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当代文学的学科性质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不小成就。大批文学史著作相继问世，当代文学史料学乍然崛起，对于学科内涵和学科难题的讨论也渐次深入。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走向“成熟”，但随着历史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取得学术成就最为突出的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却突然出现了一股“反学科化”的学术思潮。它拒绝“简单地界定‘学科’对象并捍卫学科边界”，朱羽：《历史、形式与文化政治——当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构造》，《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要求“从原理上对‘文学史’这种认识装置进行反思”，周展安：《“当代性”的绽出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反历史化”契机》，《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因而所触及的就不是研究对象或研究方法之类的学科性问题，而是对于这门“学科”的基本理解。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股“反学科化”的学术思潮？当代文学是否应该被看作一门“文学史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如何讲述学科史才能解放这门“学科”？本文将以这股“反学科化”的学术思潮为入口，通过分析学科知识的生产机制重构学科史，进而探讨当代文学的学科性质。

一、当代文学的“学科化”

要理解“反学科化”的学术思潮，首先要认清何谓当代文学的“学科化”。简要地说，当代文学的“学科化”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知识生产的学院化，其二是学术内容的“史学化”，其三是“历史化”对“史学化”的改造。

知识生产的学院化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虽然1978年教育部制定的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现代文学教学大纲已将“当代文学”确定为一门新课程，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的知识生产受高校教育体制的影响并不大，起主要作用的是作协体制。例如当时上海作协设立的理论组，就曾培养出程德培、蔡翔、吴亮等许多批评家。著名的“杭州会议”也由《上海文学》编辑部主办，它直接影响了“寻根文学”的创作和阐释。在此之前，《上海文学》还发表过《为文艺正名》和《关于现代派的通信》等轰动文坛的文章，而它们的作者均非学院中人。高校学者的影响力直到80年代末方才显露，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重写文学史”。这场讨论虽然依托从《上海文学》分化出来的《上海文论》，但栏目主持人和文章作者已不再是作协培养的批评家，而是高校学者。此后，高校学者与学术刊物的类似合作越来越普遍。1990年最后一期的《上海文学》发表了王宁的文章《论学院派批评》，这篇文章宣告了高校学者正式登上文坛，可以看作当代文学的知识生产从作协体制转向学院体制的标志。也就是说，当代文学自此才被充分纳入“学科”范畴之下。

不过，“学院派”的学术活动并没有像王宁等许多人设想的那样沿着批评的路子走下去，而是朝着文学史的方向直奔而去。1995年，杨匡汉在讨论“学科建设”的时候还在“倡导中国自己的‘新学院批评’”，杨匡汉：《在多重空间里沉潜与运思──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进言》，《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到了1999年，葛红兵已经将这个命题修改为“‘当代’文学史学科建设”。葛红兵：《关于“当代”文学史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1999年第11期。在学院体制及其学科体系中，当代文学很容易被认定为一门“文学史学科”。因为文学学科整体上以文学史的方式划定边界，于是“当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一种学科意识自然就被生产出来了。发现一个“新领域”的欣喜和被动“史学化”的压力，往往同时在当代文学史家的笔下流露：“现代文学史研究，相对说可能是‘很’‘成熟’了……对‘当代文学’而言，则是寻找使之‘规范’和‘稳定’的路子。因而前者将会有更高的‘学术水准’，而后者或许有更大的新鲜感和挑战性：因此，我们也不必过分悲观。”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第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在这里，“当代文学”作为“史”的优势和不足，都是“相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而被发现的。这表明学院体制生产出了一种以“现代文学史”为参照，来研究“当代文学”的学科性学术。据统计，1990—1999年间，新增当代文学史著作多达32种，王万森、刘新锁：《文学历史的跟踪——198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述史料辑》，第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其中不乏洪子诚编著和陈思和编著的文学史这样的典范之作，加之作协体制和文学批评明显走衰，所以20世纪90年代便出现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

如果当代文学研究完全由学院体制推动，它可能会一直停留在“史学化”阶段，但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思想论争，特别是“新左翼”在论争中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学科”的面貌。蔡翔对此早有珠玉在前，在2006年那篇著名的《两个“三十年”》中，他这样写道：“对前‘三十年’的研究刚刚开始，这也是基于近十年来对中国现实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因此，重新强调社会主义的经验就成为这一研究或明或隐的背后动力，并直接诉诸于对现实的批评。”蔡翔：《两个“三十年”》，《天涯》2006年第2期。打捞“社会主义经验”的文化政治诉求落实在“前‘三十年’研究”中，便形成了改造文学史的种种尝试。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制度史、社会史、情感史等角度研究文学史。文学被重新嵌入历史，历史被重新发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阶段由此进向了“历史化”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化”可以看作由作协体制孕育的批评传统在学院体制下的复现，因为它不仅“直接诉诸于对现实的批评”，而且很多倡导者本就是批评家出身，但“历史化”毕竟发生在学院体制下，必须保持明确的“学科意识”，即“文学史”意识。这不仅是如前所述的行业共识，也包含了国家对于学科建设的制度性要求。吴秀明说得很透彻，当代文学研究“向知识化、专业化、学术化的阶段和层次推进”，其实“与新世纪以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加快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三个体系建设有关”。吴秀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学科意义及其与外部社会的结构关系》，《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因此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注定为两种力量所拉扯：如果失去了现实指向，便难以突破既往史观的束缚，获得重新处理史料的能力；但若忽视了学院体制及其背后的国家力量，则又无法获得学术体制的支持，甚而无法将历史认知转化为同行可以接受的学术表达。那些有所建树的“历史化”往往是在这两股力量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或者为这两股力量建立了某种平衡。譬如罗岗为《重返“人民文艺”》所写的长篇序言，既是对“人民文艺”的重新发现，又包含了对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呼应和阐释，而其中的全部复杂性，又需要落实到文学史中来，“寻找新的、更具有解释力和想象力的文学史范式”。罗岗、孙晓忠：《重返“人民文艺”》，第2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坚持在“文学史”的框架下讨论问题，就是遵循“学科”的基本规范，可见“历史化”需要内在于“学科建设”来实现它的文化批判。

如果从《两个“三十年”》算起，在上述张力关系中寻求平衡的努力持续了十多年，但是最近反思的声音开始出现。例如蔡翔在谈到“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崛起”时，一方面承认“学科性问题永远都是最重要的”，承认史料的挖掘带来了“当代文学的陌生化”，并促使我们形成“自己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又不厌其详地提醒人们：“分工越来越精细”可能带来“整体性视野”的丧失，“职业习惯的养成”可能导致“技术背后的动力的丧失”，以及由“学科化”而“体制化”，可能使当代文学研究“异化”为“一门‘生意’”。蔡翔：《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动力来自哪里》，《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分工的精细化、研究的职业化，以及学术的体制化，本该是在推动“历史化”之初就预料得到并为之做好准备的事，为什么它们会被重新问题化？究竟是“历史化”的研究方向出错了，还是文化政治“前进”了？在“反学科化”的学术思潮中，这些问题得到了充分解答。

二、“反学科化”的学术思潮

这股“反学科化”的学术潮流矛头所指正是“历史化”。朱羽指出：“历史化”的“不断重演乃至强化”，“暗示着学院知识生产机制已然逐步‘常态化’”。它的限度也暴露得愈发明显：即便“我们恢复了文学及其周边的整个历史构造”，也无法“回应50—70年代文学的历史后果”，无法“说出比这一后果更多的东西”。这一判断的深层逻辑是，“历史化”首先意味着承认“历史”不可更改地“成为过去”了，无论何种“历史化”也不可能撼动“历史”已经“成为过去”这一“事实”。要想突破“历史化”的限度，重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接，朱羽认为必须在“历史化”之外为当代文学研究添加两个新的要素：“形式关切”和“文化政治”。因为“形式”“能够联通到更为完整与鲜活的世界及其想象性维度”，而“文化政治”则意味着有选择地“释放出不同的生活形式的潜能”。朱羽：《历史、形式与文化政治——当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构造》，《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在这个“历史—形式—文化政治”三位一体的构造中，历史研究被改造成了一个“跨语际实践”的过程，一种将“作品的生活世界”有机嵌入当下语境从而创造未来的文化批判。如果说脱胎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文化研究通过揭示资本的逻辑如何塑造人们的文化想象与生活方式开创了新世纪以来最有力的文化批判，那么朱羽更愿意以曾经存在的“生活世界”及其“想象性维度”轰击资本化的“生活世界”并为之提供一个出口。在这里，隐遁于“学科”之中的批评传统再次重现了，但它不再满足于以“学科化”的方式打捞“社会主义经验”，而是更加关注将历史经验现实化的途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突变？

周展安对“历史化”的批判恰好提供了答案。周展安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当代性”“绽出”的历史时刻，“既定观念和解释模式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面前普遍失效”，“中国仿佛变成了一个磁场，它把所有曾隐于历史之中的价值矢量都吸纳在自身当中并努力促使其相互融合。在这种历史被现实化、时间被空间化的构造中，通常所谈论的历史从原理上已经消失了”。因为“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在历史的终结处完成的”，当历史叙述随着“当代性”的“绽出”而崩解，被它们对象化的价值内容便重新获得了介入现实的能量。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对文学的讨论不应继续在“文学史”的框架下进行，而应“循着文学如何把握‘当代性’、如何与‘当代性’共振的脉络，把作品把握为一个开放的思想课题，把文学批评拓展为社会批评和思想批评”。周展安：《“当代性”的绽出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反历史化”契机》，《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这意味着重新发明历史文本之“当代性”的“跨语际实践”并不是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而是由时代需要所决定的知识生产原则。如果说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根源于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现实的批评，那么眼前这股“反学科化”的学术思潮则是基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可能性的觉知。

不过，罗岗和贺桂梅恐怕不会认同“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在历史的终结处完成的”这个说法。在罗岗那里，“当代文学”的学术史乃是一个不断突破“20世纪中国文学”，进而重新发现“人民文艺”的理论进程。首先，唐小兵《再解读》突破了“‘重写文学史’不断强化的‘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将‘现代’把握为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悖论式结构’”；继而，洪子诚的文学史将“一体化”的文学史过程上溯至五四，有力地回应了“断裂论”；最后，蔡翔的《革命/叙述》正面论述了被“20世纪中国文学”遮蔽的“革命中国”。所以在罗岗看来，新的知识构造应该是基于“‘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辩证统一”，来构想“新的、更具解释力和想象力的文学史范式”。罗岗、孙晓忠：《重返“人民文艺”》，第2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不同于罗岗对“文学”“文艺”的重新发现，贺桂梅对文学史重构有赖于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下挖掘“中国”的多重内涵。她一方面将“中国”的范畴落实于“民族形式”的论域，另一方面以“中国”的范畴处理“1979”的历史转折。无论是罗岗还是贺桂梅，都没有将历史叙述理解为对历史的告别或还原，相反，他们通过重构历史激活了被“20世纪中国文学”压抑着的“价值矢量”。这种创造性的历史书写并不承认“历史”已然成为过去，反而着眼于“历史”如何掘进，即中国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历史可能性。如果说新时代对当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文化政治要求，那么罗岗和贺桂梅通过重构文学史所创造的文化政治势能未必逊色于重新发明历史文本之“当代性”，因为他们重新发明了“文学史”这个现代性认识装置的“当代性”。

基于以上考虑，我并不认为这股“反学科化”思潮会终止人们重写“文学史”的热情，但“文学史”的学科地位无疑被深刻地撼动了。因为这股思潮不光重建了学术与时代的关系，还从哲学的高度重释了“当代”的概念：“当代”与其说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同质的编年体时间，不如说是因革命而产生的“在渴求、在施加压力，在改造时间”的持续的“当下”。朱羽：《历史、形式与文化政治——当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构造》，《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这一辨析将“当代文学”从“文学史”对象的位置上解放了出来，阐发为一个不得不“承载所有历史后果与矛盾”的持续展开的文化政治进程。如果可以这样来理解当代文学作品，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当代文学知识？如果可以这样理解当代文学知识，那么“当代文学”还是一门“文学史学科”吗？要言之，对“当代”概念的重新阐释，包含了对学科性质的重新指认，但这一指认成立与否的关键，还在于能否得到学科史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