村治理中，处在不同的社会权力结构位置，起着不同的作用，推动或阻碍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精英不等于乡贤，如民国时期晋西北兴县的“乡派”士绅牛友兰、温鼎三、李绍荣等与“城派”士绅刘训三、白怀章、李聚兴等都不是乡贤，而是“乡霸”，他们争权夺利，互斗不已，使晋西北兴县地方长期纷扰不宁，对当地乡村社会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乡贤是乡村精英中的有德有能者，如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原绍兴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茂法自请官降三级回到家乡冢斜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修复村庄古建筑、古道等，把昔日脏乱破旧的村庄改造成远近闻名的历史文化名村，发展起乡村历史文化旅游业，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裕。像余茂法这样的乡贤，他们成长并立足于乡土社会，以其嘉言懿行影响、作用于乡土社会，既有益于国家，也有益于乡村百姓，对乡村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乡贤所代表的文化，才是真正的乡贤文化，即如有论者所言：“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历代明贤积淀下来的榜样文化、先进文化，是该地域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价值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扎根故乡的母土文化，引导人们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文化身份的乡村精英中的乡贤，其所代表的乡贤文化是不同的，这里有必要对晚清至民国、共和国前30年及“新时期”以来的乡村精英及其乡贤所代表的乡贤文化分别予以简要的描述和阐释。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精英主要有传统乡绅、土豪劣绅、“新乡绅”与“新人”等，与这几类乡村精英有关的不同出身的乡贤，其所代表的乡贤文化是不同的。其一，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传统乡绅，主要由科举及第未出仕或落第士子、受过一定教育的地主、退职返乡或长期居乡养病的文武官员、宗族首领等人物构成，其在乡村最具影响力的时期是晚清民初。这个时期的土豪劣绅控制乡村后，传统乡绅在乡村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出自传统乡绅中的乡贤，其所代表的是传统乡贤文化。“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设义田、修水利、办书院、赈灾民等等。”其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土豪劣绅，主要有大两类，一是晚清制度变迁中由乡绅阶层蜕变而来的以团练为权力基础的土豪劣绅，二是民国时期由所谓“新乡绅”蜕变而来的土豪劣绅。日本学者田中忠夫将中国的土豪劣绅概括为8种人，即“退任军阀，退职贪官污吏，奉承于帝国主义的买办，在农村上作武断行为的乡董区长团防局长等，官阀财阀的子孙，教会的牧师与科举的遗孽，盘踞于地方的议员学阀，暴富、奸商、盐商、烟贩等”。所有这些土豪劣绅都不是乡贤而是乡霸，都是现代革命的对象。其三，民国时期的“新乡绅”，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主要由新式学堂培养的或留洋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乡村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培植的新乡绅阶层构成，来源广泛，成分复杂。“新乡绅”之“新”有三点：一是大都受过新式教育，二是认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三是掌握农村基层政权，是“乡村官治”的代理人和执行者。“新乡绅”中也有称得上是乡贤的“良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蜕变为“土豪劣绅”，危害乡里。对此，美国学者杜赞奇有这样的描述：“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和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那种保护人类型的村庄领袖纷纷‘引退’，乡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尽管这类人有着不同的社会来源，但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能和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追求，相反，村公职被视为同衙役胥吏、包税人、营利型经纪一样，充任公职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新乡绅”也被打倒消灭。其四，乡村“新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培养的乡村精英。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要造就一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解放。”根据地、解放区造就的乡村“新人”成为乡村革命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劳动模范等，他们通过“村选政治”进入乡村各级政权，逐渐控制了乡村的政治生活，传统乡绅、土豪劣绅及“新乡绅”等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乃至最终完全退出。“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乡村“新人”中的有德有能者都是具有革命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乡贤，他们身上既有传统儒家仁爱精神的遗存，更有社会革命实践经验与革命思想、道德及价值观念的滋长。他们所代表的具有革命意识形态色彩的乡贤文化，可成为当代乡贤文化的红色资源。

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中国乡村精英可大致划为两大类，一是传统乡村精英，二是社会主义乡村精英。所谓传统乡村精英，是指1949年前的乡村精英，他们的来源与构成极为复杂多样，主要有传统乡绅、土豪劣绅、地主、富农、乡村工商业者等等。这些乡村精英，在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镇压反革命等社会政治运动中，大多被划入地富反坏右之列，不仅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基础和文化霸权，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等也受到彻底的革命批判。因而，这些曾经的乡村精英被拉下了“神坛”，替代他们的是社会主义乡村精英。所谓社会主义乡村精英，主要是不同历史时期各级乡村政权组织中的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先进代表等等，如土地改革时期的贫协主席、合作化时的互助合作组长、合作社干部、人民公社干部、生产大队干部、生产小队干部、民兵干部等，除人民公社干部属于政府公职官员外，其余虽然不是公职干部，但都是国家政权的乡村代理人，掌握着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武装等方面的生杀大权，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乡村农民的生存与福祉。乡村基层干部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也发生了分化，有的蜕化变质为“土皇帝”“封建领主”，如张炜《古船》中的赵炳、李佩甫《羊的门》中的呼天成、蒋子龙《农民帝国》中的郭存先等，他们虽然是文学人物，但是现实的真实反映；有的成长为具有社会主义理想和道德的“新人”，如《创业史》主角梁生宝的原型——皇甫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家斌、现实生活中的焦裕禄等。他们是乡村基层组织和群众共同认可的农民带头人，更是革命意识形态培育的道德模范。他们身上既具有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善良、朴实、勤劳、正直等品格，又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与道德观念，是从普通农民中成长起来的理想化了的阶级精英。这些“新人”所代表的乡贤文化，可视为现代乡贤文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在市场经济大潮出现了新的分化：其一，部分乡村精英流向城市、流向经济发达的地方，谋求自身的发展。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导致乡村空心化，使乡村社会发展失衡。其二，部分乡村精英“离土不离乡”，在家乡发展乡镇企业。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德有能，能带动家乡人共同富裕，成为当地改革发展的带头人，是当之无愧的“新乡贤”；也有一些人有能无德，自己富裕了，却作威作福，欺压乡邻，让家乡人变得更加贫困，成为“新乡霸”。其三，家族势力、黑恶势力乘机崛起，用各种手段混进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窃夺各种政治经济资源，使乡村治理家族化、黑社会化和流氓化，使所在乡村的普通农民再度陷入苦难中。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与“在乡”乡村精英的劣质化，使新农村建设的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如何解决乡村治理再度面临的诸多难题，从而建设好新农村，文学与政治不约而同地都将目光投向了既历史悠久又与时俱进的乡贤文化，重新发现了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正式出现在当代政治话语中的时间是新世纪。2014年8月，《光明日报》连续刊文呼唤新乡贤的出现。2014年9月，时任中宣部长刘奇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正式提出了弘扬乡贤文化的理念。2015年和201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两次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学界亦就乡贤文化与新农村建设设立相关课题，展开大规模研究。这些都显示出召唤和培育“新乡贤”、继承和发展乡贤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综上所述，乡贤是乡村精英中的有德有能者，乡贤所代表的文化就是乡贤文化。晚清以来的百多年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与乡村精英及其乡贤的时代更迭，乡贤所代表的乡贤文化沿着两条历史流脉发展，一是传统乡贤所代表的传统乡贤文化，二是现代乡贤所代表的现代乡贤文化。传统乡贤文化以儒家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为核心，适应乡土中国与宗法乡村稳定与发展的需要，但与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有一定的隔膜，因而在近百年的现代历史发展中受到了不小的冲击。现代乡贤文化是在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中发展起来的，其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适应现代民族国家与乡村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虽然与传统乡贤文化有一定的疏离，但也吸收了传统乡贤文化的精华。简言之，现代乡贤文化与传统乡贤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不论二者有多少不同，其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以德为先，以能为辅，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教化乡民，重塑乡风，协调乡村官治与自治，推动乡村发展，传承乡村文明。

二、乡村精英与乡贤形象的历史蝉蜕

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村精英与乡贤形象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蝉蜕的。晚清至民初文学中的地方精英和乡贤形象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中的乡村精英和乡贤形象有着显著的差别。这是由晚清至民初的历史过渡性特征和“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所决定的。

清末民初，以地方精英及其乡贤人物为叙事对象的文类主要是“新式史传”和“新小说”。“新式史传”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文人为宣扬现代民族国家思想，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输入并创设的文学样式。“新式史传”中的“乡贤传记”，其选择的叙事对象主要是“在外”与“在乡”的“乡之贤者”。这里的“在外”与“在乡”，不是以农村乡镇而是以比乡镇更大的“地域”或“地方”为人文地理参照的。不论是“在外”还是“在乡”的“乡之贤者”，进入乡贤叙事的主要有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与反抗精神的民族英雄及参与地方自治、实业救国、海外殖民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英雄。如刘师培《孙兰传》中的孙兰、柳亚子《吴日生略传》《夏内史传略》中的吴易、夏完淳等都是作者家乡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是作者引以为傲的家乡的乡贤人物。柳亚子的《吴江志士陶亚魂小传》中的陶亚魂是一位投身地方自治的志士，佚名的《云南大实业家赵老人传》中的赵老人是实业救国的地方乡贤，梁启超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讲述梁道明等人在南洋开疆辟土的事迹，他们都是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英雄。“新式史传”之“乡贤传记”其传主多为地方乡贤，传主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民族国家观念，为他们作传就是要给各地方人们提供可供效仿的偶像，建构和强化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