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医者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08

文学与医学之间存在绵延深刻的联系，以疾病为隐喻及关于诊疗的叙事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一脉起源。《老残游记》开篇第一回就有“危船一梦”，破船是晚清国势危殆的象征，老残则以医生的眼光为社会揭示病灶。儒家传统里的经世致用为士人浇铸出了这样的道德规约：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悬壶济世和出将入相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清末之际，现代知识人抛弃儒家观念，以西方科学文化为栈桥，夺来“诊病”“开药”的权力，创造出医疗中国和文学中国具有同构关系的现代景观，“近代‘病人’不仅承担了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而且也承担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的内涵”。杨念群：《导言》，《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另一方面，现代性降临以来，医者、教师等人群的神圣性消失。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中国历史里，对医者的圣化和祛魅几乎同时发生。在现代文学被津津乐道的“弃医从文”故事背后，“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依然处在暧昧不明的交界之处。随着历史的推进，革命话语取代启蒙话语，病相中国和病相国民以某种制度式的原因被“治愈”。继而，医者和病患的关系迅速地实现了“颠倒”。

本文希望从医疗叙事中勾画出医者的命运。医者较之医生更具角色上的韧性，本文放弃使用“改造”一词，有意跳出当代知识分子史的论述框架，弱化政治直接参与的痕迹；而借用历史学者杨念群著作中的“再造”一词，使得医者形塑的过程具有内在张力，并揭示出这个复杂的实践过程，即医者形象的建构既被科学观念直接规定，又由地方经验浸润修饰，还催生于人格化的国家行政体系的动员、组织和确认之中。若仅以政权更迭为历史嬗变的线索，就忽视了其内在发生学的逻辑，因此所选文本并不严格限定在“十七年”时期内。

一、实验室、显微镜及病历本

曹禺话剧《明朗的天》产生于美军出兵朝鲜的“细菌战”背景，其主要书写空间是医院，这家北平医院的前身为美国出资修办的燕仁医学院。医生们都接受过英美医学教育的严格训练。除了诊疗，医院还单辟了专门的教学和科研部门。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后，美国医生及部分医务人员撤离，剩下的医疗资源及北平老百姓的“身体”场域，悉数为新政府接管。

细菌学者凌士湘生于传统书香门第，他少年立志“把泰西的科学传进来，以后觉得医学是个清高的职业，可以不顾黑暗的社会和政治”。④  曹禺：《明朗的天》，《剧本》1954年第9期。《明朗的天》修改后于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文选择杂志初稿作为分析文本。诞生于颓败而动荡的晚清，一批希望在乱世中也能有所作为的青年人漂洋过海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救国思潮已成为中国先进知识人的普遍共识。从曹禺的人物设计来看，凌士湘生于1892年，与赵元任同岁，大概也受益于“庚子赔款”，凌士湘学成归国后一直从事医学教研工作。

夏衍写于1942年的《法西斯细菌》讲述的故事几乎可视为当代中国医学专家的史前史。俞实夫在日本主攻斑疹伤寒，获得博士学位，由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他不得不携家历经东京—上海—香港—桂林的四城颠沛，10年流离。然而，战火烧毁了象牙塔，日本士兵残暴地夺走做实验用的显微镜，俞实夫认清时局，放弃了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想。无独有偶，1958年的电影《情长谊深》初版剧本叫作《显微镜下》，片中塑造了一个古板严肃的微生物科学家黄蔚文的形象。无论是凌士湘、俞实夫还是黄蔚文，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高度相似，体现出知识分子寄望于科学的执着和不通人情世故的天真。

医学专家们忠诚地护卫着自己的无菌实验室，他们强烈主张微生物/病菌的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不接受周围好友们关于“政治”的规训。可以说，以科学观测及实验为主要方法的现代医学世界是一个拒绝隐喻的世界。《法西斯细菌》里，专治政治学的赵安涛指着俞实夫客厅里隋那隋那即Edward Jenner，现常译为琴纳或詹纳，英国医生，“免疫学之父”，18世纪末在英国研究及推广牛痘疫苗。画像说，中国诗人最爱歌颂的杜鹃鸟却最是伤天害理。从这个场景里，我们自然联想到鲁迅、法布尔等名字勾连出的一个意义世界。传统文人将一腔热情寄予子规，其哀戚啼鸣生发出恨别鸟惊心的家国意象，鲁迅阅读法布尔后，意识到许多曲解比附别有用心，因此在《春末闲谈》中将其戳破。但当安涛以隋那为由头牵带出这桩典故，实夫立马冷冷地说：“别把问题拉得太远。”夏衍：《法西斯细菌》，第13页，上海，开明书店，1946。可见，实夫拒绝在他的精神之父隋那身上添加政治的隐喻符号。他早在少年立志时即已拒绝传统学术的路子，也并不热衷于鲁迅等人以现代观念来更新国人精神的战斗气质，他是现代时期另一派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

俞实夫的研究对象是立克次体（原核细胞型微生物），不是人体，更不是政体、国体。他坦荡地与日本人共事研究，因为他相信自己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而不是被动地服膺于外部施加的政治规则。至于“法西斯—细菌”这一组相互援引的浅显譬喻，俞实夫坚决不认同，他认为医学并不能够为政治承担责任。

在《明朗的天》中，曹禺塑造的凌士湘较俞实夫年长6岁，他身处局势较平稳的北平，未受战乱之苦，因此完整地保留了那一代科学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他将科学和社会泾渭分明地切割，坚持医学的独立性原则，心无芥蒂地将细菌学论文寄到美国发表。学生何昌荃却走上了第三条道路，他既是一个专业的医学学者，又是共产党员。这遭到凌老师的质问，一个人只能选择一条路从一而终，怎么可能既投身科学，又忠于政治呢？当然，在何昌荃遭受国民党当局迫害的时候，凌士湘并没有袖手旁观，一来出于师长情谊，二则由于学生正在做实验，实验室是最“清高”地方，不容许“政治”来插手。因此，凌士湘的爱恨情仇，都出自他所归纳的“个人良知”，由人物身上带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所决定。

凌士湘始终不相信医生能害人，因为“这是人类历史的污点，这是世界科学家的污点”。

④直到他和同事们发现美国医生贾克逊（Jackson）残害了钢铁工人的患病妻子，而且，自己与美国的所谓学术交流，实际上被利用作为侵略武器，荼毒朝鲜战场上的无辜百姓。在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孜孜以求的科研对象不可能遗世独立，微生物、实验室、医院，永远处在人和其所创造的政治世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二人的命运具有浓厚的悲剧气质，法西斯细菌和美帝国主义流毒的真相，让凌士湘与俞实夫两位医学博士经历了一场足以颠覆世界观的体验，那就是科学至上的观念并不可行。他们在民族战争中才开始清醒地打量剧变的世界，在科学家—人类、科学—政治两组关系之间，横亘着的是民族感情和国族尊严，也揭示出在“二战”及余波的侵袭之下，自认为已经现代了的中国需再一次面对自身殖民品格的危机。

1835年，彼得·伯驾在广州创办的教会医院声名鹊起，风行于社会上层。传教医生郭雷枢提出了以医学为前锋方可尽快打入中国社会内部的方法。他认为，世俗的中国人更关心身体，而不关注智慧提升，无法理解抽象真理，因此医学可以作为信仰的辅助，为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打先锋。1838年2月，由传教士郭雷枢、伯驾等人共同发起“医学传道会”，以扩张在华传教事业。现代医学最初以思想殖民和宗教传播手段进入中国，而后又经历民间资金的加入。在中国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和推广的“协和医院模式”奠定了中国现代医学的教学、科研、诊疗及护理结构，塑造了中国人对于医疗卫生的基本现代观念。

1929年2月下旬，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卫生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特别涉及了“医生资格问题”。当时出席卫生会议的17位委员（其中13位有留学经历）见詹文格：《中医，一个跨越世纪的争论》，《天涯》2018年第2期。一致认为，医生需要具备解剖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等现代知识。当时民国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仿效日本制定出的《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排除在医学教育体系外。无论是教学还是执业，中医都失去了“资格”。曾问学于章炳麟并师从恽铁樵的上海名医陆渊雷，把中国的西医称作“奴隶派西医”，“不过他们的义祖义父，有种种科学的根据，有酒精灯、显微镜以及许多畜牲（动物实验）的帮助”。陆渊雷：《西医界之奴隶派》，《医界春秋》1928年3月。

如罗芙芸所指出的：“卫生和疾病在帝国主义的情境之下，既呈现为中国积贫积弱的集中体现，又成为通过特定的任务‘唤醒’中华民族、种族以及身体，实现身体的现代性的中心议题。”〔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意义》，第3页，向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晚清以来，中国所面对的现代性危机，是个体和民族双重主体的危机。在中国近代史叙述当中，医学不是一个属于个体的私密领域，而与整个国家休戚相关，“东亚病夫”一词沾染的不仅是殖民主义的眼光，更包含被殖民者对自身的精神惩戒。西方医学以其强大的说服力开拓了“现代医疗殖民”的新空间，而此新空间和近现代的武器制造、实业经济一起，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接受之一环。现代医学因此具有无远弗届的影响，以至于梁启超被协和医院误诊也心甘情愿地为科学辩护。

由于诊疗过程发生在一个相对陌生和封闭的空间内部，诊断节奏紧凑，治疗时间常常又十分局促，医疗就要严格实施其固定程序。作为病家身体疾恙的历史记录的病历，能够准确地代替病人表述自我，成为医患的关键信息连接点。在《明朗的天》里，眼科医生尤晓峰作为主治医生在拒绝听取较为大胆激进的意见时，总是使出最有力的挡箭牌：病历怎么写？谁负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份独属于“在医院中”的规则。

但曹禺写此剧，本意是揭露医院系统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促使他们完成改造。实际上，凌士湘的错误只是误认“邪恶科学家”，除了在科幻文学中，“邪恶科学家”形象总体而言较为少见。《明朗的天》的话剧版将贾克逊对劳动妇女的犯罪描写得更为邪恶。因此他完成的转变也只是接受了“爱国反帝”教育，并不动摇其对于科学的信仰。而且，造成凌士湘等人认识转折的依然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科学事件”。主治医师贾克逊为了做实验，令贫血病人赵王氏感染斑疹伤寒而死，贾克逊没有组织尸检就谎报病人因肺炎去世。但从始至终，其害人行径只存在于家属的猜测，直到儿子铁生拿出他保管的病历誊抄本，董书记及众医生利用这份足以取信的“科学的证据”才为冤案揭开了迷幕。病者已逝，但病历能够开口申冤。美国细菌战的恶行令现代医学隐蔽的“殖民品格”显形，吊诡的是，病历及医学操作规程所承载的意义却又凸显了现代医学的权力。

二、外来医者和本土经验的磨合

经历过20世纪第二个10年东北和晋绥地区的两场大鼠疫，中国近代防疫体系被触发，逐渐形成公共卫生事业的初步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医疗系统迅速迎来了传染病的剧烈冲击。血吸虫病又称大肚子病，寄生虫一旦进入人体即可在血液里无性繁殖，病人患病后肚皮胀大，四肢枯弱，情形重者有生命之虞。南方江河水网星罗棋布，人们被笼罩在血吸虫病的阴影下，农村地区常有千村薜荔、万户萧疏之景象。1958年夏季，血吸虫病重灾区江西省余江县的血防工作取得成功，这则消息令毛泽东激动感慨，夜不能寐，浮想联翩，欣然命笔，留下“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浪漫豪情。毛泽东：《送瘟神二首》，《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日。我们宜将20世纪50年代的血吸虫防治运动化约为一场文化事件，并将医疗活动、国家政策和文化宣传视作整体文本进行考察。

1961年上映的电影《枯木逢春》电影《枯木逢春》，引自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DUyNDkzMTgw.html？source=baidu&refer=sousuotoufang_market.qrwang_00002944_000000_QJFFvi_19031900。本文中出现的情节和台词皆出于此。根据同名话剧搬演而来，由郑君里导演。全剧从毛泽东七律“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旁白开篇。为躲避家乡血吸虫病的苦妹子流落至双塔乡，丈夫因血吸虫病不治而死，自身亦染病至晚期。全篇围绕着双塔乡驱散血吸虫病展开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