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研究的突破及其当代意义

批评家李建军向来以锐利的笔锋和强烈的责任感著称于当代文坛。对于当代文坛种种病象，他提出“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消极写作”“虚假写作”“反真实写作”“单向度写作”等系列概念，对诸多当代作家作品进行理性的批判，以至于一度因其严厉的语言和直率的批评而赢得“酷评”之名。然而，他却毫不吝啬对作家路遥的赞美，并将其视作当代文学中最近“伟大”一词，代表着“超越消极写作”、体现“大文学和中国格调”的作家。一直以来，他怀揣敬意持续不懈地对路遥展开研究，参与相关文学活动。在路遥逝世30周年之际，李建军总结和深化自己近30年的路遥研究成果，推出专著《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全书共计86万言，分为七章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前三章，即“路遥研究之准的与方法”“大地上的苦难与阳光下的诗情——路遥研究的一个认知框架”“小说修辞与文学风格”，对路遥研究的方法、认知框架与切入点进行整体的论述。第二部分为第四、五章，即“比较视野与文学谱系”，分别对路遥进行影响研究与平行比较。第三部分为第六、七章，即“重要作品的细读与心解”“路遥的哈姆雷特们”，分别对路遥作品进行细读，对其塑造的重要人物进行详解。在文本细读、人物分析、比较研究、人文并观等多维度、立体的研究视野中，《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刷新了以往对路遥文学世界的研究，对文学界由来已久的“路遥现象”命题做出全面回应与积极深化，体现出深刻的当代意义。

一、对“路遥现象”命题的全面回应与积极深化

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些作家、作品或文学活动因其独特价值而在整个文学场域产生巨大反应或重要影响，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被冠名为某种“现象”，如“王朔现象”“废都现象”等。一旦作家或作品被“现象化”，便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但事件的“现象化”也容易形成固化的认知模式，使研究者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既定的认知层面，而忽视了事件背后更深层、更复杂的问题，阻碍了研究的深化和突破。谈及“路遥现象”，人们常常习惯性地将其简单陈述为一桩令人惋惜的“文坛公案”：在广大读者这里，路遥被看作伟大的作家，《平凡的世界》被视为青年人的“人生圣经”；在专业人士那里，路遥却遭冷遇，《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长期缺席当代文学史重要教材。这表达了对路遥未得到文学史和评论界认可的惋惜，但却仅仅停留在现象的表层，而忽略了背后更深层次的时代文化语境，并未借助事件回到历史现场，深入对路遥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审美特征的思考中，更不要说深入路遥的精神世界。这样将其简单地现象化，遮蔽了路遥文学创作的丰富内涵，阻碍了对其研究的深入开展。

路遥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便已经起步了。90年代初《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及路遥的去世，引发文学界和学术界对路遥的高度关注。21世纪以来，路遥研究在数量和深度上明显增加，并呈现出重评和历史化的趋势，出现了一批有深度的论述和具有重要史料性价值的研究成果。据笔者在知网检索发现：21世纪以来有关路遥研究的文章已达到惊人的1700余篇，在研究深度上也逐渐摆脱“平面化的概述与情绪化的表达”^（1）为主的特征，学术深度明显增强。关于路遥的一些新史料的发现和传记、年谱的出版，推动着路遥研究的“历史化”走深走实。在被一代又一代读者用“历史眼光审视”不断认可的同时，路遥的文学价值逐渐被学界接受，路遥研究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路遥现象”中被学术界冷漠的状况已然发生明显的改观。但细究起来，这种“热闹”景象的背后仍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在众多文章中有学理深度的研究成果还是少数，“由于长期以来简单地理解现实主义传统，以及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小说理论，致使路遥的小说成就和地位没能得到凸显”。^（3）其次，大多数研究习惯性地从某一视角纵向展开，而综合性研究较少。路遥的文学活动处在中国文学和社会发展双重转型时期，其作品及其对文学的理解和诠释都具有丰富的时代文化价值，路遥本身的独特性也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然而，时至今日路遥研究仍缺乏一部翔实的重量级著作对其进行全面、综合的梳理，对路遥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价值进行深化和定位。《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

在《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一书中，李建军从作家、作品、社会等多个维度对路遥的作品内外进行全面综合审视。他深入历史语境和文本中考量路遥的文学创作和美学风格，对路遥研究中模糊的地方予以厘清，对不尽如人意的“路遥现象”研究予以回应与深化。从文学传统的谱系出发，李建军认为对路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多元的，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都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文学经验，但路遥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具有很强世界意识的作家”，“能摆脱狭隘的民族意识和时代局限，从世界性的角度来观察生活，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选择自己的文学谱系”。^（4）他自觉地以“无榜样意识”为指导，充分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人道主义精神、批判意识和修辞技法等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使现实主义文学获得更为广阔深刻的发展空间。在修辞和审美风格方面，李建军认为路遥具有熟练的修辞艺术能力，并形成了自觉的审美追求和风格。苦难体验和道德伦理是路遥文学作品的两个重要主题，他自觉地“选择叙述那些平凡而普通的人们的生活故事，尤其偏重于叙述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生活，叙述他们如何经历坎坷、战胜挫折、超越苦难，获得对人生真谛和生活意义的体认和顿悟，从而在健康的道德原则和生活哲学的引导下，开始新的平凡而积极的生活”。^（5）在书写苦难的同时，路遥把人道主义的光辉和对人性之善投诸他深切关注着的大地和底层人身上，将苦难转化成为一种令人震撼的精神力量，驱散悲观绝望的气息，具有刚毅温暖的调性，形成独特的美学风格。李建军称其为“大地上的苦难与阳光下的诗情”。但路遥并非一味地美化苦难，对于现实中那些反人性的现实问题，他以反讽的手法进行批评。李建军称路遥的反讽叙事为“一把有温度的剪刀”。他认为“路遥的叙事固然温和而中正，但绝非四平八稳、温温吞吞的那种。也就是说，在路遥的小说叙事中，始终都有一个启蒙和批判的维度，始终都有一个反思和反讽的空间”。^（6）在人物塑造方面，路遥不再通过人物属性的对立关系来简单地塑造人物、营造故事，也不再依靠人与人之间的简单矛盾作为叙述的动力，而是关注到时代与人的复杂性，把目光放在变革时代下社会底层人的抗争上。在作品中，路遥通过心理描写和独白的形式，引导读者走进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感受人物矛盾的心理活动。路遥成功地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以及孙少平这个“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极为少见的真实而朴素、平凡而可敬的人物形象”；^（7）同时，他塑造刘巧珍、德顺爷、田晓霞这类善良淳朴、性格单一的人物，更大程度上表达了他对人性之善、对淳朴风气的追寻和赞扬，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与价值。

《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对路遥进行全面的研究，通过对文本内外的细致分析，从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作品的审美性和典型人物塑造等众多方面，论证了路遥在现实主义文学的赓续和开拓上的重要作用，确认了路遥文学作品的美学风格，肯定了他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对路遥的重新发掘，既是路遥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期待的总结性成果，又是从多个方面深度回应了不断回荡、萦绕在学界的“路遥现象”命题，深化了路遥研究。

二、多重维度下的路遥研究

因为人生经历的巨大差异以及迥异的个人气质和文学追求，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同作家所构建的文学世界、所表现出对于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怀、所体现出的审美意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要想深入地了解一个作家，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体会他的文学精神、审美特征和价值取向，就必须要对作家本人及其文学作品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李建军强调，“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开放的和多元的，而内在模式与外在模式则可以并存和互补的。人们当然应该用心细读作品，但是，也应该花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作者以及他身处其中的环境”。^（8）为了准确深入地对路遥及其文学世界进行解读，李建军采用了细读、比较与人文并观的研究方法，通过多重研究方法并进的方式，对路遥的文学态度、精神世界、文学价值等方面进行探寻，呈现一种系统的、全面的路遥研究范式。

对于细读法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李建军高度认同。他认为“任何时候，细读都是文学批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它最重要的原则”。^（9）在《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中，李建军对《在困难的日子里》进行文本细读，通过对作品的语言情感色彩、情感态度、叙事主题的分析，认为《在困难的日子里》是路遥写作范式转换的标志性作品。李建军曾坦言自己“吸纳‘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和修辞分析的经验，接受它对语言的‘咬文嚼字’的认真态度”。^（10）在该书中，他常常细致地对路遥作品的语词和修辞进行考量，发掘语词中蕴含的情感色彩、修辞丰富的意义指向，一步步走进路遥的文学世界。但需要注意的是，李建军所说的“细读”并非完全意义上新批评所倡导的纯文本的“细读”，他认为，“细读并不是琐碎的形式分析，而是通过对包括形式在内的细部分析，实现人文主义的价值目标”。^（11）“小说修辞不是纯粹的技巧问题。一个小说家看似客观的无意的叙事方式里，包含着作家自己鲜明的选择性，而作家的这种选择，显示出自我难以回避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12）在该书中，李建军虽然在不少地方采用了细读法，但是他并没有沉溺于文学的内部研究、自我封闭于形式美的探求上，而是更进一步探寻路遥这些文学活动的动机和达到的效果，以及这种书写背后蕴含的精神价值和伦理关怀。在重点对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早期的短篇小说细读时，李建军始终将文本与作者、世界相结合，在文本内外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进入路遥的文学世界。这种进入意义世界的“细读”，更大程度上诠释了作家的精神向度，使得作家、作品、世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全面、有效地走进和理解路遥的精神世界。

相较于运用细读法对路遥展开研究，在该书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建军所采用的比较视野和人文并观的综合研究方法。

在文学研究中，比较研究能够通过跨越国别、文化、学科构建有效的比较模型，在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深入探究中触摸到作品背后更为广阔的文化、审美、社会等多个维度，从而获取研究对象的价值与意义。这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和深厚的分析阐发能力，“以把握‘文本’内在机制为基本点，对‘文本’可能具有的‘人性本质’进行多层面阐述，从而揭示和认定它们所具有的价值意义”。^（13）比较法是李建军擅长的批评方法。如在陈忠实研究中，他曾将《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百年孤独》等世界名著在景物描写、主题、反讽修辞等多方面进行精彩的比较。尤其是历经《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2016）、《重估俄苏文学》（2018）两大专题性、系统性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后，他对比较研究的运用更加娴熟自如、视野广阔。在《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中，李建军综合采纳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以对路遥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或具有某种相似风格的作家，如雨果、托尔斯泰，以及苏俄文学时期的重要作家等作为比较对象，从作家的生平经历、个人气质到作品的叙事风貌、审美特征进行了综合研究。李建军认为，“雨果的经验让路遥认识到了强烈的对照修辞的价值，认识到了崇高的史诗风格的力量，并启发他以一种热情而亲切的介入性方式展开叙事；也体现在对人与生活、爱与同情、革命与人道主义等问题的态度和观念上——雨果的伟大作品点燃了路遥的理想主义激情，深化了他对革命与人道主义的理解，培养了他对底层人和不幸者的同情心”。^（14）关于托尔斯泰对路遥的影响，除了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之外，李建军认为“路遥的文学态度、文学观念和写作技巧，很大程度上，是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形成和获取的。他塑造人物的方法，处理作者与作品的策略，甚至处理情节结构和人物关系的具体技巧，都来自托尔斯泰”。^（15）与此同时，李建军还跨越文艺类型的边界，将路遥与19世纪法国著名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在气质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路遥和米勒“属于同一精神谱系的作家和艺术家。以米勒为镜像，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见路遥，看见他的个性和气质，看见他的现实主义写作的个性特点，看见他在艺术上的非凡之处，看见他的道德精神上的热情和伟大”。^（16）除了这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视野，李建军还有意选取同处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的柳青和史铁生作为参照研究的对象，在与当代文学不同阶段的柳青以及同处新时期文学的史铁生的参照研究中深化对路遥文学气质的认知。

“人文并观”是李建军在该书中提出的独特的研究方法。所谓“人文并观法”就是强调研究文学要有整体意识，将作家与作品、作家与时代、作家与环境视为不可分离的整体。“作品是作者的经验、趣味、情感、思想和人格的诗性化反映和象征化折射。因为，只有联系时代和环境，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作家；只有联系作家，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17）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知人论世”“人文合一”的文学观念，强调作家的人格、道德、精神对其创作的影响。李建军曾对“隐含作者”与真实作家间密切联系进行论述。他认为：“小说中都存在一个真实的作者形象，他决定着作品的基调和基本性质，他不仅把小说内部的各种因素整合为具有内在统一性与和谐性的整体，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显现自己的气质、性格和价值观。”^（18）当下大多数文学批评是在作品中心论的基础上，将作品当作一个独立自足的空间，以某一理论或视角作为切入点进入文本意义层，或是直接从读者维度对作品进行审美阐释。这种研究固然能从某些角度发现作品独到的意义空间，但存在着因为忽视文本和作家、世界之间的整体性联系而导致研究存在片面化的现象。李建军一贯强调“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开放的和多元的，而内在模式与外在模式则是可以并存和互补的”；^（19）研究者需要“摆脱作品客观主义的观念和读者中心主义的观念”，杜绝“把作品视为自足和封闭世界的观念”，防止“文学研究的社会意义的削弱和人性内容的丧失”。^（20）因而，李建军深入历史和地理文化中，对文本外的多种因素，如陕北地区的自然景观、气候环境、风土习俗、历史积淀、生产方式等方面，做了翔实的考察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认知框架，作为进入路遥精神世界的基础。李建军对路遥展开大量文本内外的互文性研究，以人文并观的整体性眼光审视路遥及其作品，将其所处的现实世界与其创造的文学世界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样内外两个世界的关联性研究中对作家的文学活动和文本意义展开有深度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