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社会分层与当代小说批评理论

如果把范围无限度扩大到“中国当代小说”，问题就太复杂了，根本不是这里妄想解决的问题。即使仅限于“中国当代小说的现代性”，恐怕也非这里能胜任，因为前面还有个“中国当代小说”。慎重起见，也为着论题相对比较集中，这里的社会分层，仅作为一个视角来使用。引入社会分层视角，文学艺术常用的审美现代性自我设限就会被打破，从而进到现代社会机制、现代文化系统来衡量现代意义的人的问题。因为，内在于社会分层这样一个思考问题的姿态，就决定了不再把对现代性的检验标准放在某个设定的特殊“体验者”身上，而是在社会总体性中来思考现代性的整体水平。即使把目光投向具体个人，思考的也是卢卡奇意义“成问题的个人”。^（1）

这种兼有个人与社会双重视野的叙事，终极目的在于人的现代化（文化现代性）。然而，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却是关注的核心，阶层分化所造成的普遍性后果成了思想中心。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个人中心主义的狭隘。

一、“现代性”在当代小说研究中的基本现状

这里有个前提必须先加以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几乎不可避免都受到“现代性”的深刻冲击。但是，倘若换个角度来理解，如果没有“现代性”，哪有“反现代性”？不管“反现代性”“反”的是什么，总之，因为“现代性”而引起的“反”，其思维本质上仍然是“现代性”的。所以，这里所说的“现代性”在当代小说研究中的基本现状，除了通过社会分层视角看到的现代性之外，还包括仍用“现代性”，但并非笔者所认可的那种被称为“现代性批评”的批评和研究。

按照笔者观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现代性”概念的使用，都表现得比较含混和泛化。这不能理解成小说批评或研究在该概念使用上的统一规范。正好相反，表明在当代小说批评和研究中，人们思维中的“现代性”其实多半是基于自身经验和感觉的发挥。“现代性”划过之处，通常的替代性符号就是人物的各种孤独意识、另类体验、反常规言语特征和不知所终左冲右突的行为。这些东西一经相关哲学概念附丽，再加上相关时代对应物，就成了所谓的“现代意识”。

它们是一些话语的碎片和非连续性思维观念断章，厕身于主流政治经济学的夹缝当中，以思潮形式集中在“新启蒙”和“日常生活”两个大的文化转型阶段。

就笔者所论述过的对象而言，重读那个时候的批评和研究，可能没有哪个批评家一上来就自觉意识到要先界定“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字里行间却充满着强烈的主体性意识。

应该说，正是批评和研究的这般既挥洒自如、滔滔不绝，又不过分以自我代表“中国历史”“中国当代”的矜持和谦逊，恰好构建起了与创作积极的思想对话关系。比如张贤亮的创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虽然无法确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没有批评界积极热情及时跟进，特别是对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连篇累牍的批评和阐释，创作“爱情三部曲”正起劲的张贤亮，也不是那么容易同时段又折回头写出他的“改革三部曲”的。“替人民受难”曾是批评界从“爱情三部曲”中品出的张贤亮“狭隘”情感基调。张贤亮虽未著文正面回应，但细心的读者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在“改革三部曲”叙事中，张贤亮其实早已通过改革派人物之口，巧妙委婉且不失尖锐地反驳了这一标签式的评论。《我的菩提树》更是如此。日记部分不用去说，单是注释，庶几可以视作剥洋葱式解剖人文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历史。人文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的错位，纤毫毕现于纸面了。但设想一下，倘若没有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特有的文学批评氛围，尤其是没有并不严谨却显得异常率真的“现代性”批评的适时介入，或许可以断言，他完全可以沿“爱情三部曲”的路子经营下去而走得更远。

至于张贤亮，这里想说的是，“现代性”批评使他更加自觉意识到才子佳人叙事结构的天然局限性。从“现代性”批评看王蒙小说，也大体类似。“新启蒙”时代，王蒙有“季节四部曲”，但是也有《活动变人形》和《坚硬的稀粥》。事实也进一步证明，《活动变人形》要比“季节四部曲”更受思想阐释者的欢迎。在“新启蒙”语境去理解这种现象，批评所看重者，无非是对“自叙传”的刻意回避。《活动变人形》一直追究到封建专制主义老巢，囊括了极端政治化对人性的深层影响，显然更符合启蒙目的。至少对“现代性”批评而言，比“自叙传”中的政治无意识更根本、更具本源性。20世纪80年代同一个作家的小说叙事出现思想“多叉”的很多，不见得都受惠于该批评语境，但一定与“现代性”批评的反复激荡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张贤亮从相对单纯走向宏阔，王蒙的“杂色”叙事所反映出的都是这个道理。

另一方面“现代性”也使得8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越来越走向了“玄学”边缘。这一点甚至也可看作是导致今天文学批评仍回不到真正意义的现代性批评的源头。

“新启蒙”的80年代，就“新”本意而言，其重心实不在“归来者”，它的主角是先锋派小说和朦胧诗。翻开那个时代充满激情的评论文字，所谓苟日新、日日新的“新”，几乎等同于“现代性”。虽不能简单说把现代性理解成花样翻新的方法。但许多批评和研究把方法的革新视同现代性本身，并声称形式即是内容。事实上，的确把现代性引向了方法论，这实在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这种现代性的错位，我们从路遥和王朔的遭遇上可以看出，在那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路遥用短短的生命，呕心沥血写下了偏僻农村普遍现状无论《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今天好像成了批评界的热点话题。可是在80年代，岂不知，《平凡的世界》因为其“土得掉渣”，连现实主义者的法眼都入不了，更遑论从中看到路遥思考农村青年文化人的现代性意识了。王朔在80年代的蹿红，得益于其小说频频被改编成影视剧搬上荧幕，而非文学批评界的阐发和研究。相反，从批评赐给王朔小说的“痞”“顽”“侃”等标签不难看出，王朔小说的叙事价值取向，其实正是批评界用以批判的绝佳实例。批判作为新“蒙”的王朔小说，所“启”是什么呢？是“一体化”中不断生产出来的文化规范和价值秩序，尤其其中被固化了的“知识”中心化地位，及由此而生的“道德”优越感，成了王朔式小说所谓“痞子文化”的死敌。

显而易见，路遥因“土”而上不了“现代性”的台面；王朔因“痞”而被驱逐，剩下能让“现代性”批评施展拳脚的舞台，便只有先锋小说了。中国文学批评界怎样对待先锋小说，并非这里关注范围，姑且存而不论。但由批评对待路遥和王朔小说的态度可推知，所谓“现代性”批评，到20纪世80年代后期，其实是越走越“奢华”，越走越“贵族化”，越走越“小众化”乃至越来越“玄学化”了。这样的批评设定，难说不会堕落成凌空蹈虚的知识游戏、审美游戏。事实也再一次雄辩地证明，无论“众声喧哗”“情感零度”，还是“叙述圈套”“语言迷宫”，即使给它们再多一点“现代意识”的赋形，毁弃它们生命的有一点便足够，就是脱离现实社会机制。这也是卢卡奇反复论证的“文化的总体性”的重要意义所在。卢卡奇“总体性”中的“形式”强调的是“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具有“伦理性”，是本体论、生存论直接相关的问题，是对世界意义和时代精神的探索及表征。

由此反观，不管路遥笔下的农村青年文化人，还是王朔笔下的城市无业知识青年，作为当时一种青年思想的集体无意识状态，本应由“现代性”批评率先发现。不幸的是，恰好为“新启蒙”所生产的“现代性”批评所逃避和抛弃，到现在也仍是文学思想遗留问题。可见，当时所谓新潮的“现代性”批评，实际已经堕落成了一小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王者”妄想症的修辞策略了。

在这个大背景上，“日常生活审美化”或“审美化日常生活”，这一对绕口令似的批评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文学理论“新转型”的压人姿态，取代了“新启蒙”，进而深度派生变异成为新的“现代性”批评。

这两个“日常生活”只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的总结和提炼，意在推动文学批评话语和价值模式的转型。连同“日常生活”一起兴起的相关争论，还有“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理论”与“后理论”之争等。这些理论问题比较复杂，非此处能谈清楚。单就“日常生活”来说，笔者印象中，最早从现代哲学层面谈论“日常生活”的，应该是匈牙利学者赫勒，其名著《日常生活》就是其中之一。

顾名思义，“日常生活”这个极其普通的名词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批评的关注中心，是因为人们对声势浩大的“人文精神讨论”失败的集体默认。这促使“大我”“大写的人”“大叙事”转型，以像当年拥抱“人文精神”一样的热忱去拥抱琐碎的、庸俗的、市场化的日子。本来，回到“日常”理应是“现代性”的本意，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抛现代社会机制于不顾，而只选择性地留下庸常日子且还反复论证，挖掘其中的“慢生活”“中国经验”，想要在庸常中奔“道”而去，这就有点神神叨叨、邪邪乎乎了。长期下去，是对“类日常生活”与“意义日常生活”规律的违背，也是对“自为”日常与“自在”日常的混淆。回避谈论路遥和王朔小说叙事中的“意义的日常生活”，就是明证。话语惯性使然，对王小波、阎连科、莫言等一系列作家小说叙事重要方面，只能搪塞处理。

王小波杂文提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问题，但他的小说叙事却并没有在如此阶级化、立场化的路子上继续往下走。相反，小说叙事所尝试和反复检验的是已经发现了自己“意义的日常生活”的人，如何在“自在”的日常世界里“自为”生活的命题。可彼时“现代性”批评却非得给他此类小说以“自由主义”帽子，仿佛不先分出个左中右，就不足以面对日常生活真面目似的，结果只能把王小波的现代性个体叙事，导向了常人无法理解的所谓存在主义畏途。

莫言是一个有着自己文学立场的作家。他的“民间的立场”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可谓名噪一时，甚至到了直接左右他小说批评和研究话语生产的地步。莫言几乎全部小说也都是以农村为叙事对象，若与阎连科相比，两人确实有许多地方具有比较性。们们都擅长残酷叙事。莫言的残酷是故事本身，阎连科是局部的和细节的；莫言很少把叙事镜头推近到当下农村，阎连科则从过去写到当下，且当下农村是重点。两人都被批评界称为怪诞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不消说，现代主义特征是批评界论评他们小说的出发点。奇怪的一点是，这两人的小说叙事一直延续到了当下，可批评所使用的“现代性”却基本仍停留在题材分类。水平这在莫言研究中尤为突出，大部分批评认为莫言小说发现了农民自在的“主体性”，因而断定莫言小说表现了农民现代性。但是，细品莫言笔下的农民“主体性”，实在只是一些农民无法无天的想当然胡闹。这种把民俗仪式文化、古装影视剧片段和说书人的传说、秘闻，搅合在一起的农民文化，建构起来的恐怕仍然是无声的农村。因为，既体验不到农民对“意义的日常生活”的主动追寻，又无法看到如此农村究竟怎样摆脱原始朴素自然人状况的自觉途径。

既然如此，浏览莫言、阎连科等人的研究文本，所谓“现代性”批评，便转化成了芜杂无比的关于“中国经验”的细致入微的发挥和生产。如此，紧贴小说文本乃至自降眼光低于小说文本的释经释典式“文本细读”式批评——这种主要目的在于发掘民间知识和经验，以论证中国一线小说不输于“世界文学”的理论动机——已经与中国的“日常生活”现代化没有必然逻辑关系。“现代性”批评也就退化成了关于当代小说知识的批评，与人的现代化即文化现代性亦无多少联系。

通过以上相当简略的梳理，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其一，即使不出现意识形态转折，“现代性”批评也很难持续下去。唯一能实现的可能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破坏和瓦解。“现代”意识生产或再生产的一个直接后果，只能是经济个人主义及其“理性经济人”的泛滥。其二，缺乏对社会分层的深入关注，导致只能在非常一般的社会形态，即在宏大而笼统的社会正反两面，在抽象人性论的层面挪用五四启蒙现代性资源。其三，文学批评代际更替和理论批评资源的更迭，“现代意识”被逼迫让位给了“经验知识”。文化现代性的思考被冷僻怪异的视角所收编，跨学科方法取消了对现代社会机制缺位的纵深追问。“现代性”批评只成了“现代”学者个人经验的代名词。因此，就显得格外迫切而重要。

二、社会分层视角才能把小说现代性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