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形式与文化政治

一、历史同质时间批判与“当代文学”概念再阐释

当我们准备着手处理任何“当代文学”对象时，稍有反思意识者都会体验到一种困难。与“古代”“现代”这类依托相对明确历史分期的表述不同，“当代”一语所携带的语义含混，可能是造成困难的根由之一。唐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第一次挑明了这种含混性，也透露出将“新时期”与之前历史阶段切割开来的冲动：

西方确实有Contemporary Literature，不过，这个“当代”含有“当前”的意思，指的是眼前正在进行的文学，和我们说的当代文学不一样。我们的当代文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网罗了三十几年的历史。难道说，三十年前的文学还是当前的文学，五十年代到了八十年代还是眼前正在进行的文学吗？把这些归入到现代文学的范围，倒是比较合适。……历史需要稳定。……应当用《当代文学述评》代替《当代文学史》。[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文汇报》1985年10月29日。]

唐弢言说的字面意思显然呈现出一种“历史主义”取向，即通过单纯的时间先后标准来确认“当代”，也意味着此一当下时刻必将为下一时刻所取代。然而，“当代文学”的最初命名显然不是这一“同质的历史时间”[关于“同质的历史时间”与“差异化的时间”，见佩里·安德森的讨论：“同质的历史时间……其中每一时刻只是因其位于之后而区别于其他时刻，然而出于同样原因，在这个无限重现的序列中，每一时刻也成为了一个可加交换的单位而与其他时刻一致。……但是，马克思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时间的概念与此迥然有别：这是一种复杂的、差异化的时间。其中，每一时期与其他时期是不连续的，乃至其自身呈现出异质性。”Perry Anderson，Modernity and Revolution，from Cary Nelson and Laurence Grossberg ed.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pp.321-322.]所能把握的。2009年，张旭东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再一次提出了“当代文学史”所蕴含的矛盾，并引出了另一种时间观念：

“当代文学史”在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当代”不应该有“史”，“当代”就是一个永恒的“当下”，它有一个张力，而一旦当“永恒的当下”不得不把自己历史化了的时候，实际上是自己把自己否定了。……“当代文学”概念的原始意义和政治激进性首先来自“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这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创造性的“非历史化”过程，是“当代性”的正面含义;而后三十年则是这个当代性本身的历史化，或者说颓废化或神话化……[张旭东：《当代性与文学史》，《批判的文学史——现代性与形式自觉》，第295-2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前30年“英雄主义的、创造性的‘非历史化’过程”彰显的“当代性”，正是“不仅仅发生在编年时间之中”，而是“在渴求、在施加压力，在改造时间”的“当下”。[见Giorgio Agamben，What is the Contemporary？，from Giorgio Agamben，What is an Apparatus？ trans.by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Stanford，California，2009，p.47。本文译文皆为笔者译，不另注。]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代”第一次挣脱编年时间而不断往复充实自身的“起源”意义：

作为这个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革命的文学事业，它的使命是要在我国建立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围绕着并为着一个中心：文学和劳动人民结合，成为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文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第16、2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因此，“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不仅有其消极面向（如唐弢所言），更有其积极面向，即此种文学实践本身深刻地烙印下了共和国的奠基性意义。进言之，当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一提法明确出现时，[见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它更像是对于一项充盈着“当下性”的工程之轨迹的捕捉，所谓“史”更接近黑格尔辩证法意义上并不丧失自身反而是不断复归自身的进程。不得不加以注意的是，“当代文学”的初始配置承载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所规定的服务于总体性政治目的的要求。[见张旭东：《批判的文学史——现代性与形式自觉》，第3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相关文学语言经验则与此一“革命的文学事业”相配合——自觉继承并发展五四新文学且积极转化地方、民间传统，从而开拓出“中国气派”。[见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某种意义上，“当代文学”确实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延续——如季剑青所言，此种文学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范畴，而是一种自觉地与民众联结的文化实践，一个向社会生活敞开的、不断扩展其边界的空间，一个向不确定和有待召唤的未来延伸和展开的传统”，最终成为“现代中国人建构自身之主体性的努力的一部分”。[季剑青：《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历史考察和再思考》，《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然而，蕴含了“现代中国”之根本追求的“现代文学”观念，无法彻底缓解“当代文学”自身的张力与矛盾。毋宁说，由于“当代文学”始终必须面对“当下”所有的矛盾，承载所有理论上的复杂性与历史后果，它就不仅是在文学史意义上对于“现代文学”的扬弃，也是辩证法意义上对其的“否定”——意味着更为抽象的“现代中国”原则的具体化。

因此，这里出现了两个层面上的“当代文学”：一者是作为“革命机器”一部分，而今则更多作为历史对象而存在的“当代文学”;另一者是非历史同质时间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它虽然必定是此刻的“文学”，但却是将第一种“当代文学”包含在内部，同时承载所有历史后果与矛盾。围绕此种当代文学展开研究的根本旨趣，必然不会是对于当前文学新现象浮光掠影式的把握，也不是去简单地界定“科学”的对象并捍卫学科边界，而是在历史断续与当下皱褶中找到更高的统一性与未实现的潜能。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危机意识具有普遍的认知意义。——无一不是对于上述历史配置及其当下情状的回应。概括来说，两大难题被反复提及：一是“断裂”;二是“终结”或“极限”。前者凸显了“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文学实践之间的差异及其整合的难度，也被概括为“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之间的往复运动，特别是不懈地追问着历史中的“人民文艺”（包括它对于“人的文学”成功或不成功的“吸纳”）与尚待生成的“人民文艺”之间的可能关联。[见贺桂梅：《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学科发展》，温儒敏等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罗岗：《“当代文学”：无法回避的反思——一段学术史的回顾》，《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后者则早在王晓明“六分天下”说（即因网络文学崛起而带来文学版图的重新划分）里便展露苗头，[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在李云雷“新文学的终结”说中得到确认，[李云雷：《“新文学的终结”及相关问题》，《南方文坛》2013年第5期。]最近又由罗岗继续推进了相关思考。[罗岗：《“当代文学”的“极限”与“边界”》，《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如果说“断裂”意识关乎《讲话》所确定的“当代文学”实践整体的历史生命，那么“终结”意识则指向了五四新文学所开启的文本形态与语言经验的危机。这里所蕴含的认知契机在于：当代文学研究需建基于当代中国根本的政治正当性与活跃的能量，以更高的智慧在断裂中思考更高的统一性;同时也须在旧有文学与生活联通机制衰颓之后以及“纯文学”日益体制化之时，直面资本、媒介与新兴感官技术所带来的挑战，重新去转译“过去”，构造“未来”。至少在前一个问题上，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凸显出了某种自觉以及与当代其他人文话语展开同层次对话的冲动，譬如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重绘“十七年文学”所彰显的核心议题，勾勒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生机与危机;[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又或是从“民族形式”问题切入，激活关于“革命”与“文明”关系的思考。[见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但在明确了当代文学研究牵涉的宏观问题意识之后，我们还需深入既有的分析框架、理论前提与工作方式。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替并非没有前提，也有着具体的对话对象;任何具体研究的展开，也最终只可能呈现为一种局部的知识形态——虽然此种局部知识可以为转化出更为普遍的知识做好准备。接下来的分析或可称作一种方法的内部批评，试图厘清当下研究普遍分享的核心构成要素。当然在此需要略做说明的是，学院知识生产及其主要的方法论更新主要针对的是20世纪50—80年代文学，即作为历史对象的“当代文学”。而“当下文学”研究则早已产生了一种分化：一方面是针对“严肃文学”的评述;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更具商业性、娱乐性的网络文学以及诸种“读物”展开“文化研究”。[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反思，见倪伟：《打造有用的人文知识：文化研究的再出发》，《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3期。]总体来说，两者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具有新意的知识生产;或者说处在当代知识生产链条的“低端”，对其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乃至方法视角有着很强的依赖性。

二、当代文学研究构成要素及其批判

如果说“再解读”潮流第一次凸显了当代文学的研究价值，从而松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史观与启蒙主义思路，那么对于“再解读”的真诚批评则喻示着近20年当代文学研究第一个核心要素的出场。在贺桂梅的相关讨论中，她的批评意见聚焦于两点：第一，宏大理论笼罩下的文本中心论;第二，“解构”思路立足于揭示20世纪40—70年代体制化叙述的裂隙，却无法回应“这一时期的文学（文化）如何建构起这样的历史叙述，在建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冲突和调整，最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叙述的‘无效’”。[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修订版），第276-2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虽然必须承认恰是“再解读”的问题意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机制）与理论工具（左翼批评理论）第一次使得当代文学获得了恢复自身历史性的可能，但是，此种深受北美比较文学研究影响的视野，压抑了进一步的“历史化”。正是通过克服这两项缺陷，当代文学研究不断从“文本”拓展到文本周边乃至更宏阔的社会—历史实践，也暂时悬置了“批判”意识，以一种看似更为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复原”文学生产的机制，研讨“历史现场”的诸种细节，重构整体历史中的文学环节。虽然与“再解读”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话关系，但是洪子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等著作，的确开启了一种取而代之的“历史化”潮流。[见贺桂梅：“新的研究突破在将当代文学‘历史化’这个面向上展开。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洪子诚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将‘当代文学’这一范畴做了‘历史化’的理解。这里‘历史化’的含义，是将‘当代文学’视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的历史概念和文学形态，讨论它何时出现、如何在具体的文学力量关系格局中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及其文学规范如何建构并展开的历史过程。”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第5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由于“历史化”本身在价值取向上的暧昧性及其对于周边人文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开放性，这一思路聚拢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努力，并使之分享了一种方法态度上的同一性：通过不断诉诸历史“真实”，一方面继续对已有文学史叙述加以知识上的纠正，另一方面始终警惕“理论化”的危险，避免研究者主观立场的投射。在“历史化”这个松散的框子之中，既有重视史料挖掘的一路，[见吴秀明：《当代文学史如何面对史料》，《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张均：《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之我见》，《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也有自觉引入社会史、情感史乃至政治经济学等视野的论述。然而，这样一种倾向不断重演乃至强化，或许也暴露出已有文学研究知识状况不佳，暗示着学院知识生产机制已然逐步“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