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如何与时间“对话”

任何一次讲述对于言说者来说都可以视为一种“当代阐释”，和其所处的现实语境密切相关。这句在很大程度上与克罗齐伟大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保持一致的判断，本身就隐含着“时间问题”。时间，不仅因其世代更迭、恒久存在深刻影响人类的生命史与文明史，还因其不可触碰、玄奥神秘而成为古往今来中外文学的基本要素和反复追问的话题。当然，由于文学体裁及其发展历史的不同，文学表现时间的方式也有相应的差别、提供的言说领域也各有不同。以本文所言的“中国新诗：如何与时间‘对话’”为例：在占有大量相关题材作品的前提下，《时间困境与诗的超越——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的出版，首次以专著的形式和规模呈现了“中国新诗时间抒写”的图景，启发我们如何以系统、整体的视野，从新诗这一独特且带有鲜明现代色彩的文体书写去考察“时间问题”。而一旦我们将目光转移至新诗，“文学中的时间”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也随即显露出来，由此引发的思考也随即深入与拓展开来。

一

相对于以往谈论中国诗歌的时间问题总是以古代诗歌为例，《时间困境与诗的超越——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一书的首创之功就在于发现了“新诗中时间抒写”这一少人问津的领域，进而在勾勒内部风景的同时，展现著者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超越、整合以往研究中简单化、零散化、局部化的态势，结合时间观念的古今异同、中外之辨，使中国新诗的时间问题阐释呈现出宏阔、立体、系统的认知视野。至于著者着意使用“抒写”而非常见的“书写”，显然也是为了能够充分体现新诗与时间“对话”过程中主体的生命意识和时间的魅惑，从而提升研究本身的精神品格。

新诗（或曰现代诗）作为中国诗歌的现代阶段产物，在整部漫长的诗歌史中，自可被归纳为尚属晚近、时间短暂、有待充分展开。新诗的历史现实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对于时间这一古老命题的表达与总结。从已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关于“时间”的阐释基本只停留在具体的作品分析层面，没有得到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但新诗发展的实际告诉我们：相对于“时间”，新诗的抒写是最具活力，也是最具现实意义的。通过语言革新、文体解放和外来资源的汲取而显现的新诗之“新”，本身就隐含着时间的密码。如果说新诗的诞生生动地体现了20世纪“动”与“反抗”的时代精神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那么，从唯新意识、求变逻辑的角度看，上述精神必将在不断延续中指向遥远的未来。而对于置身其中的我们，需要做的则是如何超越表象、深入内部，在总结过往中获得新的经验，丰富中国新诗研究的实践。

其次，是确立新诗时间抒写研究的基本理路，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了能够更为详细、准确地呈现新诗时间抒写的情态，著者将“时间”划分为若干层次。在第一章“‘时间体验’与中国诗歌的历史转型”中，著者先是以“时间体验”为线索并区分内外相关的两个相互渗透的层面：第一是对诗人心态与诗歌写作有明显影响作用的“时间意识”，它的“深层嬗变会促进诗歌在思想、形式、文体、语言等方面的革新与转型”；第二是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的诗歌写作所传达出独具个性的“时间抒写”，其既表现为不同时代语境下“时间主题”的整体趋势，又表现为不同诗人基于自身的体验对时间展开的多维抒写。而后，则是结合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提出现代时间观念。现代时间观念“作为意识深处一种更加本源的思想力量”，不仅“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发生”，“成为新诗现代性的起点”，而且还由于其介入深刻反思了以往关于新诗“发生学”研究的相关范式。

在“‘时间体验’与中国诗歌的历史转型”中，马春光还曾将人类的时间观分为三个主要维度，即“个体生命的时间感知（观念）、自然宇宙的时间感知、社会历史时间观”，“它们分别对应着人类对时间进行透视的个人维度、宇宙维度和历史维度”，并为其后三章内容的展开提供线索和依据。从第二章开始，著者有意从“生命时间”“历史时间”“宇宙时间”的角度阐释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其中，第二章“现代性视域中的‘生命时间’”主要分析现代语境下新诗对于“生命时间”的表达。由于时间和生命状态联系在一起，所以，从自然时间的角度进入，很容易读到“黎明”“午后”“黄昏”“夜晚”等主题意象；同样，由于生命时间的有限性，自然时间的无限性，个体生命很容易感受到强烈的“时间焦虑”，并在持续深化中抵达“死亡想象”。与“生命时间”相比，第三章“历史时间”的阐释以“直线”“点状”“圆形”为“三重面目”，既以线性时间观指向“未来”信仰，又以“当下”立场消解了时间长度，而“时代更替”“四季循环”则以近乎循环的方式实现了“圆形”的时间往复。第四章“知性诗学视域下的‘宇宙时间’”则以理性的维度，考察新诗如何以思辨的方式展开关于时间的想象，在为时间赋形、冥想和瞬间萌生的诗思之中，诗歌与哲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诗中的知性化写作。

再次，是20世纪的视野和“时间主题”史的初构。在具体论述中，著者以20世纪中国新诗所呈现的时间观的演变为依据，以贯通整合的形式的方式力求突破固有的“现/当代”分期方式。这种基于特定角度的“脉络化”策略，必然促使著者采用另外一种“总体化”的方式去探讨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而实际上，“生命时间”“历史时间”“宇宙时间”的归纳与梳理也确然是以多重“时间主题”立体重构了中国新诗的写作图景。为了更好呈现因“脉络化”叙述而“稀释”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著者依据如下变量：或是创作了大量关于时间的文本、具有典型性；或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写出特殊的文本，见证时间意识的嬗变；或是对应了“加速”时代的生活“三重前提”，以“时间抒写的个人维度”为题、每人列为一节的体量，分析了何其芳、穆旦、洛夫、翟永明、欧阳江河、西渡6位诗人的创作。“时间主题”的概括与梳理、“个人维度”的补充与比照，且在每个专题论述时遵循历史化的逻辑，不仅使《时间困境与诗的超越——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呈现了纵横交错、繁复立体的论述结构，而且也使此著述初现中国新诗“时间主题”史的样态。

著者曾在“结语”中对“新诗时间抒写的语言特征”加以总结，从而使著述内容进一步完备、饱满。总之，《时间困境与诗的超越——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所列诗作准确、恰当而丰富，文本细读与分析颇具功力，思想史、社会学与文学主题学方法选用得当。无论是相对于中国诗歌的时间书写研究，还是相对于现当代文学时间书写研究常以小说为个案的现状，其都堪称填补了研究的空白点，是近年来新诗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对于丰富和拓展中国诗歌时间主题研究和现当代文学时间书写研究视野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

秉持不同的学术理念，即使面对同样的选题，也会有不一样的研究进路和相应的研究图景。在此前提下，我们完全相信在言说“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的过程中，有人会突出具体主题的梳理，有人会采用流变论的思路，还有为数众多的讲述方式，而学术研究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个人性正由此体现。就本文而言，笔者只想在《时间困境与诗的超越——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已率先进入、取得实绩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进而为丰富、完善此课题研究增加某些可能。

其一，如何辩证理解现代性视野下新诗时间抒写的复杂性问题。

现代性是中国新诗时间抒写研究过程中必然要提到的一个词，同时也是言说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一个经典命题。无论是新诗的诞生还是现代文学的发端，“现代性”就当时的“思考和论说方式”来说“是基于一个新和旧的价值分野和对立”，即“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一切事物都要求新，而且认为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而过去的一切都是旧的，不值得遵从。”这种思考方式就本质而言是“基于一种时间是直线前行而历史是前进的观念，认为现在比过去好，而将来比现在更好”。正是由于肯定了现代性的启蒙精神和时间观念上的新向度，并看到其与中国传统时间观念之间的歧义，新文学的倡导者才充满自信，大胆使用现代白话、尝试新文体，这是包括中国新诗在内现代文学诞生的思想依据，也是新时间观念及其有效实践的必然结果。

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式”。现代性对未来的渴望，使之视野之内一切事物的生成和向前发展变化都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果真这样，“现代性”会使新诗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无可争议的优势、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从白话新诗诞生不久，便有新月派、现代派以“格律”和“象征”的方式拯救其“散漫无纪”的现象，到1958年“新民歌运动”以“民歌”和“古典”作为“中国诗的出路”，再到21世纪初“新诗有无传统”的争议，现代诗是否已取得了同古体诗一样的艺术成就？是否比古体诗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疑问已成为困扰新诗的世纪难题。

应当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现代性确立一种新的、现代的时间观念之外，与之对应的文化传统也是一种时间，也有其不断生长的趋势，且具有集体无意识倾向。现代性与此前传统的冲突首先源于各自不同的时间界限，但更为复杂多义却在于两者重叠时内在的异同及转化的可能。相对于中国诗歌的传统，现代性视野下的新诗短促、不充分，其中还夹杂外来文化资源的介入与融合，但无论怎样，在中国诗歌的脉络中肯定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彻底割裂传统。进行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类比，现代性相对于传统的“不变”与“变”，颇与广为研究者熟知的“两种现代性”的“冲突”，即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有几分相似。在广义的诗歌业已形成的本质化审美印象和境界追求的背景下，现代性在审视过往、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同样不断反思着自我。对审美艺术的向往与追求不仅使现代性视野内的新诗需要以持续生长的方式维持自我的存在，还会由于自身尚不成熟而在某一刻呈现时间上的“迂回”，甚至“扭曲”的状态：从20世纪30-40年代林庚、废名等人的诗歌创作呈现“晚唐的美丽”；从新诗时常“用典”，甚至许多已获新诗史定评的老诗人在晚年开始古体诗的创作；从郑敏、任洪渊、杨键等“回归古典”以及研究界关于新诗古典传统的“再发现”，新诗与传统不可分离的关系，以及由此呈现出的“时间的困境”，需要立于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视野才可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

“九叶派”诗人郑敏晚年在回顾“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时曾言：“现代性包含古典性，古典性丰富现代性，似乎是今后中国诗歌创新之路。”就目前中国新诗的发展状态来看，这一判断肯定可以作为有效的方式之一。新诗汲取传统资源，提升诗歌意境，不仅可以接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保持汉语的形象，而且还可以此拓展新诗的表意空间。如果我们全面考察当代语境下新诗的创作，不难发现，所谓新诗既可以使用现代的时间及其思维方式，也可以汲取古典的时间及其思维方式且二者可以同时兼而有之。正如中国古典诗歌中三种意象母题“伤春与悲秋、离情与别绪、思乡与怀远”，无一不与时间有关，又无一不是现代诗歌经常重复的主题。新诗向传统“复归”有益于其抒写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同时也有助于“时间”的多维表达。现代性视野下的新诗是中国诗歌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时间上有明确的“进步性”与“方向性”，但在此语境中，年、月、日及四季轮回仍旧是我们感受时间、言说时间的具体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并未使新诗时间抒写简单化、明晰化，相反倒更为多元化、复杂化了。时间的发展只会增加表现时间的可能，使之在展现历时性的同时展现共时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三

如何从“时间中的诗歌”考察“诗歌中的时间”的问题？时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同样也是一个复杂问题。时间先于写作、写作孕育于时间之中，很容易使人在谈论新诗中的时间抒写时自然联想到“诗歌中的时间”：或是对季节、黎明、正午、夜晚以及具体时间的书写，或是以文字展现曾经的记忆、流逝的感怀，而时间主题就这样成为一种逻辑上的首选。但在“诗歌中的时间”之外，是否还有一个“时间中的诗歌”问题？正如新诗的历史同样可以被分成若干以时间为单位的阶段，时间的发展会为新诗写作带来新的内容、赋予新的意义，直至产生新的关于时间的诗歌叙述，而我们恰恰可以在新诗的“时间简史”中找到新的内容。

在《时间困境与诗的超越——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中，马春光以“钟表”意象为中心，分析了“加速时代的时间体验与诗学呈现”，让人读后或有耳目一新之感。机械、精准计时器意义上的“钟表”的出现，显然将人类带入一个崭新的“时间阶段”。从“自然钟”到“机械钟”，技术与接受方式的变革使人们从古典走向现代，从乡土进入城市。“钟表”刻度越精细，记录的时间越精确，人们便越会感受到时间的可贵与无处不在的掌控力。“钟表”的介入和出现于诗歌之中，先是一个“时间中的诗歌”问题，后是一个“诗歌中的时间”问题，遵循写作以现实之物表现世界的原则。选取“钟表”作为写作对象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充分考虑到新诗文本内外的时间，新诗时间抒写的历史才会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