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精神：城市文学写作与研究中的关键词

城市具有地域性和区域性特征，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城市文化和不同的城市精神。城市文学往往以城市景观和城市人为载体，呈现城市精神。城市景观是“一连串复杂事件的组合体”，^（1）城市人无时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城市文学通过对城市景观和城市人的互动关系及特定联系的书写，建构城市精神。当代文学的城市景观书写是否为读者提供了“判断和解释社会脉络”的线索？对城市人的书写是否完成了“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使命？城市精神是否在城市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呢？我们需要立足中国城市文学写作和城市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思考中国城市文学的局限，探讨全面小康社会语境下城市文学的精神建构、写作策略等相关问题。

一、城市精神在城市文学写作中的失落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写作历程来看，城市文学并不是新鲜的文学类型。“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已经对作为城市的“北京”和“上海”进行了集中表述，且呈现出较为完整的脉络和谱系，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叙事范式和审美经验。以上海为例，晚清的政治乌托邦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和鸳蝴派小说已经对上海进行了详尽描绘和意义建构，“‘文学中的上海’分别被赋予了现代民族国家、‘文明的出张所’与隔离于内地的‘飞地’等想象意义，呈现出近代以来上海想象的初步状态”。^（2）20世纪30年代，上海更是成为茅盾等左翼作家集中叙述的对象。亭子间、贫民窟、外滩、工厂等上海城市空间成为反殖民话语、阶级话语指涉和重塑的内容；同时，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在消费主义视域中，呈现上海现代城市场景，上海成为“罪恶的渊薮”和“一个贬义动词”。^（3）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作家剥离了上海承载的各种话语指涉，专注于讲述上海的世俗生活和人情冷暖，凸显上海日常私人生活的小市民精神。

“文学中的哈尔滨”同样具有代表性。20世纪20—40年代，哈尔滨城市景观的异域性、异质性成为殖民话语和反殖民话语的载体。作家笔下的哈尔滨“租界地域，俄军警戒备森严，如防敌寇。我国军警，率不敢越雷池一步，划地各守”。^（4）生活在租界的中国人“到处碰到歧视和冷淡”。^（5）在瞿秋白的散文集《饿乡纪程》、冯至的诗集《北游及其他》中，哈尔滨也呈现出浓重的殖民色彩和灰色基调。同时，作家笔下的哈尔滨又有现代大都市的特征，“形成着纵横的脉状的河流。人马、车辆、错乱的步伐就像迅速奔流着的液体似的”。^（6）在季羡林的回忆录《留德十年》中，哈尔滨被涂抹上了艳丽的异域情调。在逸民的《滨江梦》、六豕的《松江繁荣梦》、陈纪滢的《搜灵记》等小说中，哈尔滨也都充斥着都市的诱惑、欲望和迷惘。诚然，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和民族国家立场遮蔽了“哈尔滨叙事”在文学审美层面的提升，很多作品呈现出简单、机械、粗陋等美学局限。但是，在独特的历史语境中，这种叙事方式最契合哈尔滨的社会现实情境，哈尔滨城市景观被注入了大量精神性内容。作为哈尔滨精神话语的载体，在构建哈尔滨“城市主体”中发挥了价值和效用。

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文学中的上海”“文学中的哈尔滨”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呈现城市外在景观，更在于构建城市内在精神。把城市嵌入中国现代化、民族独立化和城市化历史中，去发现上海、哈尔滨在殖民主义话语、民族主义话语和现代性话语的不断冲击中生成的多元精神体验，及其在长期演变中沉积而成的精神话语。这些精神话语最终成为城市精神的重要内容和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家们重拾左翼话语及其叙事范式。上海、哈尔滨等城市所携带的民族创伤、殖民记忆和现代性的腐朽堕落成为被批判和改造的对象。同时，现代化城市所包含的现代工业逻辑与国家工业逻辑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推使下取得内在一致。20世纪50—6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日常生活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城市书写显现出明显的“反城市”意识，“存在着一个‘反城市的现代性’”，^（7）与市场、消费相关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否定和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艾明之的《沉浮》、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等文本中的市场和消费被赋予意识形态属性，成为划分个体阶级身份的标准。因而，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学是通过不断剥离和压抑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城市因素来叙述城市主体。也因此，讲述新中国现代化工业建设，塑造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典范形象，生成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和凸显国家意识，成为城市文学叙事遵循的原则。这种叙事原则使城市文学生成一种内在症结：一方面，追求物质上的现代化；另一方面，隔绝精神对物质的诉求，“不仅把城市与资产阶级想象为一种天然关系，而且致力于农村文化对城市的移植”。^（8）乡土文化成为改造城市精神的文化资源。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生活、城市精神和城市人的不断乡土化。或者说，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学是以乡土的价值观念和情感趋向叙述城市，把乡土和城市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城市文学讲述的不是关于城市而是关于乡土的故事。

“城市”在“一体化文学”中处于隐匿状态。虽然在工业题材、革命题材和日常生活题材小说中仍然出现城市，但城市只是叙述空间而不是叙述对象。或者说，“城市”和“城市化”引发的焦虑蔓延到文学叙事中。因为，对“城市”的占有和重建一方面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这其中既包含了中国革命的诉求，又继承了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积聚的屈辱经验。同时，因城市管理经验不足，而产生一定的焦虑。所以，在“一体化文学”叙述中，城市始终呈现出经济建设和精神改造的双重面相，“始终是一个幻象，它是一种不可能性的存在”。^（9）因此，20世纪80年代重提“城市文学”实际上是对“一体化文学”的否定和反驳。20世纪80年代城市文学出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分化：“一支是以蒋子龙、刘心武、白桦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力量。他们以真实反映现实生活本质、‘干预生活’为其追求，以再现生活为艺术手段，以后形成为‘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另一支是以王蒙、宗璞等小说家以及朦胧诗群诗人为代表的新潮艺术追求者。他们以表现内心感觉和创造新的艺术样式为追求，以新的艺术感知方式和西方现代艺术技巧为手段，以后发展为被称为‘中国式现代派’的新潮文学。”^（10）这表明消费、市场、商品、物欲等城市生活固有的内容在城市文学中仍旧受到压抑，其中又暗含着文化资本、知识分子权利的重新确认和分配。因此，就需要寻找一种统摄性话语为城市文学重建提供一种可依靠的力量、成熟的样本、清晰的边界和明晰的未来。

再以上海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在表述上海时，有意规避现代文学中有关“上海想象”形成的美学经验，对上海进行“减法”处理，剥离上海承载的各种话语及其精神性内容，以小资情调和私人化生活为中心。在程乃珊、王晓玉等人的文学想象中，上海始终“笼罩着一股对三四十年代上海奢靡文化的怀旧气息”。^（11）除此之外，唐颖、陈丹燕、周励等人试图将“旧上海”延伸为全球化的现代性图景。在“旧上海”的想象中，以金融中心、时尚中心、消费中心来消除上海与西方国际化城市的界限和差异，但也在追逐同质性的过程中丧失了“上海性”。这种叙事方式在棉棉、卫慧的作品中走向极端，呈现出来的是各种消费符号。上海彻底淹没在纷繁的摩登景观中，成为一种概念和符号意义。至于王安忆、金宇澄、王占黑、王苏辛文学中的上海，则已成为个人生活史、日常世俗生活、地方性知识的演练场。上海所应具有的厚重感和史诗性变得模糊而微弱。

以其他城市为中心的文学写作同样存在着城市主体失落的问题。以迟子建的哈尔滨书写为例。迟子建对现代文学中“哈尔滨叙事”的审美经验和叙事范式，同样采取了规避的态度，有意识地回避意识形态因素和民族主义话语。一方面，迟子建以平民世俗生活的烟火气为美学理想。在《伪满洲国》《白雪乌鸦》《黄鸡白酒》《起舞》《晚安玫瑰》等小说中，反复构建灵性、温情、诗意、理想、希望、绝望等精神话语；另一方面，以“怀旧”和“世俗性”统摄哈尔滨的城市风貌。迟子建对哈尔滨城市主体风貌的呈现大多集中在对松花江、中央大街、圣索菲亚教堂、阳明滩大桥等城市景观的详尽描绘上。但哈尔滨只为故事提供了叙事背景和空间，没有为故事提供审美内容和精神支撑。或者说，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和浓厚的人文精神与哈尔滨城市之间没有内在的精神联系。

2020年，迟子建提出哈尔滨“始终没有以强悍的主体风貌”“独立呈现过”的问题。^（12）她为此而创作了长篇小说《烟火漫卷》。《烟火漫卷》以哈尔滨为书写对象，围绕着“失婴—寻婴”的故事，讲述了刘建国、黄娥、翁子安、于大卫夫妇、谢普莲娜等人充满传奇与巧合的命运际遇。黄娥认为是自己的过失导致了丈夫死亡，因此决定以自杀的方式洗脱自己的罪。在赴死之前，黄娥希望刘建国能够收养儿子杂拌儿。“她在为生命做倒计时的过程中，心想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除了把杂拌儿托付给刘建国、于大卫和谢楚薇这样的好人，她也可以将孩子托付给神祗啊。一些教堂只是礼拜天对外开放，所以她选择这样的日子带杂拌儿出去。”^（13）黄娥带领杂拌儿去了清真寺、极乐寺、圣索菲亚大教堂等多处寺庙或教堂。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尝试以哈尔滨的异域文化来救赎精神异化。然而，小说只是描摹了作为哈尔滨城市景观的寺庙或教堂的外在物理空间特性，没能将城市景观转化为城市意象，发掘其中的精神内容。黄娥对苦难、善恶、伦理、罪的认知，以及她希望通过死亡进行自我救赎的观念仍然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哈尔滨的宗教景观暗含的精神话语没能唤醒黄娥对中国传统观念的重新辨识和认知。《烟火漫卷》的男主人公刘建国则希望通过承受日常苦难，化解自己的精神危机。在小说中，刘建国深受触动的场景是：听到于大卫通过手机播放的俄罗斯民族音乐《伏尔加船夫曲》后，刘建国流下了痛苦的泪水。此时，《伏尔加船夫曲》所表现的俄罗斯人民的苦难生活、悲怆的精神底色和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刘建国的情感呼应。显然，这与哈尔滨的城市精神毫无内在联系。假设刘建国生活在北京、上海或者任何一个城市，他都可能听到这首曲子，也都可能深受触动。综观整部小说，无法看到哈尔滨的城市精神对刘建国个人命运走向产生过实质性影响。哈尔滨是刘建国、黄娥等小说人物的生活场所和活动范围。他们的身体在哈尔滨，精神上却没有哈尔滨的印记。可以说，《烟火漫卷》偏离了典型城市文学书写的轨道，作家的写作诉求与文本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隙，在表述城市过程中使“城市文学”本身成为了一个问题。

总体而言，中国城市文学应该是中国作家秉持城市精神，审视、反思、观照、书写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的文学作品。然而，当下文学在舍弃“上海想象”“哈尔滨想象”等城市文学的相关叙事范式和审美经验时，并没有寻找到足以支撑讲述城市百年发展史的新的对象、命题和审美方式。因而，只能以同质化的现代性城市特征来构建“城市主体”。或者，选取城市历史的某个时段和横截面，形成一个封闭的历史空间，装入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和情绪体验。抑或，以呈现地方性民俗和生活习俗的方式，概括城市文化。可以说，在当下城市文学写作中，城市精神处于失落状态。

二、城市精神在城市文学研究中的失落

城市精神在城市文学中的失落与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仍然没有解决何为“城市”“城市人”“城市生活”“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等基本概念，固而无法为当代城市文学提供理论支撑存在一定关联。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城市文学”概念，并将其作为独立的文学理论形态进行建构，始于1983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城市文学理论笔会。这次笔会“就城市文学的命题、历史发展、基本特征、存在问题及未来展望，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并就某些问题展开了争鸣”。^（14）此后，学术界的城市文学研究基本没有超出这次笔会设定的议题和范围。

这次会议提出“城市文学”概念，认为城市文学的本质是“为政治”还是“为艺术”的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重提城市文学是因为长期以来“城市文学没有当作一面旗帜飘扬在文坛上”的窘境“现在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15）而且，新时期国家快速推进现代化建设，因而对城市文学也做出了相应的要求。同时，《乔厂长上任记》《花园街五号》《沉重的翅膀》《小贩世家》《那五》等城市文学引发的热议，使研究界意识到城市文学具有“不断清除阻碍改革的思想影响，更新人们的观念，创建有利于改革的现代经济和文化的环境”^（16）的重要社会价值。于是，“城市”“城市生活”“城市意识”“城市文化”成为学术界集中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