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的敦煌书写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乃盛大之意。这个在汉代兴起的边塞之郡，承担着汉帝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文明交流重任，它就像咽喉一样，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都必须经过它，然后再通往各地。魏晋南北朝，是印度、月氏等地的佛教与中国的儒家文明相互交流最频繁的时期，西方的僧人纷至沓来，讲经说法，而中国的僧人也摩肩接踵向西求法，于是便有僧人乐僔在敦煌三危山下发愿而始凿佛窟，后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北宋、西夏、元等历朝历代的开凿、重修，在明代孤悬于嘉峪关之西，被历史之风烟掩埋，但于1900年被重新发现，震惊世界，成为整个世界备受瞩目的文化宝藏。敦煌也因为莫高窟而享誉世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敦煌便成为世界艺术家、文化学者以及佛教文化爱好者所热衷造访的胜地，同样也成为中国当代作家、诗人们所书写的对象与主题。

2019年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敦煌时强调：“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是对敦煌文化百年来发展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敦煌文化的未来发展作出了长远指导。文学作为敦煌文化的艺术表达，是最深沉最形象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种方式。如何用文学去书写敦煌，显然也是需要梳理、总结和展望的。

回溯中国当代文学关于敦煌的书写，大致集中在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中，小说创作相对较少，但不同体裁的作品都呈现出其独有的艺术气质。在诗歌创作中，从建国至今，对敦煌的表达从未间断过。最早是李季、闻捷关于敦煌的诗歌，其诗围绕当时的时代精神，在感慨西北自然风光的同时大力歌颂石油工人和建设者们，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此后是唐祈、唐湜等老诗人在游历河西走廊时的怀古和抒情，在浪漫的笔调中注入了大漠的苍凉和历史的沧桑变故，引发了无限怅惘。与此同时，在西北兴起新边塞诗风，林染、张子选等以敦煌、阿克塞等为题材的诗歌引起广泛关注，成为新边塞诗的代表性诗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叶舟、古马、胡杨等甘肃本土诗人写了大量与敦煌有关的诗歌，他们融入自我的感悟体验，富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散文方面，涉及到敦煌叙事的散文不乏精品，题材的广泛性和内在性特征都为敦煌主体空间的拓展和思想精神的开拓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季羡林、余秋雨、冯骥才、于坚、徐兆寿等人的散文皆属其列。这些散文，既有对敦煌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也有对历史错误的回顾和反思，以及对一代代为拯救敦煌文化奉献青春与热血的知识分子的歌颂和弘扬。还有一些传记性散文，如常书鸿、樊锦诗自传，各种关于敦煌书写的散文选本以及王家达等作家的传记文学。这些散文都是对敦煌这一东西文明交流高地的记录与思考，其中既有独特地理景观的描摹，又有对深厚历史文化沧桑巨变的慨叹；既有对数代敦煌人坚守敦煌执着精神的揭示，也有对他们世俗遭遇种种困难以及如何战胜不幸的记录，可谓敦煌人的心灵史。当代文学中涉及敦煌叙事与想象的小说作品较少，但其鲜明的精神特征仍然使其拥有很强的辨识度。近些年来，甘肃本土作家叶舟、徐兆寿、冯玉雷等人的小说创作中，敦煌逐渐从神秘荒凉、落后闭塞的“景观敦煌”逐渐转换成作家笔下塑造的充满血性、饱含历史、汇聚文化的“文化敦煌”，是知识分子的朝圣之所，是中华文明的精神高地，使敦煌作为一种方法而存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也备受各界关注，成为了一种新的西部文学书写。

一、“边塞诗学”的当代建构：诗歌中的敦煌精神

众所周知，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唐代兴起的边塞诗可以说是围绕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和新疆、青海部分地区的广大区域而展开的书写。这种说法在那时肯定不大恰当，当时凉州为此一方位的中心存在，“敦煌”一词则较少出现在边塞诗中，而在敦煌学兴起的一百多年内，在旅游文化建设逐渐围绕敦煌而展开的当代，这种说法便有了当代意义和现实价值。我把那时的边塞诗称为西北第一个抒情阶段，代表性诗人有高适、王昌龄、岑参等。此后也虽有诗人们对西北风土人情的诗歌书写，但都是零散的，未能形成风气和流派。第二阶段则是130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西北地区又一次举起了一股浪漫主义诗风，被诗坛称为新边塞诗。其代表性诗人有周涛、杨牧、章德益、昌耀、林染、李老乡、张子选等。徐兆寿曾著有《丝绸之路上的诗人》一书，对这两个时代的二十位左右的诗人进行了研究分析。实际上，除了这些诗人外，在唐代以来有很多诗人都延续着这种诗风，而当代有不计其数的诗人都曾造访过敦煌、河西走廊、新疆和青海，写下无数诗歌。如果把这些诗歌总体进行命名，可建立一种有着独特美学风格的“边塞诗学”。如果说第一次边塞诗学因为敦煌在当时的不显而未被重视，而80年代以来的新边塞诗以及当下仍然在不断书写的西北诗歌，则可以说很多都是以敦煌为中心的新边塞诗书写。这些诗歌大都有浪漫主义美学气质，与古代的边塞诗一脉相承。“‘新边塞诗’继承了传统边塞诗的‘边塞性’，它是‘边塞’之于‘诗’的一种结合。‘边塞’作为定语，揭示和规约了这类诗的题材与美学追求，以及区别于其他诗歌的那种地域化特征。”敦煌作为新边塞诗中独具魅力的地理中心，激发着一批又一批诗人的创作激情，他们在这片充斥着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般绮丽想象的古老大地上，写下无数雄浑壮阔、悲怆深沉的诗句，使敦煌成为现代诗歌史上绕不过去的精神高地。

总体而言，当代诗歌中涉及敦煌想象的作品数量众多，而且艺术与审美并重。由于敦煌文化土壤的滋养，与同时期涉及敦煌想象的小说、散文和传记文学相比，诗歌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在形式创新与文学表现方面都有所突破，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新边塞诗人便成为了敦煌诗歌创作的主体，这其中的代表诗人就有李季、闻捷、昌耀、海子、林染、张子选、李老乡、李亚伟、叶舟、古马、胡杨等。他们的诗歌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从西汉设河西四郡的盛世之景，到历代高僧大德艰难跋涉开凿莫高窟，再到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再到近代民族屈辱的劫难，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了诗人们极佳的创作题材和精神资源。河西走廊绵延无际的荒漠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为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无限的遐想空间。独特的地域风貌为诗歌中的敦煌预设了西部的象征意义，敦煌可以被联想成为战火纷飞的古战场、最后一片净土的宗教圣地，甚至荒凉孤寂的彼岸理想世界，从而脱离了现实的束缚，让诗人们体会到了人性内在的孤独，思索形而上的精神价值。

正是这样悠久的传统，使得敦煌诗歌在几千年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如果从诗歌史的视角来观照当代以来敦煌诗歌的发展历程，则有一条清晰的脉络显现在我们面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大西北的热潮催生出了一批优秀的诗作，如郭小川的《西出阳关》，李季的《阳关大道》等，这些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充溢着浓郁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断变革，诗歌作为时代的号角而率先登场，抒情写意，为时代精神而吹响冲锋号，当代诗歌重新焕发了生机，敦煌诗歌作品在思想和形式上都偏向精神自由的抒发。诗人昌耀更是以富有哲理和个性色彩的诗作，由对存在意识的思考上升为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探寻。《在敦煌名胜地听驼铃寻唐梦》等诗篇都是以敦煌作为想象对象进行创作的，河西走廊广袤沉寂的大漠与敦煌厚重的历史文化成为了诗歌中的意向被不断书写。到了20世纪90年代，甘肃本土成长的诗人们逐渐成为敦煌诗歌写作的主力军，他们以敦煌想象为主题的诗歌引起当代诗坛的广泛关注。叶舟创作的《大敦煌》系列组诗、林染的《敦煌的月光》《敦煌飞天歌》等，都是这一时期敦煌诗歌作品中的佳作。这些诗人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敦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将地域特色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构建出具有理想高度的诗歌世界。

作为当代诗歌史上的天才诗人，西部一直是海子想象并向往的地方。他一生中曾两次进入西藏，写下了20 多首抒情短诗。第一次去西藏时曾到敦煌游历，写下《敦煌》《七月不远》《怅望祁连（之一）》《怅望祁连（之二）》等。在《敦煌》一诗中海子写道：“敦煌石窟像马肚子下/挂着一只只木桶/乳汁的声音滴破耳朵——/像远方草原上撕破的耳朵上/悬挂着花朵/敦煌是千年以前/起了大火的森林/在陌生的山谷/是最后的桑林——我交换/食盐和粮食的地方/我筑下岩洞，在死亡之前，画上你/最后一个美男子的形象/为了一只母松鼠/为了一只母蜜蜂/为了让她们在春天再次怀孕。”很多年以来，我都在想，海子怎么能有那样独特的想象。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解读海子为什么这样写，自然诗大概也真的是不能去解读，只能去意会。以敦煌为中心，海子写了额济纳旗的胡杨林、青海湖等，《熟了麦子》写兰州一带的麦子，“那一年，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在水面上混了三十多年的父亲/回家来/坐着羊皮筏子/回家来了/有人背着粮食/夜里推门进来/油灯下/认清是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半尺厚的黄土/熟了麦子”。而在德令哈，孩子写下那首著名的《日记》，“……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他还在另一篇诗论中认为，敦煌与埃及的金字塔是人类最伟大的诗，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今天我们的研究者没有去阐发的内容。

《河西走廊抒情》是“莽汉”派诗人李亚伟游历河西走廊的一次深情诉说。敦煌是河西走廊的西端，凉州是东端。如果从唐诗的传统来讲，“凉州”一词本身就诗意地代表整个河西走廊，甚至南疆地区。这是由汉时凉州的行政区域所决定的，那时凉州管辖今天的甘肃大部分、青海北部、宁夏和内蒙古部分、新疆部分地区，后来逐渐变小，在唐时缩小为武威一带。因为变动不居，所以“凉州”一词也便模糊不清，成为唐代边塞诗中的一个意象。这种意象影响着后来江南的诗人们。李亚伟的这首长诗由二十四首组成，全诗呈现出一独特的美学张力。诗人曾多次游荡在河西走廊的自然风光、历史与现实生活之中，西部的壮阔与豪迈不断燃烧着诗人的内心。在长诗中他写道：“河西走廊那些巨大的家族坐落在往昔中/世界很旧，仍有长工在历史的背面劳动/王家三兄弟，仍活在自己的命里/他家的耙还在月亮上翻晒着祖先的财产……我还没有在历史中看见我/那是因为历史走在了我前面……眺望身后的世界……”诗人仿佛历史的歌者，用那些厚重的言语和宏大的意象，重启在孤寂苍凉的荒漠之中覆没于黄沙之下河西走廊的历史记忆。可以说，《河西走廊抒情》建构出了河西走廊的诗学形象，诗中反复出现的祁连山、凉州、月亮等意象，建构起诗人再也无法归还的故乡。也正因如此，才让诗人更加强调对根脉和传统的体认，以此来寻求历史与文化记忆的精神归属感。

作为甘肃本土诗人，叶舟的诗歌蕴含着浓厚的西部情结，质朴而浓烈。其中，“敦煌想象”始终贯穿于诗人的成长历程，这是因为敦煌不仅是多种人类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载体，也代表着整个西部宗教和生态的存在本质。由此而言，叶舟的创作应该是属于“知识分子写作”，坚持人文主义的立场。但他显然更加注重诗人的个性，他不断将自我放置于西部孤寂的荒原之中，在封闭的语境里寻找真实的自我和诗性信仰。唐晓渡在总结“第三代诗”时说：“一方面世界之所存者皆可入诗：从琐碎的日常景观到神秘的巫术玄思；从现代人的孤独荒诞到初民般的泯然不察；从得自民间的脏话俚语到置身天国的人神感应，从稍纵即逝的原始性欲到永恒追慕的大化宇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是所有这一切都被要求提到诗的文本高度加以对待，经由一个相对自足的语言——符号系统而获得自在的生命。”叶舟的诗恰恰符合这一论述。对叶舟而言，生命的意义是诗歌的永恒主题，在荒漠化的自然意识如潮汐般悄然隐退后，灵魂的历险也正式启航，“月光下深刻的大鸟是一堆石窟。/门开启，雪线上之上的豹子仿佛主人。/九户人家，骑井而出。/辉煌的金身呀，是梦中的一块岛屿。/剩余之下的日子是草原之夜。/一日有的传唱，好像船舱中的一次生育”。生命的圆满形式在依旧苍茫的大漠深处构成了一种隐秘而巨大的力量，诗人的灵魂随着生息的繁衍而隐身于诗歌的虚构之中，在纯粹的个人内在经验里预示着“敦煌”生命的壮丽。叶舟正是用诗歌接近了“敦煌”，以此表达个人化的生存意境和历史视野，在“敦煌”的想象中开始世俗的生活和诗意的翱翔。

此外还有许多诗人对敦煌也展开了书写，这些敦煌诗歌作品题材多样，艺术风格多元。唐湜的《敦煌旅思》《月牙湖》、唐祈的《敦煌组诗》等，对敦煌奇异的自然环境和悠远历史抒发出无限赞叹和仰慕之情。杨炼《敦煌组诗》的创作，是诗人寻找文化根基的文本原型，其中弥漫着强烈的个性色彩和知识分子意识。诗人林染常年生活在西部，他的诗歌深深植根于西部这片广袤苍凉的土地上。在《敦煌的月光》《敦煌飞天歌》《跋涉者和敦煌》等诗歌中，敦煌和莫高窟的艺术意象已经与作者的内在精神产生了多层次的复调，以西部独特的生命体验抒发着诗人自己的诗歌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