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人”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07

叙事类儿童文学都涉及人物形象塑造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塑造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少年儿童形象是儿童文学作家面临的新课题。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1979）中的李铁锚、庄之明的《新星女队一号》（1981）中的汪盈、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1982）中的章杰、李建树的《蓝军越过防线》（1984）中的张光汉、范锡林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1984）中的熊荣都是新少年儿童形象的典型。尽管学界对这几部作品中的少年儿童形象多有讨论，见吴翔宇：《新时期儿童文学主体性建构的机制、过程及反思》，《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张国龙：《中国新文学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价值旨归》，《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李利芳：《〈草房子〉：记忆中国童年情感》，《小说评论》2022年第6期。却较少将这些作品和与相关批评文章结合起来考察。齐童巍的相关批评文章有涉及，但偏重于叙述，未能对具体的批评话语策略展开分析。见齐童巍：《20世纪80年代儿童小说史论》，第127-13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另外，这些形象一直被看作是新少年儿童形象的典型，却少有人注意到它们与“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概念的关系。本文将上述作品中的少年儿童形象，以及当时批评界对它们的讨论，放在“社会主义新人”概念下进行考察，分析这些少年儿童形象如何借助这一概念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这一概念如何影响批评界对少年儿童形象的评价，批评家们采取了怎样的话语策略将原本具有不同价值立场的形象纳入“社会主义新人”谱系中。

一、“社会主义新人”的提出与少年儿童形象的榜样作用

对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合法性的确认首先来自对儿童文学题材的重新界定。20世纪50至60年代，学界认为儿童文学的题材要广阔，在写儿童生活时要涉及社会生活，学校、家庭、农村等都可写进儿童文学。见陈伯吹：《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文艺月报》1965年6月号；袁鹰：《关于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些问题——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发言》，《儿童文学论文选》，第8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6；潘旭澜：《更广阔、深刻地反映农村生活——读几本反映农村生活的儿童小说漫想》，《儿童文学研究》1963年第3辑。在新时期“拨乱反正”思潮的引领下，儿童文学题材问题又重新提上了日程。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李楚城，他从实际生活和教育需要两方面阐明了儿童文学表现儿童生活的重要性。首先，“革命文艺总是通过反映现实生活，塑造典型形象来实现自己的任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作家在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时，有时也很自然地接触到儿童生活领域，在作品中出现少年儿童形象。但对于一般文艺作品，毕竟不能在这方面提出过多的要求。然而，对于以少年儿童为自己的教育对象的儿童文学来说，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大力反映儿童生活，大力塑造儿童形象”。②③④⑤⑥  李楚城：《大力反映儿童生活 大力塑造儿童形象》，《儿童文学研究》1979年第1辑。其次，从教育需要出发，延续“十七年”时期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逻辑，“要培养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品德，教育儿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遵守纪律，像敢于同敌人作英勇斗争一样，敢于同学习中的困难作斗争，敢于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这一切都应该通过儿童自己的生活的反映，去完成作品的教育任务”。

②

另外，儿童文学和一般文学一样要遵循文学的党性原则，但在主题确定和题材选择上也有自己的特点。李楚城引用并置换了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的部分内容，说明儿童生活尤其是学校生活对儿童的重要性。他提到：“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明确指出学生应当以学文为主，即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

③这句话的前半段确是出自“五七”指示，后半段则是根据当时邓小平提出的重视科学、教育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进行修改的。同时，李楚城还将少年儿童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的举动与革命年代的英雄壮举相提并论，认为“广大少年儿童就要继承这一革命传统，去跨越学习科学文化道路上的‘雪山’‘草地’，突破‘大渡河’‘金沙江’”。

④借助文学修辞，学习科学文化，建设四化的方针任务被纳入了革命解放事业的脉络中，成为少年儿童在新历史阶段的政治觉悟，而学校题材就顺理成章成为儿童文学中的重要题材，少年儿童形象的刻画也就具有了合法性。而且，既然一般文艺在刻画工农兵形象时会涉及少年儿童形象，那么儿童文学中也不可避免涉及工农兵形象。“作家在塑造各种类型的儿童形象时，不可能不同时塑造各种类型的成年人形象”，

⑤因为“儿童生活是和整个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的”。

⑥这样，塑造少年儿童形象就与塑造工农兵形象并行不悖了。少年儿童形象在历史题材和当下现实题材中都可以予以表现。对20世纪80年代初的儿童文学来说，“塑造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特点的、新的美的少年形象，这是儿童文学作家面临的新课题”。周晓：《努力塑造新的美的少年形象——评小说〈勇气〉〈新星女队一号〉》，《人民日报》1982年6月2日。这一课题的提出与当时整个文学界提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紧密相关。

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首次从中央层面提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8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文章在追溯这一概念渊源时，一致认为其与“十七年”时期文艺界开展的诸如“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以及“先进人物、正面人物和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提倡一脉相承。见康濯：《努力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文艺研究》1982年第3期。有研究者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作为一个由政党意识形态领导人重新提出的价值引导性概念，‘社会主义新人’在政治思想、道德原则两个层面上‘具有比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优秀的道德品质’的要求，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引导期许。”张慎：《新时期文论对“社会主义新人”概念的启用与重构》，《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这种期许在教育功能更强的儿童文学批评中表现更为明显。倪谷音从教师角度观察当下儿童阅读情况后指出：“我还像过去那样，常上图书馆，可翻来翻去，却只见铁木儿、张嘎、海娃、刘文学已长了胡子站在书架上向我这个老朋友点头了。当然，他们仍然是今天少年儿童学习的榜样，但毕竟是以前年代里的事了，似乎缺乏新鲜感。”②  倪谷音：《请多塑造富有时代精神的儿童形象》，《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4辑。之后，作者又以两件真人真事为例，说明学习科学、钻研科学是这个时代孩子特有的精神面貌，因此希望作家多写些献身现代化的人物故事。新时期的少年儿童有积极向上的一面，但也不能低估“四人帮”迫害给少年儿童造成的严重影响与毒害，如目光短浅、胸无大志、讲究实惠、只顾自己等。基于此，作者“希望作家能有针对性地写些作品，以帮助小朋友讲道德，明是非，这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提高我国文明程度，和促使孩子们健康成长有莫大的关系”。

②贺嘉也指出：“在注意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各种各样’的少年儿童形象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塑造闪烁着共产主义精神的当代少年儿童形象。”贺嘉：《塑造新时期少年儿童的形象》，《光明日报》1981年5月26日。因此，儿童文学中的新人形象塑造一是为了展现新时期儿童的正面形象，二是通过榜样对儿童读者发挥道德教育作用。这两个目的决定了儿童小说创作中作家价值立场和少年儿童形象的精神面貌。

二、工作方法与思想立场：对张莎莎和章杰的不同解读

首先引起批评界注意的是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小说塑造了爱独立解决问题的李铁锚和爱向老师报告的张莎莎两个形象。小说发表后，“编辑部先后收到来信近四百封，除少年读者外，还有教师、家长及其他战线上的一些同志”。《少年文艺》编辑部：《〈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刊登以后》，《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4辑。在读者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同时，作者及专业批评家们也对小说发表了看法。王安忆先后在《少年文艺》和《儿童文学研究》上发表创作谈。她在谈到对两个人物看法时，王安忆认为：“并不是仅仅缺少工作能力的同学，而是另一个，是另一个。我觉得张莎莎这样的同学更应该写，因为这个人物反映出了问题，这问题或许还值得我们思索。而铁锚呢，我也不反对他能有点涵养，能够依靠老师，注意分寸，可当他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也不否认他，并且不希望他和张莎莎俩‘取长补短’。总之，他们两个人绝对不是两个极端，不可能同时回过头来面对面走几步，求得统一。”王安忆：《我的一点体会》，《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4辑。

王安忆突出两者的不可调和性，是对部分批评家将张莎莎的问题仅仅归结为工作方法的否认，张微就是其中代表。他在细读文本基础上认为，张莎莎和李铁锚并不是对立关系。李铁锚勇敢、正直、憨厚，真心帮助同学，长大了会是一位富有革命正义感、乐于助人、勇于担责的青年，是建设“四化”的接班人，但是作品中张莎莎几次报告的事情都有其合理性，“动不动报告当然不好，但应该培养和提高对干部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张微：《为张莎莎说几句话》，《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4辑。张微还认为张莎莎打报告恰恰是有责任心的表现，因此李铁锚和张莎莎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为集体、为他人着想，只是在工作方式上有所差别而已。

钱景文的思路与张微基本一致。他认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处理上，作者也是郑重的。李铁锚是肯定的人物，但作者并没有拔高他，把他写成完美无缺，高而又高的神童……正是因为作者描写了这样一个成长中的先进人物，使孩子们读来感到非常亲切，可以学习。”钱景文：《良好的开端》，《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4辑。而对于张莎莎，钱景文认为：“作者对她是批评的，但也并不是说她什么优点也没有……另一种孩子事事向老师汇报，这是几年来在老师的各种鼓励下形成的‘习惯’，是社会思潮对他们的影响……作者并没有把张莎莎这个人物写过头，对她批评也是善意真挚的，是从教育广大少年儿童出发的……在儿童文学中，我们提倡塑造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的形象教育少年儿童，但也并不排斥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有时，犯错误孩子的教训，对少年儿童来说更有教育意义。”钱景文：《良好的开端》，《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4辑。较之张微，钱景文并没有为张莎莎做太多辩护，而且也承认张莎莎的做法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但他更多将张莎莎看成是一个可以被教育的对象，是一个在成长进步的学生，与李铁锚一样，张莎莎也可以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因此，李铁锚和张莎莎从不同方面给予读者教育意义，两者也不是对立的。

综合张、钱二人的论述，李铁锚和张莎莎是完全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和王安忆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呢？这主要因为双方对小说立意有着不同理解。王安忆的创作灵感来自苏联儿童小说《古里亚的道路》和身边许多张莎莎式的人物。王安忆认为张莎莎问题的根源是“四人帮”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破坏，对民主作风的糟蹋，而儿童也和成人一样受到影响。可见，王安忆并非只是要创作一篇学校题材小说，而是要从学生问题和教育问题的角度，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可以归入反思文学之列。而在张微和钱景文看来，这篇小说就是反映教育问题的学校题材小说，李铁锚和张莎莎的优缺点都是学生正常反映，不能与那些思想受到严重侵蚀的小干部相提并论。张微在文章中还特别列举了几条这类小干部的特征来与张莎莎作区分。这样一来，张莎莎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教育方法和学生工作方式的问题，而不涉及思想立场问题。这种将作品与社会政治问题划清界限的做法，是批评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整个政治社会环境不甚明朗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的讨论会召开之时，关于歌颂和暴露、“歌德”与“缺德”等问题的讨论刚刚平息，因此批评家们对这类敏感问题采取审慎的态度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小说中情节和人物关系的设置也为批评家淡化李铁锚和张莎莎的差异提供了空间。首先，虽然王安忆的本意是借学生反思社会，但小说故事基本发生在校园里，人物也以少年儿童为主，成人在作品中只是陪衬，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这也是后来作品为人诟病的地方，但是正是这样的“瑕疵”让小说能够局限在学校题材范畴中被评论。另外，从两个主要人物性格来看，虽然李铁锚有主见，遇事喜欢自己解决，但他处理的问题说到底都是利他的，是为别人着想的。张莎莎向老师“打小报告”的行为更是心中有同学、有集体的表现，何况被她报告的同学确实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张莎莎无疑是在帮助同学进步。正是在这样逻辑下，李铁锚和张莎莎都被纳入了集体叙事的“大我”之中，成了具有社会正面导向价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