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显学”的中国科幻研究：认知媒介与想象力政治

一、新显学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迄今已然枝繁叶茂，那么科幻文学一直都是“旁逸斜出”的那枝。造就这种边缘气质的原因起码有二：首先，科幻文学横跨文学与科学两界，且长期以科学性为最高标准，因而在所谓的“文学性”/文学价值上屡遭诟病，加之承担启蒙与科普之功用，因此其优劣评判远远溢出单一的文学评价标准，不易在文学秩序中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其次，科幻与武侠、言情、推理等类似，作为类型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一种，在当代文学的评价体制中，与严肃文学/纯文学存在价值差等。在“精英—大众”二元论的认知模式下，科幻常被视为套路化的、缺乏内在深度的、充满娱乐性与商业气息的。

与既有的文学格局、大众心态相对应，科幻界一直在“为承认而斗争”。对中国科幻来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被视作获取自身独立性与文学性的起点时刻。即便这一“起点”时刻起伏跌宕，不乏悲情色彩。1986年，在首届科幻小说银河奖颁奖会上，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鲍昌将中国科幻比作“灰姑娘”，这一说法引发了科幻界的持久共鸣，谭楷的《“灰姑娘”为何隐退》、①叶永烈的《是是非非“灰姑娘”》②

皆属此类，被压抑的苦闷感扑面而来。③直至2010年，新一代科幻作家飞氘仍对科幻的未来怀抱忧虑：

科幻更像是当代文学的一支寂寞的伏兵，在少有人关心的荒野上默默埋伏着。也许某一天，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会斜刺里杀出几员猛将，从此改天换地;但也可能在荒野上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最后自生自灭。④

从“灰姑娘”到“寂寞的伏兵”，20余载逝去，“伏兵”终于杀出重围。2015年8月，刘慈欣斩获科幻界最高荣誉雨果奖，“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拉到世界水平”，引得大众瞩目。“单枪匹马”之所以能杀出重围，有赖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持续积累，而自90年代迄今的科幻实绩也被研究者宋明炜命名为“中国科幻新浪潮”，用以区别晚清科幻与“十七年”科幻等，凸显其全新的诗学特征。[见宋明炜：《弹星者与面壁者——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以“四大天王”（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为代表的成熟作家及其作品，确如“几员猛将”，令科幻的处境“改天换地”，争取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可。

科幻主流化的趋势，并非中国独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在2021年初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于2002—2004年写作科幻小说《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时，经常会遭受类似于“知名作家为何要写科幻”的质疑。待到第二部科幻小说《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的写作和出版时，大家就很少有这类疑问了。[赵松：《专访石黑一雄：爱是抵抗死亡的武器，机器人的爱却是个悲剧》，《新京报书评周刊》2021年3月31日。]因此，从最朴素的经验层面来看，科幻文学乃至整个科幻产业确实越来越主流了，而且远超出单一文类的影响，以“泛科幻”的形态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研究者加入其中。这一经验直感也得到了大数据的印证，根据2020年中国科幻大会的报告，“2019年中国科幻产业总产值658.71亿元，同比增长44.3%;国产科幻电影票房比上一年翻一番;科幻数字阅读市场增长超四成”。[张漫子等：《“国产科幻热”如何走更远？——来自2020中国科幻大会的观察》，新华社2020年11月6日。]而仅仅五年前，科幻产业总产值还未超过百亿，近几年的发展真可谓走上了快车道。在文化融合的潮流以及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科幻比其他文类更具适应能力，能够更好地与资本、科技、平台、市场等结合起来，衍生出更多形态的文化产品。

单就本文的讨论范畴，即中国科幻研究来看，在中国知网以“科幻”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这种检索方法虽不够精确，但还是能够反映研究趋势的总体变化。]从刘慈欣获奖（2015年）至今的成果数量，占据了总数量的四成有余，而且国内重要的文学研究刊物也都开始持续地刊发科幻方面的论文。以《文学评论》为例，2015年迄今每年都会发表科幻主题的论文。学术专著、硕博士论文、各级各类项目中，科幻出现的频率也显著提高。而且，在海外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科幻也成为活跃的生长点。根据宋明炜发表于2017年的观察：“仅仅四五年前，任何有关中国的学术会议上，即使有研究科幻的论文发表，总还是少数派。最近三年内局面大为改观，以今年为例，美国最主要的几个学会年会上，如现代语言学会（MLA）、亚洲研究年会（AAS）、美国比较文学年会（ACLA），都有中国科幻的专题研讨小组，而且就AAS而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宋明炜：《“科幻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主持人语》，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7春夏卷，第5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综上所述，把科幻研究称为近五六年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显学”，似乎并非夸大之语。中国科幻研究正朝着学科化、系统化的方向推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生力量。2020年，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中国科幻研究新时代”论坛便是一例亮眼的证明。[见尉龙飞、李广益：《中国科幻研究新时代——科幻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2期。]“新时代”“新纪元”“新大陆”“元年”等词语不断出现于对中国科幻的描述上，一改此前的悲怆气息，彰显出朝气勃发的共识与期待。必须强调的是，“新显学”不仅意味着成果数量与关注度的提升，更是凭借着明显的主流化趋势，强力搅动着“主流严肃文学—大众通俗文化”二元论所形成的价值秩序。

可以说，科幻以及科幻研究的主流化构成了本文论述的起点。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主流化”脱胎于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又将表征和意味着什么？如果不只出于情绪上的兴奋，仅将科幻的主流化视为一种“翻身”叙事的话，又应当如何公允地认知科幻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呢？

二、当代中国的“科技”及其文学形式

科幻由边缘走向中心，虽与其艺术形式的日渐成熟密不可分，却也离不开背后的多重合力，包括现代化的发展、时代核心议题的转换、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持、网络视听媒介的崛起，以及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等等。科幻文类的发展史，可以部分解释其逐渐中心化的原因，但本文试图突破单一的文类视域，想要在当代中国史的视野中，观察“科技”位置的浮沉，进而理解以科技为基本视野的科幻的命运。从当代史来看，科技驱动型的发展模式、科技造物主般的主导地位，绝非自然形成的，而是现代性曲折发展的产物。也只有当科技越来越成为发展动力与现实议题，科幻才具备主流化的前提和语境。

回顾20世纪50—70年代，科学技术所处的位置十分暧昧，对其持有的态度，如同行走于危险的平衡木上，需要时刻矫正。一方面，在由革命转向建设的时代主潮下，想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借助于科学技术。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上的优越性，发展速度与质量也应更好，因此似乎应当更加倚重科学技术的发展。“向科学进军”（1956）、在五六十年代反复出现的技术革命/革新趋向，[毛泽东在1953年即提到技术革命，1957年前后与60年代初也都有强调。不过，社会革命始终先于技术革命。如他所说：“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见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52-5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以及“科学的春天”（1978）等动员令，便构成了断续前行的历史线索。另一方面，如果放任科学技术“自发”发展，就会出现诸多与社会主义性质冲突的现象，比如贬低普通劳动者的价值、拉大“三大差距”甚至滑向资本主义等。马克思曾犀利地提醒：“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第4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彼时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使用形式”抱有高度自觉，如何开展科技研究、谁有资格研究科技、科技研究的重点为何、科技为谁服务等一系列问题，都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高度相关。这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又红又专”的要求上，“红”是第一位的原则，是“体”，而“专”仅仅只是“用”。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既要面对和部分继承资本主义科技成果，但又要将之从既定的制度设计和“常规”方案中解放出来，发明社会主义的使用方案，而“又红又专”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更何况，相比于科技所代表的“用”的层面，毛泽东更加注重“体”的改造，他认为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调整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围绕如何表述科学技术的作用，曾有过一桩公案。毛泽东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口号十分不满，1975年胡乔木组织撰写《科学院汇报提纲》，其中编入了10段毛泽东论述科学技术的语录，便引起他的反感。晚年的毛泽东始终认定，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只有继续革命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文革”结束以后，发展重心几经调整，从“抓纲治国”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再到以科技为驱动力的科技现代化设想，“科技”的重要性逐渐巩固。1977年5月30日，周叔莲的《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在胡耀邦支持下发表于《光明日报》，这是“文革”后经济学家第一次公开论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上，专门就“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与“又红又专的正确解释”进行探讨，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以及“专”与“红”的统一性。

在人文知识界，科学技术的本体性地位被李泽厚论述得最为到位。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把科技从“用”扭转到了“体”上：

社会存在是社会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这是从唯物史观来看的真正的本体，是人存在的本身。现代化首先是这个“体”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科学技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是社会本体存在的基石。因为由它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确实是整个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和因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来规定这个“体”。所以科技不是“用”，恰好相反，它们属于“体”的范畴。[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说中体西用》，第3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科技属于社会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唯物史观，应当归属于“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论被大加强调。由此，科学技术被视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普世”“客观”的存在，从根本上决定着现代化发展的速度。继而，科学技术逐步上升为“第一生产力”，成为决定生产力发展最关键的动力。正如王洪喆所指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邓小平使科技摆脱了政治属性——科技为谁服务的技术政治问题被悬置，科学取代革命主体，成为决定性的第一生产力。”[王洪喆：《漫长的电子革命：计算机与红色中国的技术政治1955-1984》，第245页，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14。]

科幻文类的独立发展与科技从“用”上升为“体”，是同步发生的。瓦格纳关于科幻文学是“游说文学”（Lobby Literature）的著名论文，便揭示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科幻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论证作用。[Rudolf G.Wagner，Lobby Literature：The Archeology and Present Functions of Science Fiction in China，After Mao：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1978-1981，Brill，1985，pp.15-62.]当“科技”挣脱冷战背景，进入现代化发展方案之后，更加贴近于科技本身的“自由”想象才更充分地被释放出来。相对确定的未来图景破碎后，科技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未知以及科技与人交互所产生的新命题、新挑战，都使得科幻成为承载恐惧与希望的重要文类，乃至成为一种最具现实感、公共性与思想能量的艺术媒介。

三、认知媒介与想象力政治

以上讨论了中国科幻研究上升为“新显学”的现象，及其得以产生的深层社会历史背景，接下来则需继续探讨这一现象之于当代中国的影响与意义。首先，不妨先回到这一文类的本质特征上。达科·苏恩文的分析颇为细腻：“在20世纪，科幻小说已经迈进了人类学和宇宙哲学思想领域，成为一种诊断、一种警告、一种对理解和行动的召唤，以及——最重要的是——一种可能出现的替换事物的描绘。”[〔加拿大〕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第13页，丁素萍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科幻天然地具有越界的生命力，涉及“人类学和宇宙哲学思想领域”，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描绘“可能出现的替换事物”。在达科·苏恩文看来，这样的描绘具备“间离化”与“认知陌生化”的作用，而这构成了科幻文类的本质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