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阳照不见的地方出发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70后”作家李凤群始终保持着对现实与历史的冷静审视，关注着聚光灯射程之外的人和事。作为一部深描当代城市女性精神图景的作品，《月下》的文本故事层，以目击的艺术，惊心动魄地展现了一个小城女性被“捕获”的情感沉沦过程，并在文本空间层通过人与特定空间的嵌入，将女性作为想象小城的方法，完成了对21世纪以来房地产开发热潮的社会—历史批判。在文学的终极意义上，《月下》整体发挥出的文本功能，通过“创伤—治疗”叙事得以实现，描绘出一条恢复“爱”之能力的救赎路径。

一、目击“边缘人”被捕获

李凤群的作品以《大江》《大风》《大野》《大望》等“大”系列为代表。她擅写女性，细腻呈现女性丰富的情感世界，这是她创作的一贯特质。长篇小说《月下》的主人公余文真，相比作家之前塑造的革美、良霞、今宝、在桃、朱利安等人物，有了较大不同。余文真不再是渴望逃离农村、向往城市的人物，也没有欲望驱使下拔节生长的强烈愿望，她扎根生长于斯的小城，却无法在日益溃败的故乡安放身心，成了一个“在地的边缘人”。

“边缘人”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典型人物画廊中的一个突出类型，大体有两种：“精神的流浪者”或“底层的小人物”。前者如屠格涅夫《零余者的日记》中的“零余者”形象，指向知识分子；又如波德莱尔笔下的闲逛者和本雅明所说的游荡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典型的是郁达夫《沉沦》中的主人公。后者则无关精神思想，主要指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底层边缘人，他们是聚光灯之外的暗影，比如“底层写作”中的“都市异乡人”“打工者”“农民工”等。

《月下》中，余文真的“边缘”并非因为精神流浪，或是阶层区隔，其实质在于被漠视。在旁人眼中，她是面目模糊的，毫无被聚焦的可能。小说写道：“没人留意她。巷子里活泼的姑娘、成绩好的学生，或者漂亮的服务员，她们总是被赞赏、被关照……但是余文真像被筛子眼过滤了似的，即使是巷子里的叔伯阿姨，也几无人留意她。作为一个始终不被看见的人，余文真觉得自己是巷子里的一把扫帚，搁置在角落里，见风被风刮，见雨被雨淋，实在无关紧要。”^（1）孙惠芬《寻找张展》里的张展、张柠《三城记》里的顾明笛、石一枫《地球之眼》里的安小男等，也可被视作边缘人，但他们并不是自觉边缘化，也并不因自己的“边缘”而渴求“中心”。余文真不一样，她的“边缘”，是一种目光的匮乏，用流行话语来说就是“缺乏存在感”。当注意力成为一种资源时，这种被忽略、被漠视、被略过的痛感，对主人公内心影响巨大，甚至造成了一种匮乏型人格，这也是她日后遭遇男主人公章东南的男性凝视时，很容易就被捕获的原因。

在呈现边缘人如何被捕获的过程中，作家首先将男女主人公的相遇当作了一个“事件”。对于作为事件的相遇，“西美尔认为，这类相遇的‘最一般形式是它从生活的连续性中突然消失或离去’。它如此意外和突然，看起来像梦境一般不真实。这样的相遇也就是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相遇不是简单地触碰到外部的东西，不是瞬间就滑过去了，而是与我们存在的中心息息相关。相遇在此是一个偶然之物，但是，它包含着一种必然性。一旦相遇了，你的人生必定改变，被长久地改变，被永恒地改变”。^（2）

寂寞的猎艳者和小城的纯真女孩——这命中注定的相遇，满足了双方的心理需求。在章东南一方，他的猎物余文真“至少在那晚之前，因其安然无缺的平凡家庭和甘于平庸平淡的父母，没有生长出心计和复杂的欲望，更因其长久被忽略，她对中年男人的套路一无所知”，^（3）简直是“唾手可得”。对余文真来说，这个男人的出现打开了一扇通向远方的窗户，激活了自己摆脱平庸的渴望。这种看到广阔世界的可能，与其说是构成了一种启蒙，毋宁说是编织出一个充满危险的诱惑。余文真当时甚至想：“二十五岁，她最确切的梦想是雪藏此生所有经历过的平庸的一切。”^（4）随后的日子里，带着否定平庸的渴望，章东南来无影去无踪，留给余文真无限的想象空间。她对他的情感，杂糅着彩色的幻梦和逃避现实的憧憬。她感受到“喜悦和诗意”，^（5）他的短信“简直就是轻音乐，浅浅的轻诉，诸多的小情绪”。^（6）男友周雷在与章东南的对比之下，也愈发不堪，以至于在性生活上，也“使她有底气挑剔周雷那副单调刻板的模样了”。^（7）两人的恋情终因在房本上写名字的分歧而走到终点。

随后，通过被情感控制和被引诱，余文真终于沉醉在章东南的世界里了。“他走后，她会沉醉在每一个细节里，他的气味、他的笑意……一直一直沉迷细致地回味。”^（8）他们频繁联系，分享生活，在章东南出差来月城时，到各种装饰华丽或设计独特的酒店幽会。但这种关系始终界限分明，当余文真试图有所突破，便会碰到章东南竖起的壁垒森严的围墙。一个小城女性宿命般的沉沦，显然不是一个情场老手的出现能够解释的。值得注意的是，《月下》在展现婚恋关系时，不仅写了章东南对余文真主观的情感控制，而且更强调了在主观之外还夹杂着一种客观的，或者说天然的文化吸引。

在余文真眼中，章东南代表的“雅皮士文化”魅力十足。章东南接受过高等教育，年薪较高，去过很多国家，见过大世面，出入的是高档场所，追求的是舒适生活。他跟她聊古希腊三大柱式、马术、弗朗索瓦丝·萨冈、全球金融危机、瑞士、托尔斯泰，流露出“上流社会”的气息。尽管这种“人设”只是一种“自我呈现”，但对余文真来说却欲罢不能——她的文化身份注定了在与章东南的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像是在给万物重新定义，他总在提供思路，扩充她的知识，激发她的想象力。”^（9）章东南俨然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启蒙者形象，竟使余文真面对家人产生了错觉，觉得“正在脱离他们的趣味，甚至脱离他们的生活”。^（10）

情感控制术与文化吸引的双重作用，背后隐喻的不仅是一种性别权力，更是一种文化权力。章东南所代表的所谓“上层文化”对“下层文化”的文化侵略和文化霸权，以人格化的形式出现，代表了我们时代的典型精神症候。小说写到那次开端意义上的聚会，余文真的同事们纷纷对章东南发出“让强大、知识、成功、富裕、成熟、完美来侵犯我们！”的宣言。类似“被殖民”的冲动和渴求，触目惊心地折射出躁动年代里人们对于工具理性的崇拜。这个场景在小说中出现了两次，第二次以回忆的方式发出控诉——他们以为没有喊“让男人来侵犯我们的女人吧！”就不会被侵犯，如果有一天知道她被侵犯成这样，他们还喝得下去、吼得出来吗？“他们”渴望章东南所代表的资本力量对月城的开发，甚至不惜让月城的女人被外来者据为己有。性别、文化、货币的合谋在精神上“杀死”了小城女孩余文真。“这世上根本没有远方，只有披着羊皮的色狼，有你这样的脏东西。你这个又聪明又厉害的人莫名其妙地介入我的生活，我变成了爱情的囚徒，但你却露出了恶棍的嘴脸，准备开溜。”^（11）意识到这一点时，她已覆水难收。通过男女之情，小说写出了文化霸凌、价值观输出、资本侵蚀，不得不说是《月下》具有的深度创见。

小说进而写到余文真对章东南的情感曲线经历了一个从“赋魅”到“祛魅”的过程。觉醒的契机源自一个匿名“镜像人物”的出现。一天，余文真在网上看到贴吧里一个女孩控诉一个男人的帖子。这个男人就算不是章东南，也是类似章东南一样的人物。“余文真从这段文字中嗅到了一种同类生物的意味。”^（12）小说中的“同类生物”是个遭受感情欺骗的“四线城市”离异女人，堪称余文真的“镜像人物”。在镜像人物（mirror character）身上，基人物（base character）看到自己，并从其中获得反思的契机和启示。这个匿名“镜像人物”令余文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个例，她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处境和地位，经由类比联想，余文真从章东南编织的牢笼里醒了过来，并进一步走向反抗。

至此，小说由“作为事件的相遇”到情感控制术与文化吸引双重作用下的“沉沦”，写到了“镜像人物”促成的觉醒与随之而来的施虐与受虐的翻转，整体性地构成了一种“目击的艺术”。在人物内心独白与第三人称叙述者的描写、介绍、议论、评价之间切换，作者清晰展现出一个小城女性跌宕起伏的爱与痛，堪称百年前郁达夫的《沉沦》在今天发出的变奏和回响。只不过，这种变奏和回响已经抽离了家国叙事的宏大背景，在新的时空中有了新的延伸和拓展。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家、酒店与出租房“小留”，月城老街巷、城东新区与世界这样的空间维度，看到人与城之间的“嵌入”与“脱嵌”。

二、女性作为想象小城的方法

“空间”是解读《月下》的一个有力角度。小说刻意将人物安置在不同空间，这些空间不仅起到容器或背景的作用，更与人物的命运沉浮紧密相连，从中可以看出性别的政治与空间的政治如何紧密勾连。

余文真的生活轨迹勾勒出月城的三个微观空间：家、酒店和出租房“小留”。“家”的丧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母题，也是《月下》女主人公的遭遇。刚出场时，家住清凉寺巷的女孩余文真天真无邪、不谙世事，对未来怀有憧憬，这是沉沦之前的她。但隐藏的危机已经浮现，不论是街坊邻居，还是父母弟弟，都是隔膜的，老宅中的一切令她感到厌倦，母亲的催婚令她无所适从。与章东南交往后，她的逃离愿望更加迫切。“把我带走吧。把我打捞出来吧。她在心里自言自语。”^（13）家园感的丧失，正是人物想打破一潭死水、到广阔世界去的根源。失家感、被故乡放逐的痛感，背后是全球化对地方性的侵蚀。“毕业之后，余文真亦在‘安稳过生活’和‘勇闯新世界’两个念头之间切换。月城有类似特征的姑娘无处不在，且日益增多：对冰淇淋、咖啡、口红、黑色的长筒靴有天然好感，但是，四肢发达而不勤，物欲重却手头紧。”^（14）与王一明结婚后的余文真，更难从小家中得到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个有性虐待和冷暴力倾向的男人，给余文真带来的只有痛苦。因此，作为“家”的代偿和补充，章东南打开的酒店空间给了余文真幻觉与满足感。

“酒店是他们关系的全部。”^（15）他们第一次约会在酒店，作者对云天酒店、金陵酒店、百家湖酒店、上塘古镇的酒店等，事无巨细地加以描写，赋予它们瑰丽魔幻的色彩，类似一种“超空间”。“这种新的空间形式把时间的连续性转变为空间上的并列，在横向上切断了与其他符号的联系，在纵向上排除了对深层意义的追问，从而把体验变成孤立的当下体验，体验与体验之间的关系则是偶然的、不确定的。”^（16）一方面，“酒店”非真实的悬置和抽离功能，让余文真从日常生活轨道中溢出；而梦境般魔幻的感官体验则令她丧失了对意义的追寻与对现实的质问能力。这类空间像一个乌托邦，虚假地满足了余文真摆脱月城的渴望。比如小说对云天酒店模仿拉斯维加斯威尼斯人做的人造云天进行了描摹，“原来墙内墙外全都是恒温系统装置，头顶的苍穹皆是类似3D画的大幅壁画，再搭配以电脑控制灯光效果，照明系统模仿自然光亮”。^（17）置身其中，主体斩断了历史与现实，陶醉于这个仿真或拟象世界中。当明白了其中的原理，余文真感叹：竟然全是假的。这种“非真实化”的空间喻示着两人关系的不真实。另一方面，酒店空间的无根、流动、漂泊之感，也代表着两人缔结稳定婚姻关系的不切实际，暗示了日后余文真幻想的破灭。此外，作者还通过空间中的权力关系，突出了人物地位的不平等。和“家”空间一样，酒店中的性别权力是不对等的。“每一次，她盘算着要说一说什么，把他们之间的事情理一理的时候，他就能以类似安全气囊的眼神，阻止她把那些破坏节奏的话弹出来。”^（18）章东南是掌握话语权和节奏的人，是掌握主动的一方。“因为最渴望亲热的人是她，最舍不得离去的人是她，最需要把时间拉长的人还是她。”^（19）通过对“酒店”空间的塑形，余文真与章东南关系的本质被赤裸裸地揭示出来。

与酒店的流动性、不确定性相比，余文真为了章东南在月城租的小房子“小留”是心灵话语建构起的异质空间。“小留”位于同样是老城的福禄寿巷，名字取留住章东南之意。讽刺的是，章东南从没去过，他只在城东新区有格调的酒店下榻。他心中人为设定的空间区隔，隔开的是身份和地位——从来只有余文真到城东去，章东南却不可能俯就老城里的余文真。认清本质后，余文真与其决裂，这间出租屋又成了避难所。想象中构筑的爱巢如今变成女主角的疗伤之所，她一人唱着劫后余生的孤曲，不断反刍爱情的滋味。“小留”被赋予私域空间、精神领地和疗伤之所三重内涵。租下“小留”，主动营建“外室”、成为附庸的举动，标志着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在这段可疑的亲密关系中主体性的彻底覆灭。

上述三种空间绘制出月城的微观地形图。在此之上，还有宏观层面的月城老街巷、城东新区和“世界”存在于小说中。月城老城在小说中得到细腻呈现：狭小的巷子，巷口的冷饮柜，街角的报刊亭，错综复杂的电线，脚边的废纸箱、腌菜坛、塑料花盆，还有自行车、摩托车和头顶湿衣服滴下的水……一幅小城市图景徐徐展开。小巷子形成的保守性格及其筑起的舒适圈，让身处其中的人分享着一种“趋同”的价值观，标新立异或出格就是“背叛了整条巷子”。^（20）和所有小城一样，市井社会有着超稳定的秩序与结构，然而当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土地经济兴起，老城在房地产开发热潮面前难以招架，一下子变得面目全非。作者在塑造余文真的同时，也把月城当作一个角色，写出拆迁如何让它延绵千年的骨肉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