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小说的“重复”书写

“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1）J.希利斯·米勒认为文学作品的丰富意义来源于多种重复现象的组合。王蒙是一位善于利用“重复”进行写作的作家，他的小说里交织着多种不同的重复样式，复调性地拓展着文本的魅力。长篇小说《笑的风》非常典型地同时具有多方面的重复性结构。“笑的风”作为言语成分的显性重复，内蕴着一种诗的理念，并以过剩的方式体现着特征的奇异性；《笑的风》还隐蔽着一些有待于发掘的隐性重复，它们与文学史上其他作家的创作，与作者自身的创作相勾连，在内涵的多维深层衍构中激活了重复的深邃含义。

一

吉尔·德勒兹认为，“作为行为与观点，重复所涉及的是一种不可交换、不可替换的奇异性”，^（2）它指向的是不能被替代的东西，以“差异”作为自己的本质相关项。在《笑的风》中，笑声与风声缠绕在一起多次出现，而读者也误以为出现于文本各处的“笑的风”形式相似，内容等值。其实“笑的风”每次出现的情形并不相同，这些情形作为差异之分配的空间决定了“笑的风”同一性表象的破产。“笑的风”呼应着傅大成内心隐秘的震动，呈现为一种更为深刻的存在，让傅大成的自我在混沌中诞生，变得清晰，甚至成为主体成长的必备形式。

文本开端直接入题，17岁的傅大成在上完厕所回宿舍的路上，第一次听到了春风送来的女孩子的笑声：“这次夜间的笑声清脆活泼，天真烂漫，如流星如浪花如夜鸟啼鸣，随风渐起，擦响耳膜，掠过脸孔，弹拨抚摸身躯，挑动思绪。风因笑而迷人，笑因风而起伏。”^（3）17岁正是青春萌动之际，笑声风声中含有原始冲动的成分，行文以视觉、听觉、触觉交互感通的方式描写了力比多带来的生命体验。这来自身体内部的经验性内容，给身体和心灵以欣悦，傅大成感到了“奇妙，惶恐，甜美”，并且“晕眩”起来。这时“笑的风”调动的是微知觉，是模糊的，只能通过快感感知，尚未被现实化。它来源于傅大成内部的本能需求，与本我的初始层面相对应，提供的是“我之所是”的原初感性。初次出现的“笑的风”改变了傅大成的心灵，作为一个纯粹而完满的时刻，它被傅大成设定为自己应当具有的本来，然而其瞬时性让傅大成预期它的再一次出现，对于能够进一步提供笑声与春风感的事物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等待。

初次出现的“笑的风”拥有完满愉悦的状态，虽然遥不可及却充满吸引力，它作为特殊之物蛰伏在傅大成的人生场域中，等待进一步的展开和分化。然而这种潜在的愿望在现实中很难得到即刻的满足，傅大成在陷入青春期的迷醉、晕眩之后，就像弗洛伊德笔下的白日梦者一样将冲动植入创作的轨道，写了一首关于春风与笑声的诗歌。这一举动深刻影响了傅大成的命运，傅大成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然而诗歌流布所及以至于出现了“烂词儿”，傅大成受到“训诫”。接下来的婚姻则进一步雪上加霜，父母要他与本村大5岁的白甜美结婚，没拉过手没说过话就要结婚？这已成定局的婚姻如何接受？傅大成用想象的移情把“笑的风”的源头赋予白氏，将其纳入“笑的风”所构成的“自由、美、愉悦、诗意”这一象征意义的感知秩序中，带有自我欺骗性地“欣然”接纳了这桩被安排的婚姻。婚后的日子不能不说甜美，但是傅大成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因为白氏不仅少言而且少笑，夜间口腔里甚至发出“啊哇哇啊”类似老鸹的叫声。事业和婚姻的不如意让“笑的风”的意义在压抑中被悬置，开始以隐藏的力量发挥作用。终于，10年之后“笑的风”蓦然出现。傅大成回家探亲，女儿“小凤忽然银铃般地跟随着笑了起来，像是一阵清风，像是一串铃铛，像是枝头小鸟，像是一缕山泉。大成一下子定在了那里”。^（4）间隔10年后重现的笑声风声是日常压抑之下的生命之光，生命感觉的复沓令傅大成唏嘘不已。“笑的风”作为梦想，提示着傅大成人生不足的形态，而映射在“笑的风”中的深层“自我”让傅大成发现自己正成为自己的异己者。于是，“笑的风”作为理想自我的投射，开始激活行为，在傅大成的人生中发挥起“修改”的功能。

杜小娟的出现再次激起了傅大成积压多年的对“笑的风”的怀念。杜小娟的声音“清澈明亮，甘甜酥脆，如儿童如少女”，她笑声连连，“如春风，如风铃，如金石，如上海夜灯闪烁”。^（5）这一切与17岁那年沉醉的春风、迷人的笑声叠合在一起，让傅大成灵魂激荡。相对于傅大成和他的家庭，杜小娟只是一个“他者”，然而与这个“他者”在一起，傅大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深度的快乐意味着杜小娟与傅大成并非对立的一极，“而只是对另一个我而言的自我和对自我而言的另一个我”；^（6）而且这快乐排除了家庭成员，带有私人属性，是深度的利己的快乐，意味着傅大成“自我”的深度觉醒。只有担负起将要被否定的生活的重量才能生产出对新的生活和自我的肯定，傅大成提出了离婚。关于自我的理想被投射到行动中，自我变得“有能力”做出行动：离婚后的傅大成和杜小娟结婚了。婚后的他们如鱼在水，如鸟入林，笑生风声连连不断：“人”的原则与高度的确立颠覆了无爱情家庭的道德法则，显现为自我主体的/个体的成长逻辑。与“笑的风”相伴随的还有傅大成事业的成功，1978年以后傅大成文运事业步步登高，他结交各色文学精英，参加全国性乃至世界性文学聚会，纵横捭阖，意气风发。无论婚姻还是事业，傅大成都畅快惬意，“笑的风”以过剩的方式昭示着自我生命感的满足和主体的最终形成。

“笑的风”的多次出现，一直参与到傅大成的生活建构中，其间每一步的暗暗转换都在唤醒一种力，为傅大成摆脱昏沉的存在状态做出变革。即“笑的风”的再次出现不是对上一次笑声与风声的简单复归，其中包含着变动不居的经验性内容，它的每次出现都是对上次内涵的克服与深化。这种重复与强迫症的重复截然两分。傅大成的再婚妻子杜小娟是一个强迫症者，她试图将傅大成的日常习惯“统一”于一种重复之中：饭前厕后要洗手，洗手要用蓝月亮洗手液，用完卫生间香皂盒要复位……杜小娟的日常习惯对于傅大成而言从来没有形成过真正的重复，它机械、刻板，即便作为习惯的行动元素在不同的情景中发生，依然具有相等性，是静态的水平的重复。按照德勒兹的观点，真正的重复是有待于在异质物中展开的符号，它的每一步展开都内含着生活添加体的渐进性。《笑的风》以笑声和风声作为逐渐扩大故事内涵生成装置的关捩点，将主人公个人主体的成长与事业、婚姻、时代勾连起来，构造出向纵深敞开的文本图景；对于傅大成，笑声和风声关乎自我内在秩序建立的隐秘动态，关乎心灵的秘密，而心灵，作为发出爱和重复的器官，让笑声和风声的每一次重复都变成了抒情诗般的语言。

二

《笑的风》中有一个巨大的隐性重复：“陈世美”形象的再次出现。傅大成向白甜美起诉离婚后一直无法回家，一回家就遭受她的责骂。白甜美称杜小娟为“小婊子”，称傅大成为“陈世美”，把二人感情指为“奸情”，潜意识中自己成了受害者秦香莲。作为“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陈世美”形象算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7）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荣格笔下的“原型”。这一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文本中一再被移植或重塑，然而无论怎样移植或重塑，“陈世美”形象在其历时性发展过程中，不管是长袍马褂还是西装革履，一直是一个贬抑性概念。

从20世纪50年代《我们夫妇之间》到60年代《霓虹灯下的哨兵》，到80年代初《人生》，再到《笑的风》，我们都会嗅到“陈世美”的气息。负心薄幸的特征重复赋予“陈世美”形象一种类似性秩序，但是这种秩序遮掩了从属于这个秩序的差异，遮蔽了各种置换变体背后具体的历史情况，环境、条件及其与具体事物结合后所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因为差异从属于类似的强力，所以差异只有在两种近似性的比较中才能被思维。《人生》中的高加林与《笑的风》中的傅大成有着更为相似的命运，两人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青年，都在发生变革的80年代受到启蒙思潮的影响，都为追求现代爱情而成了“陈世美”。联系时代背景对两人进行比较性阅读，探索傅大成区别于高加林的、对一个似乎相同的命运所进行的不同层面的演绎，有助于发见傅大成的负心行为作为一个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给历史带来的崭新的东西，并且随着同一性因素的剥离，发见“负心”元素的重复如何在实例的重复中被超越。

高加林是一个追求现代的知识青年。在巧珍和黄亚萍之间，他选择了“现代”的黄亚萍。之所以如此选择，除了和黄亚萍拥有共同的生活情趣、共享同一种话语体系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黄亚萍不仅生活在城市，而且可能带他去更大的城市，让野心勃勃的他进行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自我实现。作为与现代相关联的最大事物，“城市”建构起高加林关于“现代”生活的全部认知，也建构起他个人生活的意义，毕竟连对乡村进行饮水科普的漂白粉也需要到县城才能买到。某种程度上说，高加林对现代的向往已经转化为对现代城市所提供的种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迷恋——爱情叙事被发展叙事暗自置换。傅大成和高加林一样是时代转型中现代化的迫切追求者，但是在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上，他的实现向度是不同的。如果说高加林的现代尊严与城市、与物质密切相关，那么傅大成的现代尊严则与自我、与精神相关，傅大成进行的是一场自我内部的精神革命。傅大成与白甜美的婚姻带有阶级观点下农村日常的选择特征：白家成分稍高，傅家成分先进，白家急需与傅家联姻躲避可能的政治冲击；傅家穷困，急需劳动力，老人又急着抱孙子，白甜美健壮能干，有丰厚的陪嫁；大成有才，白氏貌美，按照中国乡村传统的美学趣味，才子佳人天生良配。这场婚姻属于传统乡村的包办婚姻，表现为父权文化逻辑下两个家庭的契约/交易关系。傅大成对于这场婚姻很不情愿，但他缺乏娜拉式的勇气，被迫接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媳妇。傅大成为自己落后的婚姻“自惭形秽”，尤其当他从近现代史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去反思自己的婚姻时，傅大成痛心自己“是一个背着封建包办婚姻包袱的可怜虫”。傅大成出生在人民文艺的时代，不曾亲历过五四，他对自己婚姻的质疑是现代教育的结果。县城学校提供的现代教育催生了傅大成生产自身的生产，催生了他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意识。现代知识与文明教育把五四目为神圣的、不可质询的，对个体知识分子具有母体意义的现代起源，并把五四作为一种认识装置悄然隐蔽于其内。正是在五四精神的烛照下，傅、白的婚姻呈现为前现代乡土社会的产物，是一种“反”价值，傅大成要融入以五四为开端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就必须割除旧式婚姻这个封建“毒瘤”。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傅大成愈加发现自己够不上是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社会秩序重建中，如何让自己获得现代资质，作为“现代”的个体“嵌入”现代的序列中？傅大成面临的是走出了集体、公社和阶级共同体之后的个人如何建立起自我的主体性、解决与外部身份指认不相匹配的内部自我认同问题。在查尔斯·泰勒看来，“认同危机”的处境是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他们缺乏这样的框架或视界，在其中事物可获得稳定意义”。^（8）对傅大成而言，这个能够给予他稳定意义的“框架或视界”就是五四，杜小娟的出现给了他重返的途径和力量。面对杜小娟直白的爱情表达，傅大成一边欣赏她澎湃的现代激情，一边慨叹自己的软弱，慨叹自己被许多现代文明所遗忘。傅大成对杜小娟的倾慕中暗含着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对他们与小资出身的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现代性想象。与五四小说、新中国成立后《青春之歌》之类的小说中知识男性创造新女性的文学想象相反，在《笑的风》中男性成了女性启蒙教育的对象，杜小娟成为傅大成生命里提升性的精神力量。傅大成在杜小娟这个“引路人”的带领下，一步步体味爱情的意义，通过重演五四文学中个人与家庭冲突的现代性遗产清理自身的历史负累，以“陈世美”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自信。

傅大成还通过意识上的强烈自审，进一步深化了自我内部的这种精神革命，最终把自身变成了现代化的对象，回答了一个精神上新旧交替的知识分子如何进入新时代的严肃问题。傅大成在进步/落后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审视自身，发现了自己身上保有的封建落后因素。他与白氏的婚姻是在他一无所知的境况下被安排的，在大局已定、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傅大成发挥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把笑声风声与白氏嫁接，进行自我欺骗，让这桩婚姻显得温和，可以接受。这其间暗含着对父权逻辑的认同，作为置身其中的一环，傅大成自己成了自己的施害者。所以对傅大成而言，打破包办婚姻就是突破自身思想的桎梏，清算自己内心深处属于封建父权文化的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傅大成成功地实现了个人与时代转型之间的对接，并在自我的批判性中发展出真正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