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中国当代文学制度

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高度制度化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制度中，周扬长期处于关键位置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得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宏观进程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总体性影响。与此同时，高度制度化的文学组织模式与生产模式也制约了周扬的文学实践，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文学实践的个人特质。考察周扬与中国当代文学制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扬构建文学制度的逻辑、方法、意义及局限，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该文学制度的基本运作状况。

一、构建文学制度的“胜者难题”

毋庸置疑，文学制度是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文学制度能够促进文学发展，恶劣的文学制度则会阻碍文学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文学发展既有自身的独特规律，同时又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良好的文学制度仅仅是促进文学发展的条件之一。与此同时，有关文学制度的评判标准也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文学制度的评判标准是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学潮流以及文化群体的文学取向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另一方面，在制度结构中掌握话语权的文学个体往往倾向于从正面出发对该套文学制度进行总体性评价，这进一步增加了客观评价文学制度的难度。正因如此，基于不同文学立场与文学标准的个体，在面对同一套文学制度时，其评价往往存在出入，甚至是完全相反。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制度而言，学界通常将1940年代末至1970年代末视为制度建设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制度建设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学逻辑，服务于特定的文学方向。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便已得到明确规定。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表述为：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文艺的发展方向既已得到明确规定，排斥不符合这一发展方向的文艺创作便具有了必要性。

周扬之所以对“新中国”文艺发展的唯一方向抱有此等信心，按照他的说法，是因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新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民”赋予的。辛亥革命之后，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政治理念得以正式确立，相关的话语权争夺随之渗透进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问题的关键在于谁的文学发展方向有资格真正代表民众。邓野认为，“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种政治逻辑决定了军事层面的全国性胜利是政党能够真正成为国民代表的前提。现代革命政党的特殊性则决定了这种胜利会被表述为一种带有历史必然性的，由特定的政权、革命和意识形态依靠民众所取得的胜利。在中国社会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解放区”文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先进文艺发展方向的代表。周扬在会上发言称：

为有效地推进解放区文艺工作，除了思想领导之外，还必须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适当地解决文艺工作者在他们的工作中所碰到的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这次大会后将成立全国文学艺术界的统一机构，这对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共同致力于新中国文艺的建设事业，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围绕既定的文学方向构建文学制度，以此确保文学在既定的方向上运行，进而将“解放区”文艺积累的“丰富的经验”扩展至全国，推动“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这是周扬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最初逻辑。

周扬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之初，格外重视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仅1951年，周扬就分别在政务院第八十一次政务会议、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等场合多次强调了加强思想和组织领导的重要性。是年4月，在政务院第八十一次政务会议上，周扬表示：

过去一年，中央文化部的工作中一个比较最严重的缺点，是对全国文化艺术工作的思想政策领导不够……这种缺点的形成，主要由于我们在思想上没有足够认识文化部的工作是一个思想的工作；而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一般行政事务上，致形成某种程度的事务主义作风。

是年11月，在电影《武训传》遭到公开批判后，周扬进一步公开表示：

文艺工作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的状况，是到了不能再容忍下去，必须加以澄清的时候了。在文艺工作中，以至在文艺领导工作的某些部分中，表现出一种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如果不纠正这种倾向，毛泽东文艺路线就不能够贯彻，人民文学艺术的事业就不能够前进。

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这就是摆在目前文艺工作日程上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周扬之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如此频繁地强调加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重要性，与中共从边区政权转化为全国性政权过程中所面临的转型难题有关。“解放区”时期，中共逐渐摸索出了一条符合现实需求的文艺发展道路，乡村化的革命文化主导了“解放区”文艺的发展方向。中共整顿文艺队伍、改造知识分子、打造“文化军队”的做法，为其夺取中国革命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重要保障。不过，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文化领导权之后，如何在文化层面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成为了中共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解放区”立足于乡村的现实，决定了其革命文化是农民化、大众化的，而在“解放区”之外，存在更为复杂、多元的其他文化形式。用既有的革命文化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文化改造并非易事。与此同时，中共的文化领导者要在对包括各类城市、乡村在内的广大社会进行文化改造的同时，保证自身的“纯洁性”，避免被城市精英文化、市民文化等反向改造。

虽然周扬毫不怀疑“新的人民的文艺”自身的优越性及其作为文艺发展方向的历史必然性，但他对已有的新型文艺作品在思想和艺术层面普遍存在的粗糙与不成熟也有着清醒的认知。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周扬表示，“文艺工作还远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革命任务的需要。文艺战线比起军事战线所达到的水平来是相差很远很远的”，作品“思想性还不够”“艺术水平也必须提高”。为此强调要“十分重视而且虚心接受中外遗产中一切优良的有用的传统”。对于本民族固有的文艺传统，周扬表示，“解放区文艺”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强调对民间形式的搜集研究与改造。对于“五四”以降的新文艺传统，周扬强调“‘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从一开始就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主张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对于外国文艺传统，周扬特别强调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经验”的学习。

广泛接受“优良的有用的传统”，自然是为了尽快提升“新的人民的文艺”自身的水平，巩固该文艺在宏观文艺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并非易事，诸多文艺作品中的“精华”与“糟粕”往往难以分割，甚至是难以分辨。即便在周扬高度青睐的、更为原生态的民间文艺领域，改造问题也同样棘手。“民间文艺的内容与形式同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通俗、轻松、自由的形式不过是反映了民间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特殊视角。因此，当代文学作家在利用民间形式来表现政治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不能不同时也吸收了民间的内容。”对于所谓的“旧文学”等其他文艺类型，改造与利用则更为敏感，且难以把握分寸。

正因为文艺改造并非单向工程，“新的人民的文艺”这一新型文艺形式在面对“旧文学”、五四新文学、外国文学的复杂传统时又显得过于单薄。因此，借由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文学制度来引导乃至控制文学的发展方向，便成为了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不过，采用政治控制的方式来引导文学的发展方向，固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文学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但政大于文的制度构架，却使得该套文学制度缺乏必要的自律性与弹性。

一方面，基于政治标准对各类文艺进行改造，以此推动“新的人民的文艺”发展的思路，造成了周扬文艺思想的矛盾。因此，即便是周扬本人，也难以真正把握好改造的尺度。例如，对于“旧文学”的清理，周扬采取的方式是“拿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来改造旧文学，发展其中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体现在文本当中，就是以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并发掘其中“进步的”和“民主的”成分。他以《红楼梦》等古典文学经典为例，阐述了发掘的具体方法。对于《红楼梦》，周扬以革命逻辑代入分析，将贾宝玉和林黛玉，贾老爷和薛宝钗划分为各自对立的两派。对于《西游记》，周扬强调“孙猴子”的革命性。通过对贾宝玉、孙悟空等文学形象进行阶级分析、定位，进而将“旧文学”整体纳入到现行的意识形态评价体系中，最终目的是使“旧文学”之“文”可以载“新文艺”之“道”。周扬极为清楚这种清理方式可能造成的弊端，因此，他同时以郭沫若的《屈原》等作品为例，表示“在照顾观众情绪时，原则上是不能歪曲历史的。只要从历史上看是最革命的，那就行了。”。

通过厘清文学与历史的边界，表明文学创作原则上不能歪曲历史，尊重基本的历史真实与历史逻辑，是为了防止出现有意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文学现象。但是，文本分析与文本阐释权力的单一化，阐释模式的意识形态化，本身便会造成对文学文本的误读，进而导致对历史真实的遮蔽。同时，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革命、意识形态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文学考察的方式，模糊了虚构文学文本与革命现实的界限，文学虚构与革命现实因此变得可以比照与对应，文学文本成为了现实运动的切入点。

另一方面，由于该文学制度附属于政治制度，因此，即便是作为文艺界领导者的周扬，也没有掌控文艺局势的绝对权力。同样是强调加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以批判《武训传》事件为节点，周扬的态度和表述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缺点”“事务主义作风”式的表述被“思想混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所取代。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扬虽然一直都很重视思想和组织领导，但他对文艺形势的总体判断相对乐观。在周扬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左翼文化人领军文坛，意味着“解放区”的文艺模式已经取得胜利。接下来，他只要通过写作《从<龙须沟>学习什么？》这类的引导性文章，并对部分“问题严重”的创作及时“纠偏”，便足以引领国内文艺的正确方向，逐步完成文艺界的“改造”。正因如此，当他最初收到“《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须批判”的通知时，并不以为意。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周扬迅速转换了思路，在积极检讨了自己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工作后，转而以文艺界领导者的身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性批判。

及至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周扬虽然在报告中指出了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等问题，表示文艺领导工作“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是造成目前文学艺术工作的落后现象的严重原因”，但在具体论述中，他却表露出相关问题应该主要从作家身上找原因的意味。进而从文艺领导者的角度出发，对作家的具体创作提出了诸多规范与要求，试图通过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推动文学创作发展。此后，“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成为了长期困扰中国文艺界的“顽疾”。

在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过程中，周扬陷入了难解的“胜者难题”之中。文艺发展方向的一元化，决定了相关文学制度的构建必然以划分文学等级为前提。通过会议和报告引导文学发展方向的方式，将“改造”和“排异”仪式化、程式化。不同类型的文学由此在制度结构中或被安置，或被汰除。革命胜利与文学胜利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得周扬必须以一元化逻辑开展文艺工作，进而使之在二元对立逻辑中不断制造和消解“他者”。基于一元化逻辑构建的文学制度，使得新生文艺秩序得到了巩固，而由此产生的“胜者难题”，是周扬本人难以解决的。

为了解决相关问题，周扬根据文学生态的变化状况，不断调整自己的文艺发展思路。1956年，周扬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表示：“假如我们能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领导方面的行政方式去掉，作家能够同生活和传统结合，那一定可以做到真正的‘百花齐放’”。针对“教条主义”，周扬强调，“应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新的方向，而不能把它当作教条，或者当作创作上的一种公式。”对于传统问题，周扬强调，要重视文学传统，同时“必须找出自己的规律和自己的特点来，西洋的东西也要，自己的东西也要，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吸收了外来的经验和技术后，应该是使得它更丰富，而不是变形和消灭。”对于领导问题，周扬强调，“要进一步去完成产生社会主义的艺术的任务。领导方面在完成这个任务起保障作用。要起到保障作用。主要是对艺术不采取行政的手段，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

周扬的相关思想在“新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