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分子写作者的徐坤
作者: 翟文铖徐坤描写知识分子的那些小说,真可谓独具一格!《白话》《梵歌》《斯人》《热狗》《呓语》《先锋》……一篇篇读下来,恣肆的姿态,荒诞的况味,黑色的幽默,嬉笑怒骂之间,确乎有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翻开90年代的文学期刊,很多评论家把徐坤划归“游戏一代”,而她的小说则被认定为“后现代主义”的标本。徐坤本人似乎对这样的定位并不认同,她认为自己“还是在深度之中来认识写作的”。[② 张钧:《另一种价值和深度——徐坤访谈录》,《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第24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对于自己的文化身份,徐坤非常自觉。她说:“我观察和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站的立场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一点我有足够的自信,不管别人怎样误读和误解。”②徐坤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与余英时的阐释非常契合:“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鼻祖是古代的“士”。“士”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士志于道”的文化自觉意识,一是“明道救世”政治参与意识。细细想来,徐坤具有“士”的流风余韵。
80年代,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思想解放运动中,一度找到了“为天下师”的感觉。但是,到了徐坤初涉文坛的90年代,市场经济全面铺开,新启蒙运动业已沉寂,思想界普遍感受到“人文精神失落”的惶惑。徐坤这样描述她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和许多人一样,一时难以适应,可以说切身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失落,原来做学生时的一些想法、抱负、理想之类的,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人心里感到很灰,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易文翔、徐坤:《坚持自我的写作——徐坤访谈录》,《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徐坤没有就此沉寂,而是积极地反思和批判:一方面她的目光向外,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另一方面她的目光向内,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进行“抉心自食”式的叩问。她的落脚点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但着眼点却是中国文化——解剖文化的症结,思量文化的创新,探测文化的走向。
一
市场经济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情形。一时间,知识分子的处境、地位和作用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实际上,即使商品社会没有到来,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一直不甚明朗。在《梵歌》中,徐坤借助王晓明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玄奘啊韩愈啊,说了归齐,也不过就是当朝者手里的一杆枪,需要儒的时候就祭孔,重用韩愈,需要佛的时候就推玄奘,供释迦牟尼。”[徐坤:《梵歌》,《狗日的足球》,第17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后来,她专门创作了一篇题为《传灯》的小说,在历史的纵深处反思知识分子的缺点和命运。神秀和慧能同为弘忍法师的弟子,为得到师父的衣钵,两人从暗斗发展到明争,竟至于兵戈相见。明空女尼一把火烧了寺庙,才算止住了冲突——这女尼就是武则天。登基后,女皇大兴佛事,将南宗慧能推作正统,以笼络数目庞大的下层民众;将北宗神秀奉为正法,以笼络知识分子。借助这个小说,徐坤认识了这样一个历史真相:“政统”实际上一直驾驭着“道统”,以“道统”制御“政统”不过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幻觉。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和工具性早有体认,他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说得明白:知识分子有的“帮忙”,参与国家事务;有的“帮闲”,吟诗献赋,位同俳优。在《“京派”与“海派”》《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等文章中,鲁迅反复阐述这一观点。徐坤的《白话》讲的是一群硕士博士下乡,带队的伊腾处长训话,质疑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能力:“谁都鼓吹自己研究那玩艺儿是天下第一,都想给社会开药方,整治一把社会,就凭你们这些人?”[徐坤:《白话》,《热狗》,第12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原文“玩艺”应为“玩意”。]事实上他们下乡也都是用非所学,大都在临时岗位上无所事事。
知识分子“明道治世”的理想颇有说大话的嫌疑,那“士志于道”总该更切合实际吧?——知识分子的一个职能是追寻“道”,“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社会转型需要新的文化形态与之匹配,知识分子该如何继承既有文化?又该如何创新文化?《游行》已经初步涉及这些问题了。表面上看小说写的是一位叫林格的女子的情史,深层里却是一个文化寻找的寓言。程甲是正统文化的符码,是吹着时代号角成名的诗人,林格做他的情人即是对神的身体献祭,但程甲唯恐这种关系被泄露出去,损伤声誉。黑戊从美国留学归来,熟读诸多西方理论,是西方文化的符码,林格为他流产,他竟然让自己的老婆出面善后。他们一个个都自私卑琐,毫无责任感,这让林格深感绝望。铸造不出高贵人格的文化是应该被质疑的文化,林格膜拜的两种文化轰然坍塌。失望之余,林格决定不再匍匐在任何神灵的脚下,她要做文化的生产者。于是,她拉赞助,搞排演,全力打造年轻的摇滚歌手伊克。伊克赢得了掌声,赢得了市场,但他究竟也不过是大众文化的造物,与民族的强大、文化的振兴又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以香草美人自比的传统,林格即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化身。她在三个男人之间的逡巡,就是在正统文化、西方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寻找。三种文化并存于八九十年代的历史空间,但却无力满足时代的精神需求,林格的失踪就是生命意义不知归于何处的隐喻。
二
没有现成的文化可以安置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只能自己创造文化。徐坤由此提出了更深的问题:“我们的路该怎么走,是要把国外的各种思潮在咱们这里重新演练一遍,还是该踩在老祖宗的路子上再从头摸索一遍,这是一个问题……”[张钧:《另一种价值和深度——徐坤访谈录》,《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第24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中国当代文化走向何方的问题,让徐坤一代知识分子陷入深深的焦虑。
中国80年代诸多的文化思潮,实际是从对西方的引进开始的。这些西方文化是不是真正融入我们的血肉,化成我们的精神食粮呢?中篇小说《先锋》就探讨了这样一个宏大命题。“撒旦”尽管连上帝的毛也没有摸到过,但是在创作激情的驱动下,他带着几个兄弟组建了“废墟画派”,拉起了西方“撒旦”“嬉皮”“雅皮”“垮掉的一代”的名号作虎皮,“开创了中国后现代艺术的先河”。[③⑤ 徐坤:《先锋》,《热狗》,第280、334、334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他们推出了自己的作品,《存在》以金属画框代替了一切,《我的红卫兵时代》在烂泥上撒尿,《人或牛》是人身和牛面的嫁接,《行走》是倒立行走的裸羊和穿着羊绒坎肩的牧羊猪。或者装腔作势,或者机械拼贴,或者戏谑搞笑……很显然,这既不是继承,也不是发展,而是毫无文化含量的浅薄模仿。就是这样一批作品,歪打正着地赢得了满腹西方术语无处施展的批评家的齐声喝彩,“废墟画派”成了“先锋派”。五年后,他们搞起“后卫画展”,摆出的还是类似的货色,居然赢得了市场的青睐。
不可否认,“撒旦”对艺术的探索是真诚的。“撒旦”的命名恐怕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有关:“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G.Byron)。”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撒旦”是一个象征性符号,就是鲁迅所推崇的“摩罗诗人”,具体指拜伦(裴伦)那样充满叛逆精神和创造能量的人。“撒旦”是有艺术理想的,他遗留下的画框上分明写着:“我要以我断代的形式,撰写一部美术的编年史。”③对于艺术真谛,他终生孜孜以求,从废墟里的彷徨,到麦田里的寻根、寺院里的归隐,再到为东山再起而对美妇人的妥协,殚精竭虑。就创作而言,他选择的是模仿西方的路子,而且已经赢得了金钱与声誉。但是,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仅仅是世俗的成功,他根本就没有摸到艺术的殿堂。
那么,“撒旦”为什么无法获得艺术的成功呢?徐坤的一段话可以用以解释:“由于改革开放,西方思潮大规模地一股脑地涌进,同时我们的传统国学的根基又不是很扎实,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都被破坏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艺术活动就成了一种完全浮在半空中的活动……”张钧:《另一种价值和深度——徐坤访谈录》,《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第242-24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小说中,废墟就是传统文化的隐喻,“撒旦”对废墟的推崇就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信仰。传统文化遭到现代文明的侵蚀,废墟被改造成“仿古乐园”。徐坤显然接受了林毓生提出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观念,认为文化“断根”就不会有再度辉煌的希望,因此在她笔下,“撒旦”彻底绝望。
绝望之中,“撒旦”留下这样的遗言:“影子啊,快回到我的身体里来吧……”⑤“影子”意象大约取自鲁迅的《影的告别》——影子是理想的自我,它总是对现实的自我充满了厌弃,时时准备离开,导致“我”陷入自我分裂的痛苦。
“撒旦”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创造力苍白,成不了那个登上艺术殿堂的“影子”,于是,他以自杀求得解脱。
三
那么,重走传统之路又如何呢?徐坤在《斯人》中思考了这一问题。《斯人》带有强烈的象征色彩,笔法神韵颇似《狂人日记》。“诗人”模仿西方诗歌,声名鹊起,导师高汉镛认为他的诗歌缺乏“中国的古代的典”,于是带他到地下室,去攻读那些写在竹简木简上的诗歌。但是,古老的词句寒气逼人,“字划里边封存的阴气总是一阵一阵地往诗人的下体里灌,诗人的脚底冰凉,生殖器不时地往里缩小成一团”。⑦ 徐坤:《斯人》,《热狗》,第123、124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切身的生理体验让“诗人”体悟到中国“诗”的缺憾——“诗”字拆开,意为“寺中人所言”,“除了叫人断绝欲念还能做什么?”他推己及人,如饮醍醐,“他发现,高汉镛的确是成天病病歪歪的,满世界的人也都蔫头蔫脑地打不起精神来,原来他们都是被‘诗’给阉过的”。⑦古诗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码,言古诗犹言中国文化。其实,鲁迅早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传统文化有禁欲倾向,但人的欲望并不能真正消除,于是导致人格分裂。这种文化的内在矛盾,在知识阶层里造就了一批“假道学”。四铭(《肥皂》)维护风化,讲究孝道,却莫名其妙地买了一块肥皂,潜意识里想给女乞食者洗澡。高尔础(《高老夫子》)曾经写过题为《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的“名文”,但是到学校授课不过是为了看女学生。作为古久先生——这个源自《狂人日记》的人物——的学生,老姜续接了四铭和高尔础的谱系,她一方面大讲仁义道德,另一方面不断对“诗人”性骚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老姜”这样的假道学不是学问做得好,而是势力太大,遮天蔽日。“诗人”的情人以批判古久先生成名,为了生存被迫忏悔,改投古久先生门下。“诗人”自己为了出国留学,也被迫冒用古久先生的名义写推荐信。
写到这里,徐坤似乎完全和鲁迅站在一起,可是,接着读《斯人》,你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性。老姜勾引“诗人”遇挫,就刻意报复,“诗人”课堂上的几句戏言,被她抓住了大做文章,直至暴力相加,搞得他气息奄奄。幸亏高汉镛及时赶来,把自己多年修炼而来的“气”注入弟子身上,让他起死回生。“气”是中国古人理解宇宙人生的基础。《庄子·知北游》云:“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以“气”救命,合情合理,这个情节并非纯然对武侠小说的戏仿。其实,“诗人”的行为亦传达出对传统文化的信仰。“诗人”读大学之后,有一个仪式性的行为:每个周末都到纪念碑和天安门这段北京的中轴线上沉思默想——这条线连着的是历代皇帝的宝座,最能代表中国正统文化。诗人还常常端坐在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之上——信奉天人合一的古人就是在这些祭台上,召唤神灵,完成人与神的对话。这些行为表明他参悟传统真谛的愿望。但是,他最终未能开悟,仅只意识到“历史到我这里已经断代了”,传达出无力续接传统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