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报》《亦报》视界中的周作人（1949—1952）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09

《大报》《亦报》是上海解放后，经上海市新政府登记、注册、核准，合规合法出版的两种报纸。

《大报》1949年7月7日创刊，见上海军管会登记证新字第10号。1952年2月15日终刊，历时2年7个月又9天，出版报纸共计935期。笔者曾在上海图书馆龙吴路书库逐日查阅过原报。有研究者误认为《大报》1952年1月31日停刊，应系误记，特此说明。此后，《大报》业务和人员，并入《亦报》。编辑部开始在福州路328弄6号楼，后迁至河南中路368号，直至终刊。社长冯亦代，总编辑陈蝶衣，编辑、记者、美工、校对、经理部、业务部人员均由冯亦代、陈蝶衣二人协商拟定，整个报社总共约30人。祝纪和：《上海解放后第一张小型报——大报》，《新闻记者》1990年第1期。

1949年7月25日，《大报》创刊半个多月后，《亦报》问世，见上海军管会登记证新字第12号，上海邮政管理局执照第40号。社长龚之方、总编辑唐大郎。编辑部开始设在上海黄河路21号，后迁至南京东路353弄4、6、8、10号（慈淑大楼底层），现名东海大楼。直至终刊，历时3年3个月又25天，出版报纸共计1196期，1952年11月20日收官。相关业务与工作人员并入《新民报》（晚刊）。至此，自1897年《游戏报》创刊以来的上海小报真正结束了它的历史。

一、周作人与《大报》《亦报》

1949年1月，周作人既没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后经陶亢德介绍开始给《亦报》做随笔，写回忆文章，随后也给《大报》开设专栏，主要就是换得少许稿费维持生计。按两小报创刊的先后次序，分别概述如下。

周作人为《大报》写专栏的时间实际很短，不过两月有余。起初，他开专栏，大概就是按每两天写一篇几百字的随笔做规划。这从他1950年1月10日在《大报》署名“荣纪”，发表第一篇随笔《双日开市》的题目即可知道。不言而明，这是作者和编者一开始就共同商定好的专栏计划，跟1949年11月《亦报》先行开设《隔日谈》专栏的思路相仿佛。不料，开张仅两个多月，“荣纪”卖文店便在1950年3月27日关门大吉。周作人在这里发表随笔共计仅有42篇。周作人发表在《大报》的文章，手稿自订目录时题名为《大报寄稿》。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862页注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另，荣纪的《关于〈章氏丛书〉》（《大报》1950年1月28日）一文编入时，因内容关系附录在《周作人散文全集·随笔外编》（十六）之后。见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680页。为方便行文，《周作人散文全集》后面简称《全集》。

《亦报》空间的周作人，比《大报》灵动、活泼不少。小报作者群与周的互动积极踊跃，品评回应率真、随性，言辞睿智机警，偶尔还擦出些微思想的亮光。饶有意思的是，年近古稀的“十山公”竟然和风华正茂的张爱玲不期而遇，于是有“周作人与张爱玲《亦报》空间的互动”。巫小黎：《周作人与张爱玲：〈亦报〉空间的“互动”》，《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6期。

细究起来，周作人首次进入《亦报》是1949年11月22日。是日，该报第3版新辟《隔日谈》专栏，第一篇文章题为《说书人》，署名“申寿”。栏目题名《隔日谈》，即明示每两天发表笔谈一篇，作者、编者的策划意图一目了然。“周作人与《大报》”前面已经做了交代，对比可知，周氏和两小报商定的方案大体一致。然而，日历翻到这年公历的最末一天，《隔日谈》发文合计21篇，《亦报》第3版登出短文《岁除的话》，三四百字。最末一段云：

鹤生先生的著作，明年起也大量发刊，而申寿先生更写出劲来，他认为“隔日谈”不够过瘾，所以改用“饭后随笔”，日刊一文。这是《亦报》文艺作品中的极选，为以前的小报所从未有过的。记者：《岁除的话》，《亦报》1949年12月31日。

文中的“鹤生先生”其实并非另外的什么名作家，正是“申寿先生”周作人。1949年末敲定的“隔日谈”，才一个多月，便感“不够过瘾”，就想在新年改成“日日谈”了。然则，专栏题名不是依据见报的频次改“隔日谈”为“日日谈”，而名之曰《饭后随笔》。

为方便后面的分析和讨论，首先将周作人在小报上发表的文章做一个简明扼要的列表。仍旧按《大报》在先、《亦报》随后排序。

表1清晰显示，周作人《亦报》使用的笔名包括“东郭生”在内共有12个。倘若将完成于1947—1948年间，刊载《亦报》的《儿童杂事诗》也一并计入，《亦报》上周氏发文共1025篇次。多的时候，一天用三个笔名发文三篇。毫无疑问，《亦报》上发文最多、最勤的作者，非周作人莫属。

《亦报》空间里，众多“知堂粉”追着，捧着“老作家”，一如“记者”之捧“申寿先生”。唐大郎则公开打油一首，自我表扬一番：“自从邀得申公写，人谓高唐未白编。”高唐：《寄齐甘北京》，《亦报》1950年1月9日。“申公”指周作人，因其笔名“申寿”故。高唐，唐大郎《亦报》上使用的笔名。原诗全文如下：“昔梦春明淡若烟，多劳吹到眼门前。裹中絮履夫人托，肚内篆章居士镌（注一）。已爱寻声来市侧，最怜觅静坐茗边（注二）。自从邀得申公写，人谓高唐未白编（注三）。”作者原注：“注一：前二日，齐甘夫人托寄棉鞋一双，我把山人居士刻的图章放在鞋肚里，一同付邮。注二：近来我欢喜两篇《亦文章》，一为《闹市寻声记》，一为《有茶可吃记》。注三：有人说，《亦报》得申寿先生文章，终大郎之世，算他不曾白做编辑也。以告齐甘当为颔首。”齐甘即徐淦，绍兴人。《亦报》专栏《亦文章》作者。再譬如传奇《梁京何人？》申寿：《梁京何人？》，《亦报》1950年4月6日。一文评说署名“梁京”的小说《十八春》，文末，却径直来一句奉承周作人的话：“《亦报》有十山之文，子恺之画，梁京之小说，可拿得到任何文评画展大会去矣。”传奇即胡梯维，梁京即张爱玲。

然则“申公”也好，“十山先生”也罢，编/读者的喜好、偏爱，改变不了其身份背景，尽管隐秘得很，且频繁更换笔名，以遮人耳目，编者还是只能忍痛割爱，舍弃“小报所从未有过的”“极选”。1952年3月9日，《亦报》发表周作人最后一篇随笔《羊角与蚌壳》，署名“祝由”，祝由：《羊角与蚌壳》，《亦报》1952年3月9日。从此再不登周氏随笔。大约一周后，即3月15日，“纪事实”为主要目的，署名“十山”的连载《呐喊演义》第29节《九斤老太》十山：《九斤老太》，《亦报》1952年3月15日。发表后，连载也戛然而止。实际上，《呐喊演义》至此已公开发表的部分不到三分之一。此时，距离《亦报》终刊归并《新民报》（晚刊）还有8个多月。据周作人1952年3月18日的日记显示，唐大郎曾致函向其禀明“演义已停止刊登”事宜，舆论日渐收紧，即此可见。

综上，周作人1949年11月到1952年3月，应上海《大报》《小报》之约，发文1067篇次（含1947—1948年间所作《儿童杂事诗》72首），先后使用过12个笔名。若不受制于舆情管控和时

局，①

致其先遭《大报》拒发、退稿，后又为《亦报》“腰斩”。他的小报文章肯定远不止现有这个数量。

二、缄口不提摆“文摊”

1949年11月至1952年3月，约两年半，周作人在《大报》《亦报》上发文1067篇次。尽管早有研究者搜集、辑佚编成书出版，有的甚至反复修订、增补，重版重印多次，譬如《儿童杂事诗》。再有，表1中05—09合计5个专栏的文章，以及回忆鲁迅和记述故人、旧事的短文，加上《亦报》未刊稿及后来续写的《彷徨衍义》（含《朝华夕拾》）等，都由作者编订结集题名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分别出了单行本。1997年，止庵编《关于鲁迅》一书，收录上述两书外还包括《鲁迅的青少年时代》及周氏所写回忆鲁迅的其他文章。这些为研究鲁迅提供了一份系统而难得的珍贵史料。回忆鲁迅的内容本文不论，在此聚焦周作人小报空间的个人言论和自我表达。

①  《关于小型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Q431-1-74，成文时间为1949年。

②  《随笔外篇》题目为《全集》编订者钟叔河所加。指的是周在《隔日谈》《饭后随笔》专栏以外发表在《亦报》的小品随笔。见《全集》第9卷，第837页。《关于〈章太炎与国民党〉》《陈仪与鲁迅》因内容关系被作为附录编入《随笔外编》。表1按“专栏”在前，“外编”在后排序。

③  专栏《鲁迅在东京》《百草园》《学堂生活》《补树书屋旧事》后来由作者合在一起取名《鲁迅的故家》出版，内容比发表时略多一些。

④  发表时冠专栏题名《呐喊演义》连载。《全集》根据《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改题名为《呐喊衍义》。《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包含《呐喊衍义》和《彷徨衍义》，后者又涵盖《朝花夕拾》部分，已有单行本出版发行，这部分内容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⑤  《儿童杂事诗》虽作于1947-1948年间，因在《亦报》发表，故列入而不讨论。

文章790篇（节）。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含《大报》随笔）收录712篇，由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钟叔河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悉数收录《大报》《亦报》的随笔、小品，研究者有幸得窥全豹。

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生前对这790篇文章却秘而不宣，甚至《知堂回想录》50多万言，竟没有一字提起。“纪事实”的关于回忆鲁迅的那些文字则公开出版行世。

周作人是认同“古人所谓竹头木屑，也可以有相当用处”周作人：《木片集·小引》，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木片集》，第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这个说法的，但790篇文章竟没有收入自编文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彼时，编成文集在大陆出版，由于周作人大节上有亏欠，思想、文化、文学界阴晴不定，出版个人文集、别集的可能性不大。《木片集》出版受挫，就是很好的证明。20世纪60年代初，他自行编订《木片集》（开始题为《草叶集》），拼力争取公开出版，经过许多周折，费了很多心思，最终还是没能面世。该书开始拟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校都出样了，结果正式付梓之前化为了镜花水月，后又谋划在广州出版，结果也是落空。《木片集》作为周作人自编文集的最后一种，直到他去世，都没能公开出版。

假如说公开出版自编文集，并非作者没有意愿，而是客观上不允许，那么再看另一件事。20世纪60年代初，曹聚仁代表香港《新晚报》约周作人撰写个人回忆，即后来行世的《知堂回想录》。此书“明确体现了作者的‘自我视点’”，③④⑤  止庵：《关于〈知堂回想录〉》，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随想录》，第1、681、684、68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即内容和写法由叙述者自主设定、自由选择。全书50多万字，内容丰富、翔实，是研究周作人的重要文献。然而，周氏既缄口不提上海《大报》《亦报》编者殷勤约稿的美意，也不叙唐大郎等专程上门访候的高谊，至于频频更换笔名，开店、设专栏卖文更不涉及。饶有趣味的是，另一方面，又单独写了“迎接上海解放”

③

一节，叙写被迫困厄住在上海的门生尤炳圻屋里，白吃白住半年多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甚至有哪些师友到访等，周作人反倒不回避、不隐瞒，而是娓娓道来详细记录。1949年，出版译著《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书，也都一一写下了。其次，郑重其事说：“我回到北京以后，所做的第二件事乃是重译英国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

④第三，郑振铎、叶圣陶等人暗中授意并安排，请他翻译古希腊文学、日本古典文学的事实及大致经过，都有所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