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迁徙中寻找：2021年中篇小说观察

一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曾以进化论为依据驳斥中国根深蒂固的父本位传统：“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3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然而这种“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信念终究只是对人类前途的美好愿景，现实反倒常常印证他笔下九斤老太的谶语：“一代不如一代”。不必说个人的成就，单是那份从动荡岁月中领受的阅历，便已足够让在平淡同质的生活中长大的子辈们心生敬畏。当代文学因此有了区别于现代文学“青春崇拜”的“父辈崇拜”，或曰“历史崇拜”。每一位以自我书写起家的青年写作者，都免不了自觉或被迫地进行一种历史回望，而这一回望的落点便是父辈们的人生，似乎他们的历史总是闪耀着迷人的光辉，他们的人生才值得用文学赋形。

叶兆言的《通往父亲之路》[叶兆言：《通往父亲之路》，《钟山》2021年第2期。]是关注父子关系的命题，描述一个生活在父辈阴影下的子辈的心路，探问父子之间的悬殊落差因何形成，身处这种落差中的子辈如何理解父亲，又如何成为一个父亲。小说以张希夷和张左父子为中心，前后涉及六代人，五对“父子”。张左的曾祖父张济添是清朝进士，国内第一代甲骨文学者，而外公魏仁是其入室弟子。后来，魏仁又将这门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张左的父亲张希夷，为他日后成为享誉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在张左之前的父子三代人都顺利完成了某种精神与教养的承续，彼此之间往来密切且情谊深厚。但这条脉络却在张希夷与张左之间断裂了，在“反右”斗争中，张希夷与妻子，也就是魏仁的女儿魏明韦离婚之后，各自成家，有了新的子女。在家庭变故后，张左几乎被完全忽视，成为一个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的多余人。

在长久的分离中，他与父亲如两条互不相犯的河流，各自成长、变化。张希夷经历了诸多大起大落：再婚，离婚，复婚，劳改，获聘进入大学，成为博导，进而成为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而张左的人生轨迹完全不同，他中学毕业后先是在副食品商店做营业员，恢复高考后考入金陵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成为一名普通的化学老师。对于父亲生活中的种种大事，张左都曾听闻，但他不知道这一切具体是如何发生的。小说中出现最多的字眼儿是“张左不明白”，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与再婚的妻子分手，不明白他在干校时都在看什么书和学什么内容，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那么显赫的学术地位和声誉。关于父亲的各种叙述也让他感到迷惑。张希夷的自述，继母吴姨的讲述，外婆的讲述，每个人口中的张希夷都有所出入，张左无法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张希夷晚年，张左参与到编纂他文集的工作中，这份工作前后持续了20年，他几乎成为张希夷的秘书，生活围着张希夷打转。然而这不但没有增进父子之间的了解，反而让张左心中的父亲形象越发模糊。张希夷身上的标签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一个现象、一门学问和一尊神像，而“父亲”是他最无关紧要的一个身份。在他的光辉之下，黯然失色的张左无可避免地被视作附属品，“这就是国学大师张希夷的儿子”，这种联结只让他感到离父亲更加遥远。学生、朋友和崇拜者，不同的人经由不同的身份角色与他建立起紧密联系。唯独在张左这个亲生儿子眼中，张希夷“变得越来越神秘，越来越高大，也越来越陌生”。这种陌生一直持续到故事结尾，直到张左自己成为父亲和祖父，他也没有在这条通往父亲的道路上找到方向。无论是情感的联结还是事业的继承，他都好像永远地被阻滞在了这条路上。唯一继承下来的似乎只有这种“断裂”：张左也在人到中年之时遭遇婚姻的破裂，唯一的儿子也去往异国读书，几年后在当地结婚生子。做了祖父的张左因为语言不通，与孙子之间连日常的沟通都无法进行。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我们在通往父亲的道路上，又究竟遭遇到了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并未在文中给出明确答案。最显在的原因是时代的左右，比如造成张希夷夫妇决裂和破坏了张希夷父子团聚计划的历史事件，或许还有更深层的那一时代对个体情感模式的改造。现实中与张左同代的莫诩曾将“缺爱”指认为这一代人共同的问题。因为，父辈在“舍小家，为大家”的教育下成长，亲情观念淡漠，全身心投入工作，他们没有闲暇也没有意识去照管子女，经营亲情。[莫诩：《“王朔们”：可怜的一代人》，《粤海风》2007年第3期。]这一点在张左的母亲魏明韦的身上有典型表现。她年纪很小便参加革命，因理念不同先后与丈夫和父亲决裂，之后又一直忙于恢复身份，多年来始终对张左不闻不问。从离婚到张左上大学，母子两人只见过三次。张希夷虽然不是走在革命与建设前线的积极分子，但同样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学术事业，对张左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冷淡。而这种缺失也最终作为一份历史“遗产”因袭下来，在通往父辈的道路上阻碍着不只一代人，使生命联结的进程被迫中断。

这样的解释或嫌简单与片面，但作者无意给出更多的缘由。整篇小说的叙述始终保持一种徐缓淡漠的语调，叙写父子几代人的经历与彼此间的关系，即便写到决定命运的重大转折，也不动声色。在近乎平铺直叙的书写中，作者似乎只是想要尽量将自己所知所想的部分做一个呈现，放弃在客观小说架构中完成一个有头有尾有因有果的故事，因此，所期待的因由也自然变得无处可寻，或者说，它根本就不存在。正如我们难以向复杂无序的历史与生活索取一个确切的答案。

郑执的《森中有林》[郑执：《森中有林》，《芒种》2020年第10期。]同样是一个辐射多代人讲述父子关系的故事。小说不同于此前习见的“东北故事”，它并未将叙事锚定于90年代的“下岗潮”，并将其作为全篇的核心情节与主题，而是铺展从60年代到当下，从“50后”到“90后”几代东北人的命运。在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多个关键性的时代节点被有意识地以特定的情节标示出来，如“严打”“下岗潮”“离乡潮”。这些时代风潮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同代际人物命运的转折，并为后辈留下需要背负的沉重遗产。而这正是这篇小说通过长时段、跨代际和多视角的叙述，试图讲述的命题：个体如何面对与克服自身的时代，又如何承担与消化历史的遗产。

故事以沈阳一个三代同堂的底层家庭为中心展开叙述。这个家庭中的三代男性成员廉加海、吕新开和吕旷在不同的时段各自遭遇了他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70年代末，吕新开的父母在一场山火中去世，他的父亲是当地农民，母亲是从沈阳到大兴安岭插队的知青。事发时吕新开年仅5岁。90年代中期，原本是沈阳当地一名狱警的廉加海因转干指标被劳保局领导私自卖掉，被迫下岗。1997年，孤身来到沈阳谋生的吕新开与下岗后靠收废品维生的廉加海因一次意外结缘。在廉加海的撮合下，吕新开与廉加海的独女——幼年因病导致双目失明的廉婕——结合，两年后生下儿子吕旷。这一部分是整个故事中最温馨明亮的段落，两个被时代风浪击打得支离破碎的家庭聚合在了一起，以共通的善良与温情彼此修复、治愈。然而好景不长，2006年，廉加海意外发现了一起谋杀案的关键线索，其中的犯罪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80年代“严打”期间的涉案人员。廉加海对案件调查的主动参与最终导致女儿廉婕死于凶手之手。这一事件将遭受重重碾压勉强拼合完整的家庭再度击溃。原本就背负着创伤的廉加海和吕新开无法承受命运的再次打击，一个独居郊外种树度日，一个染上酒瘾一蹶不振。负重前行的任务落在了第三代吕旷身上。

对吕旷的叙述构成了全文的最后一个部分。如论者所说，“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一代的故事”[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是这几位青年作家笔下“东北故事”的一大特征。在这样的叙述结构中，“子一代”往往只作为隐身的观察者存在，其自身的故事在小说中是缺席的。而在他们另一部分书写自身经验的作品中，又很难看到与父辈历史的关联。这种断裂似乎意味着一种无可避免的遗忘与告别，无论子辈如何共情与缅怀，依然无法在历史与现实、父辈与自我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或许是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森中有林》以多视角分节叙述的形式将父辈与子辈的故事平等地纳入文本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一部分，郑执特意设置了两位子辈，而他们的会面被安排在远离沈阳和东北的异国日本。在东京机场，刚刚结束旅行的吕旷与当年涉案的另一个家庭的后代王放偶遇。经由前后文叙述可知，那次事件直接改变了两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当年高三的王放因为这一突发变故高考失利，进入一所二本外国语院校，阴差阳错读了日本文学，在大三时来到东京，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动漫公司。十几年后，吕旷高考，他原本想报考航校飞行员，但母亲去世后，父亲窃取了单位枪支想要为她报仇，为此服刑一年。吕新开的这一前科导致吕旷未能通过政审，于是高中毕业后便离开东北去北京闯荡，先是送快递，后在直播平台成为一名网络主播。年轻一代的离乡一方面是新一轮离乡浪潮的裹挟;另一方面，这种出走未尝不是为了逃离历史阴影，正如40年前吕新开从埋葬父母的黑龙江农村来到举目无亲的沈阳。

父辈的遭遇成为子辈命运的肇因和他们远离故土的契机，这是两代人最显著的关联。但在另一方面，父辈的历史又似乎成为出走的子辈与故土之间最难割舍的情感与精神联结。吕旷9岁那年，吕新开曾带他回到黑龙江老家寻根。这次回乡的目的原本是想将父母的坟迁到沈阳，但他们踏入那片光秃的山坡才发现，祖辈的坟墓已经全部被推平，与那片森林一起消失了。10年之后，当始发自东京的飞机抵达沈阳上空，王放与吕旷透过舷窗看到了一片新的“森林”。“飞机距离地面越来越近，一条道路由细渐粗，在道的两侧，是两个用绿树勾边儿的‘口’字，一大一小”，[郑执：《森中有林》，《芒种》2020年第10期。]

吕旷很快认出，那是廉加海在女儿去世后种下的两圈杨树，他幼年时曾在其中玩耍嬉戏，用脚步丈量过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但是，未满20岁的吕旷似乎还难以清晰辨识其中的意味，这需要比他多了10年阅历的王放为他做出指认：

王放说，我想你也走不了，年轻人。——吕旷闻见王放的酒味很重，又听他说，有人把你种在这片土地上了。

这个结尾让人联想到《仙症》中的类似情节。同样是在成年后的一次异国旅行中，“我”结识了未来的妻子。相似的口音与成长背景促成了两人的相识相恋，而故事最后，妻子在听完“我”向他讲述的家族故事后，突然产生了回乡定居的冲动。或许是因为个人经历的差异，郑执的“东北故事”中始终存在一种离乡游子的视角。从早年的长篇《我只在乎你》到为他赢得赞誉的短篇《仙症》，再到这篇《森中有林》，郑执一再试图以相似的情节诉说一个主题：而正是父辈在这片土地上的血肉经验，那些伤痛与温馨、罪恶与正义混杂扭结的记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与年轻的子辈之间构筑起强韧的血脉联系。无论他们去往何处，只是如一棵树枝丫的伸展，深处的根系永远不可拔除，永远都将留在这个地方。然而，《仙症》令人如释重负又隐隐不安的结尾似乎让这一信念变得可疑起来。“许多年后，当我置身凡尔赛皇宫中，和斯里兰卡的一片无名海滩上，两阵相似的风吹过，我清楚，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郑执：《仙症》，《仙症》，第36页，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再不会被“卡住”是否意味着子辈终于挣脱了父辈留下的结扣，而这种挣脱又如何避免滑向遗忘？在困阻与告别之外，子辈与父辈、当下与历史的关系是否还存在另一种新的且更加健全的形式？

二

因经济发展与资源配比的不均，“迁移”已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大主题。从乡到城，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迁移，早已被年轻一代视作谋求个人发展乃至改变命运的习常手段。而相比于郑执的信念，孙频对于个体主动或被动的地理迁移所暗含的后果，以及离乡的个体与故土的关系抱有更复杂的忧虑。在《以鸟兽之名》[孙频：《以鸟兽之名》，《收获》2021年第2期。]中，她将这一命题生发为一个关于时代症结、个体命运与文学职能的故事。“我”是寓居北京的写作者，10年来事业不温不火，为了维持生计，近来开始写销路更好的悬疑小说。故乡小县城发生的种种离奇故事成为“我”的灵感来源。这年春天，为寻觅写作素材再次回到老家的“我”从母亲口中得知一桩命案。为澄清怀疑与好奇，“我”频繁去嫌疑人所在的名为“大足底”的小区打探消息。在这次别有目的的探访中，“我”意外观察到山村移民这一特殊群落的生存状态。几年前，因山中修建水库，大足底村整村迁至县城，一变而为大足底小区。从深山搬到县城，万事便利的现代生活反而令山民们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年老的人们早已习惯与自然相伴、以耕作为生的山林生活，忽然被拘禁于数十平方米的楼房，寂寞苦闷无处排遣，只能日复一日如石像般踞守在小区门口，以散淡的闲聊与几样陈旧的游戏熬过漫长的时间。年轻人虽然很快适应了县城生活，却因所受教育的差距，无法跟上新学校的节奏，纷纷辍学成为街头混混。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这些移民都既无法在新环境中找到位置，也永远失去了回返故土的可能，很快成为栖身县城一隅的边缘人。世人眼中代表着“进步”与“发展”的迁徙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只留下不断堆积的创伤与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