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科技与艺术的辩难

近年来，刘慈欣、韩松等人的科幻小说，汇成了中国科幻文学新浪潮。^（1）科幻小说寄寓着对高度技术化的时空忧思，试图以后人类反省来重构世界。海外学者王德威认为，莫言、阎连科、阿来、贾平凹、余华等纯文学作家，^（2）其魔幻写实、宗教审视、人兽关系等书写中，其实也潜藏着生态、生命等后人类思考，与科幻文学有其内在勾连。沿着王德威现实主义的后人类书写思路，可以发现，近年广受关注的弋舟《刘晓东》及其《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庚子故事集》等纪年式中短篇小说集，其思想主题生成与后人类书写有着隐秘深远的关联。弋舟写实地还原手机网络、机器主宰的种种后人类面向，并以时间折叠的艺术物事与之展开辩难性对话，形成了人文主义与后人类互动、论辩的叙事架构。正是后人类高科技与人文艺术感性的交叉互动，使其小说能以“一种普遍精神病象的艺术勘探与捕捉”，^（3）触动社会文化的敏感神经，生成了欲望与情感、精神与反省、自我与时代等思想主题，开掘了中短篇小说的新空间，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弋舟的中短篇小说中，手机网络、家电机器、艺术物事、身疾苦痛、时代追问等叙事元素不断出现。秩序化、冷冰冰的高科技与感性、自省的人文主义，形成审美与伦理的多重碰撞，让读者感觉“琐碎代替了崇高，时代的聚焦点从理想变成了世俗，原先光芒四射的人物也颓废在尘世里”。^（4）弋舟正视着后人类处境，如手机网络智能模式，大数据控制，家电机器的自成体系和现代桎梏，无不彰显城市化进程中的“后人类”困境。更有意味的是，在机器高科技书写中，弋舟还穿插了画家、诗人与绘画、音乐、挂饰等艺术物事，这些艺术物事往往将过去与现在的时间进行折叠处理，并以酗酒、抑郁、疾病等身体感官感受，含纳着深刻的后人类精神审问，借此穿插回望20世纪80年代，寄托着曾经的精神眷恋及当下的追问省思。由此来看，弋舟以中短篇小说即时性的现实主义后人类思考，以及刘晓东等众多后人类病人形象，与刘慈欣、韩松等人的科幻小说汇成不同维度的后人类书写，呈现了艺术与技术的时代勾连及其深刻的精神辩难，恢复了中短篇小说的有机性，实现了文学对社会文化的有效介入。

一、手机网络与后人类境遇

后人类研究近来渐成西方学院研究显学，^（5）不同领域研究者进行了诸多阐发，如人本主义批判，量子力学打破牛顿力学的物理学开拓，以及人类世、资本世、地下世的区分审视，等等。但直观可感的是，网络智能、机器体系等高科技不断迭代与加速发展，机器与人的界限逐渐模糊，体系化、秩序化的机器意识映照着当下生活，催促人类深思精神解放与技术更新的关系，进而反观省思人类中心主义。学界呼吁，要改变人类自命不凡、主宰世界的欲念，重新斟酌和定义人，这或是后人类思想核心所在。对当下而言，后人类处境的显豁特征就是手机网络、人工智能等。作为电子高科技核心产品，手机不再是简单的通信工具，已成为类似人体器官的“第三只手”，其芯片、网络中隐藏着最高端的科技因子。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操控下，手机功能不断迭代，图像、声音、网络背后的娱乐、出行、购物、支付等虚拟真实，汇集一方屏幕，嵌入手掌之中。通信功能已不占手机主位，而由电子机器延展出新的主体意识，影响着人的身心精神。手机已成为当下社会习焉不察的隐秘电子机器，许多小说对之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内在书写。弋舟以后人类视角更贴切深入地审问探讨，并将之与故事发展、人物情绪、个性表达勾连审视，成为后人类叙事探究的焦点事物。

《而黑夜已至》中，刘晓东用无时无刻不拍照的手机记录生活，“用尽手机的所有功能，以此和世界发生虚拟的关系”。手机成为刘晓东“片刻难离的伴侣”，他认为“如果现在我没有了手机，我也许会去死”，手机就此具有核心身体功能。手机取代心、脑、眼睛等身体器官，刘晓东用它拍照每天发在微博上、即时搜索信息等。不仅如此，刘晓东用手机刷微博看直播，手机随时随地把恐惧（甚至不信任、悲观痛苦）迅疾传播到自我身上。不确定、不可测的他者，借由手机与自身形成密切关联，后人类处境于此凸显。于是，手机不仅是身体一部分，甚至是一种精神监狱，锁住了刘晓东的手、身乃至精神。手机隐形控制着人，刘晓东以此放弃了对人的关系认知与切身感知，酗酒悲观以至抑郁。《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主人公刷手机刷出腱鞘炎。这些无不确证手机已经植入现代身体，我们已具有机器生命的特性，已进化到手机人的后人类赛博格状态。手机即人，人即手机，人与手机可以共情，这是弋舟对后人类现实的内在反思。

手机还承担着独特叙事功能。《等深》中，不到14岁的周翔揣着母亲莫莉的手机孤身上路，去报复与母亲有暧昧关系的男人。莫莉的手机存储着暧昧男人郭总的号码，郭总的社会关系、经济背景以手机号方式得以呈现。周翔也借手机化身为母亲，手机是莫莉与郭总实现暧昧关系的纽带，唯此周翔才可借由手机将郭总带到空旷街道，实现复仇可能，手机由此成为叙事内聚焦点，推动叙事进程的流转。小说结尾，周又坚打电话给莫莉，被拿着莫莉手机的刘晓东接到，既链条式地揭示周又坚的世俗犬儒，也呼应后人类社会手机即人、数字即人的异化语境。作为叙事链条的手机联结着人与心，显示着情与理，其根本在于，我们的身体、年龄、收入、健康、交往、行踪、工作、消费等，无不以数字方式汇集于手机，人工智能的便捷与控制合一，手机呈现鬼魅的后人类处境，已化身为我们每一个体。

与手机相关的微信、微博等网络、大数据，影响着社交、情感，并推动故事发展，成为另一叙事焦点。弋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手机对伦理情感的深远控制。《但求杯水》中，女人用微信摇一摇功能寻找附近的人，外遇年轻小男生，从此与小男生持续媾和，以此反抗富足成功丈夫的迟归或不归。男孩让彼此删除微信好友，通过手机号重新添加，只是不想微信好友来源显示为附近的人，表明对后人类交往的不自足状态，其内在的伦理诉求是回归日常人际状态，但愈如此愈显示手机对传统人际关系的颠覆。《人类的算法》中，女人刘宁在国外游览，随手拍照发在微博上，深夜醒来，发现微博私信，由此外遇男人谭展。以《人类的算法》为题，表明手机数据信息对社会生活、伦理关系等强大的制约与改变。微信、微博的摇一摇、主动推送等功能，昭示着网络信息、数据处理已改变了现代人际关系和传统情感伦理，其背后正是高科技对人的伦理尺度的挑战，高科技的陌生化、数字化、冰冷化映照着人类无底洞的欲望。表面来看，摇一摇功能是男女交往的偶然所在，更深层则是大数据算法与信息规定了人类的可能性，让人不由自主陷入后人类境遇，不再具有传统社会的亲缘性、伦理化、切身感，高科技由此传导着现代生活的孤独忧郁。正因此，《但求杯水》中，女人深夜翻阅手机，看短视频，看“4000流明灯光和微距镜头拍摄下的雾霾”，以及女人与丈夫朋友圈相互隐蔽等。在全职太太外遇故事中，弋舟以手机隐含书写着都市女性的空洞寂寞等精神状态。手机改变了男女的交际生活，也映照着人类精神更为幽深浩渺的黑洞，这正是后人类的悲怆情境。

在手机结构故事、表达人物情绪、揭示后人类处境外，弋舟还书写了手机介入生活的不同面向，呈现了手机与现代人无所不在的纠结关系。《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我”带着偷来的猫上路，既想看又不敢看微信群消息，最后还是借助手机把猫还了回去。网络微信群以虚拟社群形成了对人的钳制，因为一只猫，微信消息不时吸引“我”。“我”似乎不是住在亚洲最大小区，而是住在阔大虚拟的微信群。《发声笛》结尾，借由儿子手机视频，马政惊悚发现儿子竟然像那个关系最好的男人。《但求杯水》中，女人深夜回家发现丈夫用手机和流浪狗合拍。表面上看，手机扩大了生活范围，带来巨大便捷，诸如购物、聊天、交际、娱乐等，但这种便捷、即时、偶然背后是高科技自成体系的数字化控制，或资本的隐形控制，或权力的直接管理，暴露着后人类状况中传统伦理的深度困境。透过手机，我们看到，人文主义的人已经面临异化风险，作为高科技机器的手机已具有生命意识，印证着人类的孤独以及无止境的欲望。弋舟以不同角度的手机书写，呈现了都市社会、现代生活的鬼魅与难堪，更为深切地展示了后人类的精神困境。携带诸多高科技功能的手机已驯化了现代人，失眠、酗酒、抑郁皆是这一驯化的内在后果，以致彰显人文感性的艺术也很难拯救，这就是高科技手机控制下鬼魅的后人类语境。

二、机器体系与身疾苦痛

手机之外，家用电器、交通工具、娱乐电玩等现代机器也在弋舟中短篇小说中不断出现，和手机网络形成集束化的现代机器体系。作为后人类现实，如日常所见，科技不断扩展迭代、加速进化，现代机器似乎不再被动受人简单控制。满足人类需要的现代机器，在各个角落、不同状况下，发挥隐形的支配作用，形成了控制与影响工作生活的机器体系。我们还能离开电和网吗？还能离开汽车、电脑吗？可以说，各种功能的大小机器已然形成体系，以高效、严谨、理性的名义，塑造着后人类规则与秩序，一种貌似客观、确定的工具症候，一种潜伏在社会不同层面的机器意识，正在人类生活中蔓延。隐形的机器意识不断制约影响我们的日常行动、思维情绪等，并挑战着身体感知，形成由内而外的身疾苦痛，这是解读弋舟中短篇小说时应格外注意的。

例如电视。智能手机兴起后，电视作用逐渐弱化，但作为现代家庭装置，和洗衣机、冰箱一样，又不可或缺，似乎成为现代生活标配，确证着人与家庭的正常有序与生机活力。弋舟发现了电视机的微妙处境。《会游泳的溺水者》中，王丁凯来跨年，他打开电视，屏幕里跨年演唱会满目炫眼紫色，但“并不是想看什么节目”，只是为了“营造某种气氛”。电视机如同家庭成员，参与了日常生活，屏幕中的喧闹热切影响着跨年心情。小说结尾，电视中依旧在跨年，“我”打电话给宋宇，知其高官丈夫已被双规，随后，屏幕舞台放飞的鸽子扇动紫色羽翼。电视以直观又隐在方式，呼应着宋宇和“我”的生活，形成小说不断强调的“紫色激情”——忧郁抑郁的生活隐喻。《但求杯水》中，事业有成的丈夫应酬晚归，总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让声音填满屋子，借此才能入睡。女人深夜从情感外遇中回心归家，丈夫酣睡，电视声音大到保安敲门告诫。成功的丈夫离不开电视，需要电视确定生活的继续，但身体感官已不再发挥作用，耳朵、眼睛与屏幕似又绝缘。喧闹的晚宴无法填补家庭的空洞虚无，丈夫回家看不到妻子，只有电视音画相伴。弋舟小说中的电视，是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现代装置，又不仅于此，电视以隐秘而强烈的机器意识，强悍地参与了所谓成功人士的家庭生活，男人身体的感觉器官也被现代电子电器控制，不开电视就无法入睡，机器已然具有不可控的自主意识。

与电视等家用电器偏安于家庭（生活参与者，让人有家庭归属感）不同，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汽车、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延展扩大了身体抵达的辽阔空间，穿乡越城，成为大都市标配。越高端的城市越需要高铁飞机，需要宽阔马路。蒸汽机诞生以来，交通工具以对速度的追求突破一个个发展瓶颈，加速推进现代社会迭代更新。但交通工具真能满足生产力与人的解放吗？对速度与空间拓展的无限渴望是否会成为现代桎梏？《而黑夜已至》中，弋舟以汽车相关书写解读了这一现代悖论。故事核心是交通事故，曾经的好友老郭抑郁自杀过，做了艺术分院院长后，和刘晓东一起参加艺术展，称此前差点出车祸，宁愿坐出租也不开车，并解释了“世界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纪念日”。索求百万赔偿的徐果，父母死于交通事故而成孤儿，为让男友出国留学，利用10年前交通事故漏洞敲诈富豪宋朗。有专用司机的宋朗，10年前醉驾撞死人，却让司机顶替。最终，以交通事故漏洞敲诈的徐果又死于交通事故。在宋朗、老郭看来，交通工具与城市形成了可怖的悖论，越发达、追求速度，身体遭受的袭击与伤亡就越多。宋朗参与立交桥建设、城市改造，带来的并非人处境的改变，反而是宋朗自认的“罪”。宋朗似乎构建了这样的逻辑，城市越发展，越容易受机器伤害，越被现代机器控制，这是《而黑夜已至》对现代交通机器的郑重质疑与追问。不断迭代更新的城市已被现代交通机器束缚捆绑，人也在精神深处被机器揉碎，徐果就是明证，她因交通事故诈求钱财，又死于汽车撞击。而在《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主人公带着猫逃奔，满意于前女友送来的标致SUV。《随园》中诗人老王带“我”回家，舍飞机高铁而开吉普车。SUV与吉普车的宽大越野性能与企图奔逃的内心契合，款式、品牌等汽车特征与人物情绪精神形成内在呼应，传导着资本广告中的机器对精神的特定塑造，但这不过是资本对现代机器的消费性塑造，进而控制着人的精神向度与审美思维。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起，从蒸汽机、电力到信息技术，一次次推动着机器体系变革迭代，从个人、家庭到宽广的社会，电玩娱乐、汽车高铁飞机等不断改变人的生存生活轨迹。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发展，让现代机器互联互通，借助信息网络，人工智能不断嵌入机器，机器俨然已成自足世界，各种机器人甚至影响人的自我认知。《缓刑》中，全家候机延误（飞机这一大型机器也无形影响着生活），导致忙于吵架的父母无暇顾及小女孩，小女孩于是和电玩机械战警形成自足关系。在偶遇男孩陪伴引导下，小女孩见识了机械战警的超能激光炮，还有边跑边舞、不同表情、感应手势等拟人行动。电玩机械战警取代了争吵不休的父母，成为小女孩新玩伴，并被其完全吸引（机器已然控制了人），直到小男孩遥控携带机械战警消失在登机口，小女孩如失去亲人般，无法再感知机场喧哗。回到卖机械战警的地方，走进贵宾室，在失落的情绪中，小女孩和陌生男人聊机械战警，希望陌生人能再买一台给她，这时才意识到遗失了机械战警（而不是觉得遗失父母）。作为娱乐机器，机械战警已是具有主体性的现代机器，不仅有拟人化的表情手势，还以自足的机器行动深度诱惑着小女孩，让小女孩丝毫不必也不能再想父母，这种机器意识已同化了小女孩（即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