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文化之美的独特呈现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18

当代中国西部文学中藏地本土作家的创作，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显现之一。特别是扎西达娃、阿来、梅卓、次仁罗布、扎西才让、龙仁青、扎西东主、万玛才旦、扎巴、索南才让等藏地作家的汉语小说创作，近年来获得了读者和研究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代表性作家万玛才旦1969年12月3日出生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拉西瓦镇昨那村，2023年5月8日因突发心脏病在拉萨去世，享年54岁。海南州是以青海湖为坐标的地市级行政区划，九曲黄河汇集万千溪流出龙羊峡，流入贵德县。贵德县与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尖扎县、同仁县（2020年6月30日撤县设市）相连，有汉、藏、回等多民族聚居，是青海省东部农、牧文明交会的地带。正因如此，清俊温和的万玛才旦精通汉语和藏语。他1987年从黄南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回乡任小学教师，1991年考入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读本科，2000年又考入西北民族大学藏语系藏汉翻译专业读硕士，2002年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编导，2021年入职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他199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汉语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死亡的颜色》《乌金的牙齿》《气球》《故事只讲了一半》等、藏语小说集《诱惑》《城市生活》《岗》等、翻译作品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人生歌谣——德本加小说集》等，多部作品被一版再版，获得2020南方文学盛典“年度小说家”等荣誉。他编导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电影，获多项国内外大奖，掀起了藏地电影新浪潮。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捷克语、日语、韩语等多种语言出版发行。扎西达娃称赞：“万玛才旦创造了藏民族的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转引自郑敏芳：《形式极简与内容丰富的对立统一——万玛才旦〈西藏：说不完的故事〉翻译特色研究》，王军君主编：《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6辑），第176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22。

一、真切质朴的叙事风格

万玛才旦的小说区别于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它消解了过于浪漫和传奇的因素，在贴近日常生活的纪实性叙述里追求简朴幽默的叙事风格，客观地呈现藏地人传统观念遭遇现代性冲击时的种种困境。其作品大多短小精悍，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少有肆意渲染，喜欢在细微处着力。如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共20篇，除了《寻找智美更登》篇幅较长，大多故事简单，人物也集中。如果说《流浪歌手的梦》《没有下雪的冬天》《牧羊少年之死》《岗》《寻访阿卡图巴》等还有情景的展开，那么《暗淡的夕阳》《人与狗》《月亮升起来了》《一页》《神医》《八只羊》等叙事则更加直截了当，而《敲门声响了》则是小小说，一篇“寓言”小品文。当然，万玛才旦小说的短小精悍，意象的大众化，不等于小说内涵和寓意的单一，而恰恰是在口语化的叙述语言和看似朴实的日常情景中蕴含别样的意味和幽默感。小说《八只羊》实录了放羊少年、游客老外和送报纸中年人之间的对话，老外与甲洛语言不通，只能通过一句藏语“你好”的简单问候来交流。小说的精致和开放，在于“时间距离常与空间的距离——也就是叙述情境和（主要）事件展开的场所之间的距离——相结合”。③  〔挪威〕雅各布·卢特：《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第36、36页，徐强译、申丹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小说结构简单，虚妄而真实的空间错位对话却打开了小说叙事的意义空间。又如《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嵌套三重讲述：第一重讲述是作家依据故事想象完成的“温情的故事”，第二重是生活原型的“悲剧的故事”，第三重是作为叙述者“我”和朋友对这个“故事”原委和真实性的猜测等。《第三年》写朝拜路上的老喇嘛和小喇嘛被一个中年孕妇拦住，请求为她死去三年的丈夫作法超度。一个平常的藏地生活故事自足完满而又有了开放的多重内涵。中年孕妇连续三年为死去的丈夫作法事超度，还期望转世为自己的孩子。这种宽和的心境和三世的慈悲，确实是只有在藏地人宗教色彩浓郁的日常生活里才会出现的独特之美。

万玛才旦简明的叙述语言来自藏地人日常说话的习惯，也自觉借鉴了藏地民间故事的诉说方式。因此其小说（包括电影）的叙事很有分寸感。这种分寸感使得他特别注重以简洁的叙述拧紧“故事”和“人物”的关系，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有批评者说：“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宁静中的自信和优雅。与其他藏族作家比较，他所表现的寻找主题重点不是困惑、焦虑和担心，而是一种希望的寻找、自我意义的寻找和民族传统文化幸存的寻找。”唐红梅、王平：《宁静中的自信与优雅——论万玛才旦小说创作的特色与意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寻找智美更登》和《寻访阿卡图巴》采用藏族民间文学“寻找”的母题，分别对藏族传统戏剧和民族史诗特别致敬。作品在对民间文化的寻访中隐藏了叙述者的态度距离（attitudinal distance），“和文本中叙述者和人物洞察力的不同层次联系在一起，而且因为此处的距离概念更加隐喻化地发挥作用，也更密切地关系到阐释”。

③这种电影艺术手法的精妙使用让读者与作品内在的“态度”容易达成共鸣。《寻找智美更登》巧妙地反复呈现《智美更登》的主要情节，引导人们了解《智美更登》这部藏戏所宣扬的普度众生的慈悲精神。《寻访阿卡图巴》中的阿卡图巴是中国古代小说家蒲松龄在藏地的现代“转世”，专门在路口修了小房子，请过往的行人喝茶聊天，以便收集更多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各民族的民间文艺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藏民族各种民间文艺也是研究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也就是说，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记录、传递和保存，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

万玛才旦以真切的叙事把握时代变化中的人性幽微，从而引发读者和观众的共鸣。《站着打瞌睡的女孩》这个充满爱的故事里始终萦绕的一个情结，那就是人要读书上大学。书记的女儿高考借“我”的作文而后顺利考上大学，而真正的作者“我”因为沉迷小说却没有考上大学。但“我”因读书有了一种平淡而优雅的温和心境，同样获得了爱和家庭。17岁女儿与母亲都是“站着打瞌睡的人”，小说叙事具有真实而新颖的意象吸引力。又如《水果硬糖》里阿妈两个优秀的儿子都没有成为自己日常生活的帮手。这类家庭矛盾和观念冲突，在《气球》里则被描写得更充分更尖锐。其实，在族群生存的长期竞争中，也是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中，“面对完全不能兼容且相互对抗的信仰和实践，藏族人能够做到协调或整合。这种能力体现在藏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英〕罗伯特·B.埃克瓦尔、〔美〕波塞尔德·劳费尔：《藏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研究》，第19页，苏发祥、洛赛编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藏族人这种协调或整合的文化渊源和能力基因，被波塞尔德·劳费尔发现。他认为藏语从不同路径上吸纳了许多其他语言的词语。见〔美〕波塞尔德·劳费尔：《藏语中的借词》，〔英〕罗伯特·B.埃克瓦尔、〔美〕波塞尔德·劳费尔：《藏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研究》，第111-249页，苏发祥、洛赛编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这种能力被万玛才旦悄悄继承，在生活的矛盾中“协调”人物的对话，在故事的单一中又“整合”内在的视角，使其小说叙事有了多样性和独特性。

二、尘俗与神意交织的诗性情怀

万玛才旦的小说，包括电影，具有自然的神意或者说诗性情怀。只有贴近藏地人日常的精神和情感，才会感受并理解青藏高原神话、传奇、禅宗、密教等文化元素弥漫的人文氛围。“不容置疑的是，在史前时代，以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为背景，中国各地曾经存在固有的区域文化。我们首先要解读这些区域文化的实态，更应注意的是，这些区域文化在历经古代国家的出现、各王朝的盛衰交替以及政治变幻之后，依然是留存至今的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 夏王朝》，第10页，吴菲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正因如此，真切审视乡土文化和乡土生活的万玛才旦，其小说看似是生活实录，却又自然地呈现为尘俗与神意交织的诗性情怀。这种特色最早可见于《诱惑》，小说围绕嘉洋丹增对一部经书的迷恋而演绎出既真实又荒诞的藏地故事。嘉洋丹增是一位活佛转世，而世俗身份与活佛身份的转换使故事的寓言色彩得以加强。“在民间信教群众中，我们又常听到把活佛说成为‘桑杰（活着的佛）’‘嘉贡（救世主）’以及‘仁波切（宝贝）’等等，这些称谓从字面上来讲存在差异，但其内涵大同小异，都是‘活着的佛’的意思。”嘎·达哇才仁：《当代藏传佛教活佛：信徒认同和社会影响》，第192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活佛的地位在藏地现实生活里极为尊贵。与嘉洋丹增被预言的死亡相似，《乌金的牙齿》里活佛转世的乌金20岁也圆寂了。小说叙事突出了乌金上学时抄“我”数学作业的真实情景，但成为活佛的乌金又得到“我”和小学数学老师的膜拜。“乌金的牙齿”成为小说叙事的关键意象，作者以此不动声色地掀开了宗教神圣面纱的一角，巧妙地解构了神秘未知力量的权威性。同样地，《水果硬糖》里4岁时还不说话的小儿子，有一天突然很神奇地开口了，而且其6岁时被认定为卓洛仓活佛的转世；《牧羊少年之死》里的少年旦巴亚杰（活佛赐名曲周太）竟然能看见自己的前世和奶奶的转世；《死亡的颜色》里尼玛能看见“死亡的颜色”，而且与卓玛结婚的目的竟然是为了让弟弟及时转世。这在一般读者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神秘故事，确实反映了藏地人的宗教信念和敬畏心理。

在历史星光的照耀下，万玛才旦沉浸于乡土文化的深层思考，他还写了几篇具有神异色彩或末日想象元素的小说，凸显了尘俗的荒诞、无知和沉沦。如《月亮升起来了》中以修行者的参悟与达娃次仁、达娃卓玛的探究相互印证，发现月亮颜色的变化与人心的变化构成奇特的对应，从而暗示人心应该不断回归原初的本真，而不应沉沦于贪婪的欲望。《一页》是末日想象的梦境写真，揭示人自我的迷失和时间错乱的虚空，暗示人性的麻木和存在的荒诞性。《神医》里无尽的等待和慌不择路的死亡，暗示人自我认知的迷失。这类小说以奇特的想象和场景解构了现实的虚妄与非真实。从这些神性与尘俗交织的寓言体小说可以看出万玛才旦内心深处的忧伤，以及对人类何去何从和神性伦理消亡的多重思考。

当然，这些充满神性想象和梦境写真的故事也蕴含了诗意审美的家园情怀。如致敬契诃夫的同名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朱逸森：《前言》，〔俄〕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第2页，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在沉静地讲述草原日常生活人物和场景的故事里肯定了藏地文化宗教习俗之美。藏族的神话故事谱系繁多而交错，极为丰富，而且很多文史典籍或多或少都有魔幻元素。佛、法、僧三宝影响日常生活的青藏高原地区，至今众神并存的现象，犹如《山海经》描绘的自然神灵活跃的远古状况。万法有缘，《岗》看似神奇，实为人性写真。与神灵的无私形成鲜明对比，世俗大众显露出可怕的贪婪、无礼和霸道。岗和岗透明的身体隐喻着他们的纯洁和天真，代表了神意的慈悲和博爱。故事的感情基调不是冷冽的，而是于温情的笔调中暴露人性的阴暗，寓言式的针砭中又暗含了藏地神话色彩的超现实意义。比《岗》更奇特的是《尸说新语：枪》，小说直接套用了民间故事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的讲述模式，而新编的故事里“枪”似乎传达了神的意志。“民间故事和民间歌曲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对其进行保护、继承、发扬，人人有责。”多识仁波切：《序》，德本加：《西藏：说不完的故事》，第3页，万玛才旦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西藏：说不完的故事》收录的24则鬼神传说故事，其实就是藏地人道德、智慧、爱情等价值观念的形象化存储。简言之，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藏地日常生活里，人们以虔诚的敬畏之心悲悯天地和万物，并赋予大地、山川、河流、湖泊、天空和星辰以护佑生命的超自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