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报》《亦报》视界中的周作人(1949—1952)
作者: 巫小黎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09
《大报》《亦报》是上海解放后,经上海市新政府登记、注册、核准,合规合法出版的两种报纸。
《大报》1949年7月7日创刊,见上海军管会登记证新字第10号。1952年2月15日终刊,历时2年7个月又9天,出版报纸共计935期。笔者曾在上海图书馆龙吴路书库逐日查阅过原报。有研究者误认为《大报》1952年1月31日停刊,应系误记,特此说明。此后,《大报》业务和人员,并入《亦报》。编辑部开始在福州路328弄6号楼,后迁至河南中路368号,直至终刊。社长冯亦代,总编辑陈蝶衣,编辑、记者、美工、校对、经理部、业务部人员均由冯亦代、陈蝶衣二人协商拟定,整个报社总共约30人。祝纪和:《上海解放后第一张小型报——大报》,《新闻记者》1990年第1期。
1949年7月25日,《大报》创刊半个多月后,《亦报》问世,见上海军管会登记证新字第12号,上海邮政管理局执照第40号。社长龚之方、总编辑唐大郎。编辑部开始设在上海黄河路21号,后迁至南京东路353弄4、6、8、10号(慈淑大楼底层),现名东海大楼。直至终刊,历时3年3个月又25天,出版报纸共计1196期,1952年11月20日收官。相关业务与工作人员并入《新民报》(晚刊)。至此,自1897年《游戏报》创刊以来的上海小报真正结束了它的历史。
一、周作人与《大报》《亦报》
1949年1月,周作人既没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后经陶亢德介绍开始给《亦报》做随笔,写回忆文章,随后也给《大报》开设专栏,主要就是换得少许稿费维持生计。按两小报创刊的先后次序,分别概述如下。
周作人为《大报》写专栏的时间实际很短,不过两月有余。起初,他开专栏,大概就是按每两天写一篇几百字的随笔做规划。这从他1950年1月10日在《大报》署名“荣纪”,发表第一篇随笔《双日开市》的题目即可知道。不言而明,这是作者和编者一开始就共同商定好的专栏计划,跟1949年11月《亦报》先行开设《隔日谈》专栏的思路相仿佛。不料,开张仅两个多月,“荣纪”卖文店便在1950年3月27日关门大吉。周作人在这里发表随笔共计仅有42篇。周作人发表在《大报》的文章,手稿自订目录时题名为《大报寄稿》。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862页注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另,荣纪的《关于〈章氏丛书〉》(《大报》1950年1月28日)一文编入时,因内容关系附录在《周作人散文全集·随笔外编》(十六)之后。见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680页。为方便行文,《周作人散文全集》后面简称《全集》。
《亦报》空间的周作人,比《大报》灵动、活泼不少。小报作者群与周的互动积极踊跃,品评回应率真、随性,言辞睿智机警,偶尔还擦出些微思想的亮光。饶有意思的是,年近古稀的“十山公”竟然和风华正茂的张爱玲不期而遇,于是有“周作人与张爱玲《亦报》空间的互动”。巫小黎:《周作人与张爱玲:〈亦报〉空间的“互动”》,《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6期。
细究起来,周作人首次进入《亦报》是1949年11月22日。是日,该报第3版新辟《隔日谈》专栏,第一篇文章题为《说书人》,署名“申寿”。栏目题名《隔日谈》,即明示每两天发表笔谈一篇,作者、编者的策划意图一目了然。“周作人与《大报》”前面已经做了交代,对比可知,周氏和两小报商定的方案大体一致。然而,日历翻到这年公历的最末一天,《隔日谈》发文合计21篇,《亦报》第3版登出短文《岁除的话》,三四百字。最末一段云:
鹤生先生的著作,明年起也大量发刊,而申寿先生更写出劲来,他认为“隔日谈”不够过瘾,所以改用“饭后随笔”,日刊一文。这是《亦报》文艺作品中的极选,为以前的小报所从未有过的。记者:《岁除的话》,《亦报》1949年12月31日。
文中的“鹤生先生”其实并非另外的什么名作家,正是“申寿先生”周作人。1949年末敲定的“隔日谈”,才一个多月,便感“不够过瘾”,就想在新年改成“日日谈”了。然则,专栏题名不是依据见报的频次改“隔日谈”为“日日谈”,而名之曰《饭后随笔》。
为方便后面的分析和讨论,首先将周作人在小报上发表的文章做一个简明扼要的列表。仍旧按《大报》在先、《亦报》随后排序。
表1清晰显示,周作人《亦报》使用的笔名包括“东郭生”在内共有12个。倘若将完成于1947—1948年间,刊载《亦报》的《儿童杂事诗》也一并计入,《亦报》上周氏发文共1025篇次。多的时候,一天用三个笔名发文三篇。毫无疑问,《亦报》上发文最多、最勤的作者,非周作人莫属。
《亦报》空间里,众多“知堂粉”追着,捧着“老作家”,一如“记者”之捧“申寿先生”。唐大郎则公开打油一首,自我表扬一番:“自从邀得申公写,人谓高唐未白编。”高唐:《寄齐甘北京》,《亦报》1950年1月9日。“申公”指周作人,因其笔名“申寿”故。高唐,唐大郎《亦报》上使用的笔名。原诗全文如下:“昔梦春明淡若烟,多劳吹到眼门前。裹中絮履夫人托,肚内篆章居士镌(注一)。已爱寻声来市侧,最怜觅静坐茗边(注二)。自从邀得申公写,人谓高唐未白编(注三)。”作者原注:“注一:前二日,齐甘夫人托寄棉鞋一双,我把山人居士刻的图章放在鞋肚里,一同付邮。注二:近来我欢喜两篇《亦文章》,一为《闹市寻声记》,一为《有茶可吃记》。注三:有人说,《亦报》得申寿先生文章,终大郎之世,算他不曾白做编辑也。以告齐甘当为颔首。”齐甘即徐淦,绍兴人。《亦报》专栏《亦文章》作者。再譬如传奇《梁京何人?》申寿:《梁京何人?》,《亦报》1950年4月6日。一文评说署名“梁京”的小说《十八春》,文末,却径直来一句奉承周作人的话:“《亦报》有十山之文,子恺之画,梁京之小说,可拿得到任何文评画展大会去矣。”传奇即胡梯维,梁京即张爱玲。
然则“申公”也好,“十山先生”也罢,编/读者的喜好、偏爱,改变不了其身份背景,尽管隐秘得很,且频繁更换笔名,以遮人耳目,编者还是只能忍痛割爱,舍弃“小报所从未有过的”“极选”。1952年3月9日,《亦报》发表周作人最后一篇随笔《羊角与蚌壳》,署名“祝由”,祝由:《羊角与蚌壳》,《亦报》1952年3月9日。从此再不登周氏随笔。大约一周后,即3月15日,“纪事实”为主要目的,署名“十山”的连载《呐喊演义》第29节《九斤老太》十山:《九斤老太》,《亦报》1952年3月15日。发表后,连载也戛然而止。实际上,《呐喊演义》至此已公开发表的部分不到三分之一。此时,距离《亦报》终刊归并《新民报》(晚刊)还有8个多月。据周作人1952年3月18日的日记显示,唐大郎曾致函向其禀明“演义已停止刊登”事宜,舆论日渐收紧,即此可见。
综上,周作人1949年11月到1952年3月,应上海《大报》《小报》之约,发文1067篇次(含1947—1948年间所作《儿童杂事诗》72首),先后使用过12个笔名。若不受制于舆情管控和时
局,①
致其先遭《大报》拒发、退稿,后又为《亦报》“腰斩”。他的小报文章肯定远不止现有这个数量。
二、缄口不提摆“文摊”
1949年11月至1952年3月,约两年半,周作人在《大报》《亦报》上发文1067篇次。尽管早有研究者搜集、辑佚编成书出版,有的甚至反复修订、增补,重版重印多次,譬如《儿童杂事诗》。再有,表1中05—09合计5个专栏的文章,以及回忆鲁迅和记述故人、旧事的短文,加上《亦报》未刊稿及后来续写的《彷徨衍义》(含《朝华夕拾》)等,都由作者编订结集题名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分别出了单行本。1997年,止庵编《关于鲁迅》一书,收录上述两书外还包括《鲁迅的青少年时代》及周氏所写回忆鲁迅的其他文章。这些为研究鲁迅提供了一份系统而难得的珍贵史料。回忆鲁迅的内容本文不论,在此聚焦周作人小报空间的个人言论和自我表达。
① 《关于小型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Q431-1-74,成文时间为1949年。
② 《随笔外篇》题目为《全集》编订者钟叔河所加。指的是周在《隔日谈》《饭后随笔》专栏以外发表在《亦报》的小品随笔。见《全集》第9卷,第837页。《关于〈章太炎与国民党〉》《陈仪与鲁迅》因内容关系被作为附录编入《随笔外编》。表1按“专栏”在前,“外编”在后排序。
③ 专栏《鲁迅在东京》《百草园》《学堂生活》《补树书屋旧事》后来由作者合在一起取名《鲁迅的故家》出版,内容比发表时略多一些。
④ 发表时冠专栏题名《呐喊演义》连载。《全集》根据《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改题名为《呐喊衍义》。《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包含《呐喊衍义》和《彷徨衍义》,后者又涵盖《朝花夕拾》部分,已有单行本出版发行,这部分内容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⑤ 《儿童杂事诗》虽作于1947-1948年间,因在《亦报》发表,故列入而不讨论。
文章790篇(节)。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含《大报》随笔)收录712篇,由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钟叔河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悉数收录《大报》《亦报》的随笔、小品,研究者有幸得窥全豹。
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生前对这790篇文章却秘而不宣,甚至《知堂回想录》50多万言,竟没有一字提起。“纪事实”的关于回忆鲁迅的那些文字则公开出版行世。
周作人是认同“古人所谓竹头木屑,也可以有相当用处”周作人:《木片集·小引》,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木片集》,第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这个说法的,但790篇文章竟没有收入自编文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彼时,编成文集在大陆出版,由于周作人大节上有亏欠,思想、文化、文学界阴晴不定,出版个人文集、别集的可能性不大。《木片集》出版受挫,就是很好的证明。20世纪60年代初,他自行编订《木片集》(开始题为《草叶集》),拼力争取公开出版,经过许多周折,费了很多心思,最终还是没能面世。该书开始拟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校都出样了,结果正式付梓之前化为了镜花水月,后又谋划在广州出版,结果也是落空。《木片集》作为周作人自编文集的最后一种,直到他去世,都没能公开出版。
假如说公开出版自编文集,并非作者没有意愿,而是客观上不允许,那么再看另一件事。20世纪60年代初,曹聚仁代表香港《新晚报》约周作人撰写个人回忆,即后来行世的《知堂回想录》。此书“明确体现了作者的‘自我视点’”,③④⑤ 止庵:《关于〈知堂回想录〉》,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随想录》,第1、681、684、68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即内容和写法由叙述者自主设定、自由选择。全书50多万字,内容丰富、翔实,是研究周作人的重要文献。然而,周氏既缄口不提上海《大报》《亦报》编者殷勤约稿的美意,也不叙唐大郎等专程上门访候的高谊,至于频频更换笔名,开店、设专栏卖文更不涉及。饶有趣味的是,另一方面,又单独写了“迎接上海解放”
③
一节,叙写被迫困厄住在上海的门生尤炳圻屋里,白吃白住半年多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甚至有哪些师友到访等,周作人反倒不回避、不隐瞒,而是娓娓道来详细记录。1949年,出版译著《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书,也都一一写下了。其次,郑重其事说:“我回到北京以后,所做的第二件事乃是重译英国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
④第三,郑振铎、叶圣陶等人暗中授意并安排,请他翻译古希腊文学、日本古典文学的事实及大致经过,都有所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