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视野中的文学期刊及其发展道路

考察新世纪以来文学期刊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新媒体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所谓新媒体，按照比较公认的说法，即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的信息传播的媒介”。[陶丹、张浩达：《新媒介与网络广告》，第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出现，文学期刊的新媒体探索之路越来越朝着纵深化方向展开。毫无疑问，在融媒体的时代语境之下，文学期刊的新媒体道路是一条必由之路。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文学期刊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之路似乎并不那么平坦，两者之间既有互补又有摩擦。如何有效引导文学期刊与新媒体的顺利对接、促进媒介融合，这是文学期刊在新媒体环境下继续发展所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一进程充满了挑战。

一、文学期刊对新媒体的尝试

回顾文学期刊新媒体发展历程，其起点可以大致追溯到2000年左右，一部分文学期刊与龙源期刊网合作推出电子刊，文学期刊由此进入了电子出版领域。2000年7月，由《人民文学》《作家》《上海文学》《花城》《大家》《钟山》等数十家文学期刊共同组成的“中国文学期刊网络联盟”成立，加盟期刊不仅将每期内容电子化并在网站

（www.nethong.com）上登载，还在纸刊上“辟出版面发表本网站发表的网络文学作品”。[《“中国文学期刊网络联盟”网站开通》，《作家》2000年第9期。]这场文学联盟“触网”行动在当年的声势可谓浩大，然而从效果来看，由于缺乏有效组织和统一管理，再加上涉及版权和技术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没有坚持多久便偃旗息鼓。从媒介角度看，2000年左右文学期刊的“触网”本质不过是将纸刊上的文本“搬”到网上，尽管载体不同了，但内容并无改变，因而它所带来的媒介转换意义并不大。诚如有研究者指出：“期刊并不参与编辑、发布和管理，只是作为内容的供应者，将纸质刊物进行数字化转化。因此，文学期刊的制作权、创新力得不到伸展和发挥。”[刘莹：《论新世纪文学期刊的网络传播》，《当代文坛》2017年第3期。]这可以说是对这一阶段文学期刊新媒体化尝试的精准评价。

从2005年开始，文学期刊陆续开始尝试利用博客、微博等形式发布期刊目录、文章、活动等信息。[关于文学期刊最早开通博客的准确时间已很难考证，就目前仍旧使用博客的几家刊物最早文章来推断，文学期刊开通博客的时间应集中于2005-2010年，如《青年文学》博客最早文章为2005年8月5日，《收获》为2006年9月15日，《花城》为2007年12月25日，《人民文学》为2010年4月12日。]相比于单纯的文章上网，博客、微博在文本展示外新增了评论、点赞、收藏、转发等新功能，增加了刊物与读者的互动，新媒介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2013年5月，《小说月报》率先开通微信公众号，以此为开端，《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小说选刊》等文学期刊都纷纷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近几年，大部分公开发行的省级以上文学期刊都已经完成了微信公众号的布局。应当说，相较于期刊网络联盟时期，当下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使用令文学期刊获得了更新颖的展示方式与更快捷的传播速度。借助这些媒介，文学期刊不仅能够将各种资讯、目录、文章在第一时间推送给读者，还能够借助新媒体的“分享转发”“链接”“留言”“消息树”“微店”等多种功能扩大宣传，优化读者阅读体验，实现与读者的互动及在线销售，[以《人民文学》为例，其在微信公众号营销推广上有很多“招”：一是宣传当期的杂志，刊发目录、卷首语和重点篇目片段;二是专门设立专家小辑，刊发创作谈和评论;三是设立多种功能，如消息树、微店、小助手等，还有往期杂志回顾。见舒晋瑜：《人民的文学来了：中国文学期刊的新媒体之路》，《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25日。]更能凭借其灵活且不受限制的排版形式，发布相关评论文章、创作谈或文学研讨，丰富对作品的解读与呈现。实际上，正是微博、微信这些灵活、便捷、新颖的技术，让原本局限在纸媒领域的文学期刊真正张开了触角，不仅获得了更好的展示平台，还聚集了新的作者和读者。《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曾发出感慨：“微信还有文学天地！”[见舒晋瑜：《人民的文学来了：中国文学期刊的新媒体之路》，《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25日。]

从期刊上网，与网站合作，到开通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我们看到，在很长时间里被定义为“传统”的文学期刊在新媒体道路上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开拓与探索。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尽管文学期刊在新媒体发展道路上做了不少尝试和努力，但是相较于文学出版和网络文学在新媒体领域的大步迈进，文学期刊新媒体探索的步子依然相对缓慢。目前，文学期刊的主阵地仍在纸媒领域，其新媒体的运用也局限于电子期刊和微博、微信等少量媒体平台，利用效率相对较低。同时，随着文学期刊新媒体道路朝着纵深方向发展，一些值得注意的新问题也渐渐显露。

一是新媒体对期刊整体风貌的确认和建设问题。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为了摆脱“千刊一面”的办刊弊病，文学期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十分重视探索和打造自己的独特风格，从栏目设置到用稿风格，从封面设计到版式配图，均呈现出稳定而统一的趋势，为期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然而，当我们把视野从纸质期刊转移到新媒体，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以微信公众号为例，近年来，《收获》《当代》《花城》《十月》等文学期刊均开通了公众号，编发推送的方式多是选文+创作谈+评论。不难看出，尽管编辑者会有意识地在推文标题前标注栏目名或刊名以示与其他期刊的区分，然而仅是这种在题名上的差异显然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期刊的“辨识度”在微信平台上变得模糊和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同质”的文本推送。可见，新媒体尽管具有缩短期刊发布周期、图文并茂、编读互动等诸多优势，却也因发布内容的间断性和拆分性不易呈现文学期刊的完整风貌，而后者恰恰是文学期刊非常重要的价值所在。可见，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新媒体对期刊整体风貌的确认与建设等问题。如何让文学期刊的完整面貌在新媒体中再现，并利用新媒体的多种功能巩固与提升期刊的独特风格，这无疑是文学期刊的编辑者们在新媒体建设过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是新媒体对文学期刊销售的助力与分流问题。新媒体对文学期刊的作用不仅局限在文本展示上，利用新媒体手段促进纸质期刊销售，争取更大市场也是文学期刊编辑者们看重新媒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现实情况看，新世纪以来不少文学期刊通过布局淘宝、微店等方式进行期刊的线上销售。这些尝试都对期刊扩大销售份额、缩减运营成本、提高销售效率助力良多。同时，如《作品》《当代》《小说月报》等期刊还充分利用新媒体的打赏、抽奖、期刊大促等新颖的形式吸引读者购买，取得了实实在在的销售成绩。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媒体平台的不断完善，也有一些期刊开始尝试在线销售电子刊，如2014年《人民文学》上线了自主开发的“醒客”APP（应用程序），发布《人民文学》及其他期刊上发表过或未曾发表的文章，“这些不是一些文学期刊微信公众号中的作品片段节选，而是中短篇小说全文。注册后可以搜索作家作品，还可以发评论，与作者及其他读者交流，也可以自己发布作品成为作者，并拥有自己的主页。而全部这些，只需要成为VIP（贵宾）会员，半年付费12元”。[何瑞涓：《〈人民文学〉“醒客”的野心与壮志：带传统文学作者向网络进军》，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5525250102

vpd4.html，2015.3.11。]尽管“醒客”APP自开发运营以来效果并不理想，线上销售文学期刊、电子书也尚未进入大规模实践层面，但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电子期刊的逐渐普及并日益廉价化，读者从消费心理上势必将越来越倾向于定制电子期刊而减少对纸质期刊的购买。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期刊线上销售本应“助力”实乃“分流”了纸质期刊销售的市场份额，新媒体为文学期刊销售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同时也有挑战。

二、文学期刊与新媒体的对接

显然，文学期刊的新媒体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目前，绝大多数文学期刊对新媒体的利用尚处在建网站、开发电子刊、开设微博和微信等方面，其新媒体之路实际上刚刚起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本，在于媒介差异导致的媒介对接与转换过程的复杂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期刊都是以单一的纸质媒介为载体，无论是文章的写作、编辑、刊发，还是期刊的策划、改版、活动，都是紧紧围绕着纸质期刊这一中心进行运转。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文学期刊单一的纸媒界限被打破，当全新的媒介出现在眼前，纸质文学期刊面临的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有着潜在的危机。面对新媒体更加开放、自由和便利的平台，文学期刊作为纸媒的存在意义与价值都受到了挑战。如《花城》主编朱燕玲说：“代表主流价值观的纯文学期刊已经不再是发表文学作品的唯一园地，而且从传播效应来说，甚至远不是最好的园地”，“如果说90年代传统文学期刊的生存状态是低迷，但由于掌握话语权，所以仍可以期待用内容的重整、包装的更新、销售渠道的拓展等手段，挽回流失的读者，在商业化大潮中站住脚跟，保留一席之地;那么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已对社会文化生态实现了全方位渗透，过往的手段已经基本失效”。[朱燕玲：《新媒体时代纯文学期刊转型探索——以〈花城〉杂志为例》，《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4期。]可见，媒介的差异造成了文学期刊与新媒体对接过程的不顺畅，文学期刊与新媒体的融合不能做简单的加法，而是需要清晰地认识到由媒介差异带来的对接障碍与龃龉，在掌握不同媒介特性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尝试与调整来提高新媒体利用效率，寻找新旧媒体顺利对接的可能。

实事求是地说，文学期刊能够坚守并且持之以恒地作为纯文学的阵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统文学期刊作为纸媒的媒介属性。首先，相比于新媒体信息的分散与多变，纸媒在呈现信息方面更加集中，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读者阅读过程中能够沉下心来，进而完成对文本的“深阅读”。例如，曾有相关调查显示，手机阅读“单篇最高字数不要超过一万字”，[张菁：《新媒体时代文学期刊的困境与出路》，《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这意味着，在新媒体平台上，一旦选文超过万字，读者便会失去耐心，其阅读效果便会大打折扣。这也是为何众多文学期刊的公众号往往更喜欢推出短篇小说、散文、创作谈，而较少发布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的原因。并不是技术上不允许，而是考虑到不同媒介对读者注意力的影响。其次，文学期刊以纸媒形式刊载文学作品，在聚集核心作者、维护版权和引导审美趣味等方面皆有长期积累的优势，而一旦进入新媒体领域，这些优势便会面临挑战。以版权保护为例，文学期刊经历了纸媒阶段的长期耕耘，已经逐渐形成了强烈的版权保护意识。例如《收获》主编程永新曾表示：“除了介绍新的内容，《收获》还刊登过去的作品，这就必须争取作家们的授权。但是作家的长篇小说在刊物发表后会出书，图书版权往往和电子版权连在一起，因此版权争取就有些困难。”[见舒晋瑜：《人民的文学来了：中国文学期刊的新媒体之路》，《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25日。]应当说，严肃文学本身凝聚了作者与编辑的辛劳与智慧，文学期刊维护作者版权是维护自身原发平台和尊重作者的应有之义。然而，随着新媒体的渐渐兴起，由于版权保护机制的不够完善，凝聚着作者与编辑辛苦劳动的文学作品很容易沦为被轻易复制粘贴的廉价文字，这是很多作者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文学期刊新媒体进程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除了文学期刊作为纸媒的媒介惯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期刊与新媒体的顺利接轨之外，新媒体本身互动、共享和大众化的特性与文学期刊坚守的纯文学观念之间亦存在着冲突，并由此造成了文学期刊新媒体发展进程的复杂多变。很多文学期刊在线下能够秉承纯文学的立场，而一旦上网，出于宣传或造势的需要，作家作品的“新闻价值”便容易取代“文学价值”而为编辑者所看重。如2013年《诗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几年来，其公众号订阅用户已经攀升至30余万，在已开通公众号的文学期刊中首屈一指。不得不承认，《诗刊》在运用微信公众号整合内容、策划栏目和制造热点方面颇有创意，在很大程度上一扫《诗刊》纸刊发行的颓势，在新媒体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

[2014年，《诗刊》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诗刊社”推介余秀华的作品，使余秀华的诗歌短时间内在公众中引发了热烈讨论。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诗刊社”第一时间推送了鲍勃·迪伦的个人简介和诗歌作品，这条信息获得了36000多次的阅读量。2017年1月，《诗刊》创刊6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诗刊社”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诗界最鲜活的动态信息被读者分享、转载，大大提升了期刊的宣传效应。见李恒才：《二维码世代的诗歌发展新图——以〈诗刊社〉微信公众号为例》，《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