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批评多元价值体系的生成与流变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06

在中国新文学百年发展史中，乡土文学概念经历了“乡土文学”“农民文学”“革命乡土文学”“农村题材小说”“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变化，不仅表现对象、内容主旨、精神旨趣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且乡土文学批评也在不同价值观念的指引下呈现出多元价值特征。即便是概念命名的模糊，也未改变主流意识形态对乡土文学的青睐，同时得到学术研究的长期关注。关于乡土文学的本质、功能和存在意义等价值问题的理论探讨逐渐深入，呈现出本质论与价值论相融互生的理论样态。

乡土文学批评与乡土文学理论有着紧密关联，是一种运用概念来分析、认识、阐释乡土作家、作品，以及总结创作规律的理论活动。它包括对乡土文学本质规律的反思，发展经验的总结，以及对作家作品（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等）和其他乡土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的阐释和评价。这种阐释和评价基于对乡土文学价值内涵的根本认识，受到乡土文学批评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在乡土文学批评的百年发展中，价值观念的生成与流变构成了乡土文学批评的多元时代样貌。批评者对乡土文学“应当如何”“发挥什么作用”“对谁起作用”等问题所做的观念性阐释，给不同批评主体相互对峙和对话提供关键性话语资源。一般来说，受主客观条件限制，批评主体会以集体面貌出现，表现出对同类问题的集中关注，进而生成各自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这样相同价值取向的批评主体就构成了一个“批评群落”，在一定政治条件和时间范围内发挥效力。例如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者”关注的是乡土文学对人的精神疗救作用；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地之子”看重的则是乡土文学在传承乡土精神上的价值；而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革命者”最关注的是乡土文学之于社会的重要意义。批评主体不断强化的现实功利目的，使他们对乡土文学价值问题的关注，远超对乡土文学本质规律的研究。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批评实绩中价值评价占据主导，批评主体立足于“人”与“社会”两大支点，围绕乡土启蒙、思想解放、社会解放等价值关怀问题，在乡土文学批评观念形态理论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与思想成果。这给我们提供了从思想来源、价值取向和观念演绎等角度进行经验总结与理论阐释的必要基础。本文将围绕鲁迅、周作人、茅盾所代表的“启蒙者”“地之子”“社会革命者”三个批评群落生成、发展和演进的历史规律，将百年中国乡土文学批评价值取向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总结三个批评群落的批评实践，阐释中国乡土文学批评价值取向的时代性、群体性、差异性。

一、乡土文学批评疆域的开拓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封建王朝的破灭与西方列强的掠夺，社会秩序遭到重创。在变动的历史境遇中，乡土之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不再囿于经济支撑和旧伦理的维系，它指向了一种全新的现代社会关系，并在城乡分离、新伦理的生成、政治路线的确立上发挥关键作用。虽然中国古代不乏描写农民生活、田园诗意的文学作品，但以现代意识去建设乡土文学及其理论却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与西、城与乡、工业与农业的碰撞中，开启了中国乡土文学批评多维度演进的历史序章。

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中国乡土文学批评历史起点是1910年。周作人称赞约卡伊·莫尔的《黄蔷薇》为“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周作人：《〈黄蔷薇〉序》，《苦雨斋序跋文》，第10页，上海，天马书店，1934。但此后十余年间，周作人并没有将此概念自觉运用到小说创作和批评中。也就是说，乡土文学概念在五四以前与中国本土小说创作、批评实践并未发生实质性关联。要追溯中国乡土文学批评的起点，还应当从20世纪乡土小说开辟者鲁迅说起。1918年5月15日，鲁迅的《狂人日记》首发于《新青年》第4卷第5期。这不仅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奠基之作。1919年，傅斯年、钱玄同、吴虞等人纷纷撰文，肯定《狂人日记》的反封建意义和启蒙价值，从此，中国乡土文学批评有了本土研究对象和鲜明的价值取向。1923年，《呐喊》结集出版，有关鲁迅的乡土小说批评在同人期刊上掀起一股热潮。张定璜首在文学史上提出鲁迅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而且肯定《狂人日记》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让我们“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张定璜：《鲁迅先生》（上），台静农整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第20页，郑州，海燕出版社，2015。启蒙论调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评论界阐释鲁迅乡土小说的核心话语。鲁迅本人也以杂文、创作谈、序跋的形式，表达他对于乡土文学启蒙功能的理论构想，“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鲁迅的这一论断不仅可以作为其乡土文学创作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在他的批评中也是一以贯之。他要通过“呐喊”叫醒在铁屋中“熟睡的人们”，在被叫醒之后，“你就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在鲁迅的影响下，许钦文、王鲁彦、台静农、许杰、潘训、彭家煌等乡土作家纷纷以杂谈、通信、读后感等形式，发表即时性创作批评，进一步表现启蒙者对乡土社会的强烈价值关怀，以“人”为中心的启蒙乡土批评初成规模。

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首倡者，周作人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集中阐发他的乡土批评理论。不同于与启蒙主义功利性思想，周作人注重乡土文化的精神传承，提倡将故乡、土地与民族性情感相连且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他认为“中国人之爱国”是因为这里“凝聚着自己童年记忆和生命体现的土地”“夫人情恋其故乡，大抵皆尔，生于斯，歌哭于斯，儿时钓游之地，有毕世不能忘者，天怀发中然耳”。周作人：《中国人之爱国心》，《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74-7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土地不仅凝结了童年记忆，更承载着永世难忘的乡土情感。在《地方与文艺》《在希腊诸岛》《〈旧梦〉序》《〈竹林的故事〉序》等文章中，周作人提出了“特殊的土味和空气”“地方趣味”“乡土的色彩”等一系列批评概念，要求一切文艺“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龙集》，第1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可见，周作人对于土地所具有的文化精神之器重，而后周作人又将文学中的“地方色彩”上升到建设国民文学的关键位置。他认为：“地方色彩的文学也有很大的价值，为造成味道的国民文学的元素”，因为“我们理想的中国文学，是有人类共同的性情而又完具民族与地方性的国民生活的表现，不是住在空间没有灵魂阴影的写照……人地的关系很是密切”。周作人：《读草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11-1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以“乡土”传递个人情思，以“地方”彰显真实性情，以“风土”展现民族文化特色，至1925年周作人基本完成了他的文化审美主义乡土批评理论建构。文化审美属性作为乡土文学的本质规定，无论持何种批评观点的批评者似乎都无法绕过这个价值维度。茅盾在20世纪20年代也对“地方色彩”进行过三次理论阐释，足见其对乡土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重视程度。一次是在1921年编辑《文学小辞典》时，分别就“乡土艺术”“乡土小说”“地方色”等文学概念进行定义：“地方色就是地方的特色。一处的习惯风俗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既个性。”茅盾：《“乡土艺术”“乡土小说”“地方色”》，《国民日报·觉悟》1921年5月31日。不久，又专门针对“地方色”的词条进行了修正，开始强调“特殊的风俗与景物”的联动影响。直到1928年茅盾从唯物史观出发，认定“地方色彩是一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不但有特殊的色，并且有特殊的味”。茅盾：《小说研究ABC》，第113-114页，上海，世界书局，1928。茅盾一直在思考乡土文学中“地方色彩”的价值旨归，提出审美性与现实功利性均衡发展的基本要求，更加强调客观写实在“地方色彩”批评范畴中的重要意义，由此表现出与周作人完全不同的价值视域。但是周作人、茅盾有关“地方色彩”批评概念的理论争鸣并没有影响批评话语的演进。厂正、朱湘、玉狼、张定璜在分析鲁迅小说时，都曾以浓厚的“地方色彩”来肯定鲁迅乡土小说的艺术成就。郑伯奇、俞平伯、胡怀琛、种因、郁达夫则在国民文学、民众文学、农民文学的讨论中，直接以“乡土艺术”“地方色彩的农村文艺”“乡土色调的诗”来指代乡土文学，再次从理论上对“地方色彩”和乡土题材加以肯定，给正在萌芽中的乡土文学注入一剂强心针。

纵观新文学初期的乡土文学批评，形成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两大批评路径。启蒙主义乡土批评以“人”为中心，强调乡土文学的思想启蒙意义，其价值取向主要有三：一是聚焦于“人”的价值关怀，在关注人性、肯定人的价值基础上，主张“为人生”“改良这人生”而创作，为现代乡土文学树立起“人学”标志；二是积极介入现实，以尖锐批判刺激“人”的觉悟，将人们从种种习焉不察的旧文明、旧文化中解放出来，以期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三是利用“理性”为传统大地“祛魅”，扬弃非科学、非民主、非道德的文化积弊，试图在政治、经济、科教、伦理、文化等诸多方面推动变革，建构一个思想自由的民主社会。启蒙者关心乡土又批判乡土，他们既是批评主体又背负着被批判者的过往。当他们重新评估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社会关系时，逐渐演化成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双向批判。启蒙者批评的姿态是孤傲无依的，批评视角也是俯视的，批评话语虽然使用了现代白话，并试图与普通读者建立情感联系，但是精神上没有完全退去知识分子的桀骜气息，对于将来如何“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茅盾：《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影印本），第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这也为后世乡土文学批评观念分化埋下了伏笔。

20世纪20年代围绕“地方色彩”进行的理论探索则初见乡土文学审美价值取向的多样性特征。首先，周作人、茅盾、王伯祥等人从文化审美视角完成了对乡土文学本质规定的重要论断，“地方色彩”已经成为乡土文学区别其他题材的根本特征，这也是对世界乡土文学本质规定做出的中国化解读。其次，在周作人的推动下，乡土文学的民族性与国民性、个性与地方性被统摄在“地方色彩”的审美导向之下。浓郁的浪漫气息、鲜明的文化色彩、割舍不断的乡土情怀共同构成中国乡土文学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场域。最后，有关乡土文学“地方色彩”的讨论则映照出不同批评主体的价值立场之别。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地之子”面对现代性侵蚀采取了一种抵抗性策略，想要以乡土精神的延续去保持乡土社会的独立；而茅盾等人则逐渐成为乡土社会积极的“改造者”，“文学的社会意义”才是他们“一贯的态度”。总体来看，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批评以现实主义为底色，混合浪漫主义因素，牢牢扎根中国本土经验、民族意识、社会现实、地域风俗，形成了启蒙思想之维和审美情感之维两种批评价值取向，彰显出中国乡土文学批评丰富的理论底色。

二、乡土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多元探索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迅速发展、不断革新的成长阶段。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观、人生观、文学观都随之重新调整和规划，乡土文学批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历史节点，中国乡土文学批评价值观念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价值取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价值立场共同铸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乡土文学批评的价值观。

首先，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标志着乡土文学批评价值取向有了新变。全民抗战的时代氛围要求乡土文学批评必须积极肯定民族意识，彰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而五四新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传统和个人化的价值诉求逐渐被民族救亡声音所掩盖。随着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理论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各种文化政治集团对乡土中国理解得更加深刻。经历20世纪20年代末有关农民文学和革命文学激烈的理论交锋，乡土文学批评的政治价值取向开始占领舆论高地。无论是钱杏邨的“宣传”论，还是瞿秋白的“留声机”论，他们要求一切文艺活动的开展都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价值准绳。“文学的事情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瞿秋白：《关于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的注解》，《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第2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30年，“左联”的成立标志着革命乡土文学批评由自在走向自为。潘汉年执笔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和冯乃超起草的“左联”理论纲领具体规定了“左联”的目标任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无疑义的它应当加紧完成革命斗争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之任务。”潘汉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拓荒者》1930年第3期。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丁玲等拥有不同乡土立场的作家纷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乡土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开始向工农大众倾斜。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中，呼吁文艺理论、文学创作一定要和实际社会斗争接触，“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萌芽月刊》1930年第4期。“工农大众”既是统一战线的主体，也是文艺目的，左翼乡土文学批评须以革命意识为本位观照乡土，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为工农大众服务。“左联”时期的三次大众化讨论沿袭了“革命文学论争”的基本观点和价值取向，提出要“创制”适合于“工农文化水准的作品”。这相当于从正式组织层面，确认了革命乡土文学的历史地位。在“左联”的“指挥棒”下，同时代“几乎所有的作家全写农村去了”，任白戈：《农民文学底再提起》，《质文》1935年第4号。而且乡土文学批评概念也逐渐转换为农村题材小说。这也间接说明了中国乡土文学理论的先导性，它总是先于文学创作并指导创作，体现出中国乡土文学批评主体自觉理论意识和深厚理论功底。

其次，1935年赵家壁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标志着乡土文学批评的历史新起点。1935年，茅盾和鲁迅分别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撰写《导言》，对新文学第一个10年的小说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梳理。在《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提出乡土文学概念和批评范畴，这为后世开展乡土文学批评提供了基本价值参照。鲁迅将乡土文学的创作意义概括为“侨寓者”“隐现的乡愁”，乡土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定位于“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鲁迅：《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影印本），第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这些批评理念基本上延续了鲁迅的启蒙主义批评思想，并且兼顾到乡土小说的美学内涵，与“地方色彩”的价值取向相呼应。不仅如此，《导言》之所以能够成为乡土文学批评的历史新起点，还在于茅盾的《小说一集·导言》已经展现出完全不同于鲁迅和周作人的批评理路。早在20世纪20年代，茅盾就已经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者的眼光来分析文学问题，提出“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便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学”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第5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的观点，这是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做出的判断。因此，茅盾在《导言》中坚持用“农村小说”来指涉乡土文学作品，肯定潘训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④⑤  茅盾：《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影印本），第12、14、1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担心的是“农民的无知，被拨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