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人称·结构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19

《私人生活》是陈染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的代表性文本。自问世以来，学界不断从女性意识、私人化写作、叙事策略等角度探究这部作品，研究成果颇丰，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意蕴的丰富性与形式的独特性，但该作的内在特质尚未被充分挖掘，思辨性就是其一。这部小说借助对女性个人生命体验的描绘，揭示两性关系的错位纠结、个体与群体的内在紧张感等，从而带有鲜明的思辨意味。这种思辨性不只体现在语言、意象等层面，还投射在其叙事形式的选择上。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其思辨性叙事关注较少，鲜有专门论文对此深入分析，只有个别研究在讨论陈染创作时有所涉及，如戴锦华曾说：“她也不是哲学迷或辨析者，然而她又始终在辨析，始终在独白——自我对话与内省间沉迷在意义与语言的迷宫中。”④  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马茂洋认为：“作者以她的犀利的哲思、宗教与神学的理性，通过自我感悟而进一步感悟人类。”马茂洋：《不谈〈私人生活〉》，《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2期。邓晓芒认为：“与林白相比，陈染似乎更加喜欢作哲学的沉思。”邓晓芒：《当代女性文学的误置：〈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评析》，《开放时代》1999年第3期。这些研究虽注意到了陈染作品的思辨性，可也只是一语带过，没有展开论述，更未挖掘其思辨性的形式表征，自然也就无法洞悉其生成根源、表现形态与表达效果，但这些只言片语却为本文提供了思路启发与立论依据。本文从思辨性视角切入《私人生活》，将叙述形式的选择与主题意蕴的表达关联起来，剖析其思辨性内涵在视角、人称、结构等形式层面的表征，以期切实把握陈染小说女性话语的复杂性及其创作心理动因。

一、人物“我”与叙述者“我”的视角交错

陈染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自我关注倾向，如《沉默的左乳》《嘴唇里的阳光》等，仅从题目就能看出来。与这种强烈的自我关注倾向相适应，陈染小说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女性叙述者，通过感伤化的追忆倒叙，表现人物对过往生命的审视与重构，“几乎她所有重要作品，大都有着第一人称的女性叙事人，而且大都以当代都市青年女性为主人公”。

④相对于第三人称叙事能比较客观地营构情节、观照人物，第一人称叙事的亲历性、体验性则使其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标示着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女作家用第一人称来讲述自己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王又平：《自传体和90年代女性写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陈染常以第一人称叙事来建构其充满心理分析意味与神秘色彩的文学世界。

对于第一人称叙事，热奈特曾将其分为两类，“一是叙述者把自己称作叙述者……一是叙述者和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同为一人”。〔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第171页，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私人生活》属于第二类，叙述者与故事中的主人公同为一人。在这类第一人称叙事中，人物“我”与叙述者“我”既有同一性，又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性，即二者是不同时期的“我”，具有不同的情感判断与认知能力。“在第一人称回顾往事的叙述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叙述眼光。一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⑧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四版），第190、19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除人物“我”的视角外，还有叙述者“我”的视角。双重视角之间的感知既因时间所拉开的距离而相互差异，又因针对同一事件而相互补充，构成差异互补的辩证关系。

《私人生活》中，人物“我”视角与叙述者“我”视角的交错，使不同时段的认知相碰撞，造成情感、价值层面的对话与辨析，展现不同向度的思考，为凸显文本的思辨性内涵提供了叙事形式的保障。人物“我”着重讲述过往经历，叙述者“我”侧重对过往经历的评价，双重视角在文本中交织为一体，突出不同时期“我”的叙事声音，双声部地折射出女性的成长历程。如第二章，童年时期的人物“我”注意到父亲对待家人与小狗索菲亚·罗兰的态度明显不同，“他对母亲、奶奶和我，从来都是表里如一，明暗一致……他的愤怒都写在脸上”，④⑤⑥⑦  陈染：《私人生活》，第20、20-21、105、105、105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本文所引该书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他根本无须任何掩饰与伪装，而对小狗索菲亚·罗兰则用表面藏而不露、背后无声较量的方式，人物“我”只是观察到这一现象，并不明了内在原因，但这一观察为叙述者“我”的思考奠定了基础。随后，叙述者“我”凭借自身阅历与理性反省指出其根源：“父亲的粗暴、专制与绝对的权势，正是母亲、奶奶和幼年的我，自动赋予他的，我们用软弱与服从拱手给予了他压制我们的力量，我们越是对他容忍、顺服，他对我们就越是粗暴专横。”

④叙述者“我”的理性评价不仅指明父亲压制家中女性的事实，更揭示出女性自身在其中所应负的责任，由此传达出富有思辨意味的观点：正是女性的软弱顺从，最终使男性的专制得以落实并变本加厉。叙述者“我”没有将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全部归因于男性单方面的威压，而是认识到了女性自身的软弱无意中所起的作用，从而超越女性自身体验而显示出辩证的两性关系认知。

第十二章也有类似的双重视角交错，面对T喃喃诉说的爱慕之情与低声赞美，人物“我”震惊之余被其赞美所打动，“这是我所听到的第一次来自一个男人的赞美”。

⑤接着，叙述者“我”登场，中断故事连续性而插入自己的思考，“当我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我才发现，女人（包括当时的我自己）是最容易被赞美打动的”。

⑥随后，叙述又转回人物“我”的视角，“那一刻，T的失声落泪，使我感到恐惧、厌恶，但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怜悯”。

⑦

此段叙述清晰地展示了人物“我”与叙述者“我”的往复交替。这种视角的交错自然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表达效果，“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

⑧具体到此处，行文还凸显了文本的思辨性内涵：既解释了人物“我”未拒绝T老师的缘由，又指出了女性容易被赞美所迷惑的心理弱点。在叙述者“我”的审视下，人物“我”得以跳出男性T的掌控，不是在赞美之下听从T的蛊惑沦为他泄欲的工具，而是以怜悯的心态看待眼前的男性，从而在洞见人性隐秘的过程中辩证看待两性关系，破开男权文化的壁垒。小说正是借助双重叙事视角，超性别的理性认知与思辨内涵才得以充分呈现出来。

再如第十三章中，人物“我”在阴阳洞幽暗温馨而暧昧的氛围感染下，再也坚持不住内心的抵抗，在半推半就之间完成了与一向敌对的T老师的阴阳交合，但人物“我”当时并不明了自身行为的根源，也无法认识到事件的实质。随后，叙述者“我”站在多年后的立场上指出本质：“我由此想到，这个世界是通过欲望控制着我们的，当我们走过很长的道路之后才会幡然醒悟。”陈染：《私人生活》，第118页。小说指出男女两性的行为都受制于自身欲望的实质，这种欲望鼓动着男性编造甜言蜜语以诱导女性放弃抵抗，也引导着女性违背自我内心情感投入敌对男性的怀抱，从而弥补了人物“我”理性认知的不足。借助双重叙事视角，作品解释了当时人物“我”无爱之性的原因，即被欲望控制下的身心分离或自我分裂，达到了超性别的理性认知程度，即“这样一个‘我’是深邃复杂的，同时又是分裂与残缺的”。杨敏：《论陈染小说人物的心理困境》，《小说评论》2005年第5期。这种融深邃复杂与分裂残缺于一体的丰富性，与双重叙述视角的运用密不可分，换言之，双重叙事视角从形式层面凸显了文本的思辨性内涵。

《私人生活》中，人物“我”依据情感记忆不断回顾过往的感性细节，叙述者“我”则从理性层面对此予以审视评价，或冷静地揭露事实真相，或犀利地解剖自身行为，充满了强烈的个人反省特质。二者从不同层面共同展现了倪拗拗精神成长的艰难历程，反衬出男权文化对女性压制力的强大。而“由于叙述者与被叙述的人物都是‘我’，尽管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我’，但却仍使他们在转换上做到自然无痕”，陈慧娟：《论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特性》，《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人物“我”与叙述者“我”之间转换的自然，使两个“我”在文本中彼此交融、浑然难分。“我”的双重视角的运用，既具体呈现了女性因男权社会压制而萌发的激烈反抗心理和个人抗争的软弱无力，又揭示了男权文化背后所隐藏的女性心理根基，将女性的感性生命体验与理性认知判断交错融合，共同构成性别化感受与超性别认知的对立统一体，即超越单一的性别视角来透视社会与洞悉人性。陈染1994年就明确提出“超性别意识”，她曾坦言：“我的想法是：真正的爱超于性别之上。”陈染：《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钟山》1994年第6期。并将这种超性别观念和双重视角的运用结合起来，自觉渗透进小说的艺术形式之中，引导读者对性别关系做更深层次的思考，文本的思辨性内涵与女性话语的复杂交错性就此得以充分表达。

二、“我”与“她”的人称转换

为将自我的独特思考充分呈现于文本，作家常借多样的叙事策略以重构外在经验世界，其中叙事人称至关重要，“人称是小说结构的重要元素，不同人称有着不同的叙述视角，不同叙述视角会带来小说不同的结构形态”。陶长坤：《论小说结构的深层机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现代小说舍弃传统小说惯用的第三人称，开始大量运用第一人称和多人称交错混用，这种人称的多元化昭示了创作主体为契合现代审美心理而在形式上的创新求变。不同的叙事人称意味着不同的叙事距离，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叙述人称密切关联着文本的叙事效果。

深受西方现代小说影响的陈染，在创作之初就已注意到叙述人称与表达效果的关联性，并进行了大胆尝试。《与往事干杯》在描写肖濛与男邻居的情爱时，就巧妙转换叙事人称，从第一人称“我”转换为第三人称“她”。《嘴唇里的阳光》的人称转换更为明显，小说分为七个章节，奇数章节以“她”为叙事人称，偶数章节以“我”为叙事人称，将“我”的内在知觉与“她”的外在观察交错对照。《私人生活》也有叙述人称的转换，其中，第一人称“我”叙述了作品的大部分内容，并运用人物“我”与叙述者“我”双重视角交错，将女性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超性别的理性认知融为一体，女性主体的个人型声音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在“床的尖叫”“阴阳洞”两章中，都有部分内容从第一人称“我”转换为第三人称“她”，这两处叙述人称的转换已成为富有意味的叙事现象，为研究者所关注。

《私人生活》为何在这两个性场景描写中将叙事人称“我”转换为“她”，以往评论者主要有下列四种观点：一是克服心理障碍，“第一人称换为第三人称，这可以克服第一人称带来的心理上的障碍”。戈雪：《当代小说叙述方式的演变》，《写作》1998年第8期。二是免遭误读，“将第一人称叙述容易受到读者窥测命运的尴尬巧妙地转换为局外人的‘讲故事’”，王亚瑾：《论陈染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述张力》，《安徽文学》2010年第11期。在叙述敏感的性场景时转换为“她”，可避免因人称指涉而使读者将叙述者“我”与作者混淆，从而克服心理障碍或拒绝来自外界的窥视。这两种观点或许符合陈染的其他作品，却很难契合以展现个人隐秘体验为核心的《私人生活》，且文本的诗意化与思辨性也拒斥此类解读。三是更客观地反省自身，“从第三人称角度实现自我观照做较为客观的反省”。李梅：《论陈染小说〈私人生活〉的叙事策略》，《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用第三人称便于更客观地反省，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却不够全面，无法解释文本中其他敏感的性场景为何未转换叙述人称，也没注意到这两处人称转换不只是“她”，还有“他”。四是意味着叙述权力的让渡，“正是由于‘她’从这个男人身上获得的只是单纯的欲望满足，因此，失去女性主体地位的叙述者只能将叙述的权力拱手相让”。赵树勤、杨杰姣：《理想人格与视角转换——陈染与尤瑟纳尔创作比较》，《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此观点注意到叙述人称转换下的叙述权力让渡，有一定理论依据，但未能将叙述人称转换与文本的主题意蕴结合起来，也没注意到同时转换人称的还有“他”。以上这几种观点虽有一定的文本依据与合理性，但都不能完全契合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