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传统的现代转换

中国当代小说家普遍具有长篇小说情结，在经历了几年的短篇与中篇小说的创作经验积累之后，一定要拿出一部作为代表作的长篇小说。这种创作冲动并不是认为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就高于中短篇小说，而这确实是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们创作历程的普遍现象。葛亮正是沿着这样的模式进行创作的。在创作了《谜鸦》《七声》等短篇小说集之后，葛亮终于开始在长篇小说方面大显身手，《朱雀》与《北鸢》

[葛亮：《朱雀》《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本文所引小说原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相继出版并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与广泛的赞誉。二者因相同的家族小说题材与具有连贯性的叙事风格，又被合称为“南北书”。一时间，葛亮被誉为“当代华语小说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一种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的风格，已经隐然成形。”[王德威：《附录：抒情民国》，葛亮：《北鸢》，第4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当然，风格并不是一时形成的，而是经历了探索、实验、修正、定型的长期写作实践而形成的。纵观葛亮的小说，《朱雀》与《北鸢》与其前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体现鲜明的传承性。前期短篇小说大多有强烈的葛亮个人成长的印迹，不外乎围绕作者的家世背景、童年记忆、教育历程展开小说的虚构叙事。到了《朱雀》与《北鸢》中，短篇小说的信息容量与文本格局已经无法满足葛亮巨大的叙事野心，他要用30多年的个人生活经验、家族往事与历史记忆展开充分的虚构想象，来构建宏大的家族小说叙事。在历史复原与虚构想象之间，学院派出身的葛亮更是工于叙事，精于剪裁，在小说的主题隐喻、历史寓言、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与语言修辞等方面，无不展现了他独辟蹊径的叙事气度和格局。《朱雀》与《北鸢》虽然未必就是其小说创作的最高峰，但是已经初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突出表现为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现代转换。

一、民间精神与传奇叙事

历史为文学记忆提供了模仿与想象的叙事空间。但是文学记忆与历史记忆向来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差异的本质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第81页，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格非也曾说：“我写小说是非常偏重对‘记忆’的开掘的。……它是对遗忘的一种反抗。小说提供的历史恰恰是被正史所忽略的，作家敏感到的，一个更加丰富的背景当中的个人的历史，这是历史学家不会关注的。”[格非、于若冰：《关于〈人面桃花〉的访谈》，《作家》2005年第8期。]历史叙事重在揭示社会发展之必然规律，而忽略那些民间日常生活细节。这就为文学叙事留下了隐匿的缝隙，文学家正是从历史学家笔端的缝隙处出发，插上想象的翅膀，通过日常生活的微观叙事，演绎生命个体在历史长河中逃避、疏离、反抗、顺从、坚守等各种形态的命运遭际。《朱雀》与《北鸢》的写作初衷正是基于对历史记忆的补充，更为关注“在规整的时代长卷之下，隐埋着许多断裂与缝隙，或明或暗，若即若离”。[② 葛亮：《自序》，《北鸢》，第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尤其是国丧家颓之际，“中国近代史风云跌转。人的起落，却是朝夕间事。这其中，有许多的枝蔓，藏在岁月的肌理之中，裂痕一般。阳光下，似乎触目惊心，但在晦暗之处，便了无痕迹。这是有关历史的藏匿”。②历史的藏匿向来不见于正史传记，却一直流传于民间，生生不息。

《朱雀》与《北鸢》不在于历史叙事的史诗建构，而恰恰在于对民间真精神的传奇叙事。作者屏蔽了历史宏大叙事中峨冠博带的形象，而专注于在历史沧桑巨变中平凡人的不平凡际遇所展现出的个体生命飞扬的想象。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朱雀与风筝的寓意繁复，但作为实物，均出自民间匠人之手，无不带有民间想象的传奇色彩。朱雀，神话传说中象征着南方之神的上古神鸟;风筝，初用于军事窥探与情报传递，隋唐以后成为中国北方民间常见的娱乐玩具与工艺品。葛亮将它们作为小说的题目和叙事的线索，彰显着对民间精神的敬意。两部小说分别以朱雀和纸鸢为贯穿小说的主要意象来隐喻两个家族人物在乱世之中颠沛流离的命运，这是现代中国小说常见的家族小说叙事模式。但是，葛亮的家族小说叙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民间想象的智慧与传奇叙事的技巧，对传奇叙事进行策略化的改造，将家族小说的平民叙事传奇化，凸显平民大众的奇崛经历和人格风采，呈现了当代家族小说传奇叙事的崭新风貌。

传奇向来是民间大众深爱的文学类型。从早期神话到志人志怪小说再到唐传奇，传奇叙事一脉相承，渐为成熟。传奇叙事也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叙事传统。“这种传统在以反传统为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并未消失，而是得到了相应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逄增玉：《志怪、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齐鲁学刊》2002年第5期。]在五四时期鲁迅、沈从文的小说以及之后的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中都有鲜明的传奇叙事的印迹。传奇叙事作为一种传统历久不衰，展现了这种文体类型强大的生命力。说到底，“传奇所追求的就是‘奇异’二字：立意奇异而不落俗套，故事奇异而可示人，情节奇异而曲折多变，笔法奇异而婉转有致”。[陈惠琴：《传奇的世界——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模式研究》，第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作为学院派小说家，葛亮深谙各种现代小说叙事技巧，但是在其小说叙事中偏偏师法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这是他深谙讲述中国故事自然要用中国叙事学方法的道理所致。

首先，葛亮家族小说的传奇叙事体现在对传奇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朱雀》与《北鸢》传奇叙事的开端均聚焦于民国期间的商贾人家。从叙事空间来看，《朱雀》的历史时空从民国至20世纪末，而《北鸢》则是半部民国历史的再现，商界的兴衰浮沉与民国的风云际会交织在一起，这正好契合了当下社会公众追慕民国风范的阅读期待视野。但是作者叙事重心并不是展现家族资本辉煌的发迹史，而更倾心于商贾人家在商业经营中所坚守的传统道义与文化情怀。没有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只见道义坚守、诚信原则，小说将民间的传奇叙事与传统的道德训诫融为一体。这种传统文化所标榜的人格风范不仅体现在家族主要人物的身上，在其家族的雇工与帮佣等次要人物身上也同样绽放出光彩。诚信忠义的郁掌柜，善良朴实的云嫂，富有担当精神的小荷，这些民间底层的平凡人，虽然出身卑微，但是高洁的品质无不熠熠生辉。这正是葛亮塑造人物的方法与策略。不仅重视对小说主人公进行浓墨重彩的塑造，同样对小说次要人物群体也进行精心刻画。次要人物并不是小说叙述的次要部分，对次要人物的叙述与小说主人公形象塑造的成功休戚相关。陈思和在评论《北鸢》时说：“这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作品。”[陈思和：《序：此情可待成追忆》，葛亮：《北鸢》，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葛亮向《红楼梦》的致敬首先就体现在学习曹雪芹对小说人物群体的精心塑造。曹雪芹的伟大不仅体现在成功塑造了宝、黛、钗、凤这些流光溢彩的主人公们，而且对躲在角落里仅露一面的小人物的刻画同样传神。配角是观察主角的眼睛，他们在小说叙事中的偶露峥嵘，可以从铺叙、烘托、补叙等多角度有效地凸显主人公的个性风采。在《朱雀》与《北鸢》中，有些配角甚至比主角更为光彩照人。《朱雀》的主题是叙述叶毓芝、程忆楚、程囡祖孙三代主人公青春爱情的悲剧传奇。但在葛亮的小说叙事中，程云和的形象更令人印象深刻。作为秦淮河畔一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名妓，她委身于国民党军官以求现世安稳，未料战争毁坏了这一切。在逃难流亡中，她接过襁褓中的程忆楚，让生命之花绽放，从甘做“羊脂球”来解救众人到新中国成立后“反右”“文革”中胆战心惊地经营着平淡而精致的日常生活，无不展现出她坚韧的品质与人性的光芒，她的人生传奇比三位女主人公更具光彩。《北鸢》的叙事以卢文笙与冯仁桢的爱情为主线，但主人公的两位母亲昭如与慧容在坐言起行方面更具民国范儿，还有命运坎坷的名伶言秋凰，她对冯明焕隐忍的深情以及对日本军官的拒唱和刺杀行为，俨然是现代版的“李香君”。

其次，葛亮家族小说的传奇叙事见于其叙事笔法上。葛亮的叙事策略是将小说叙事进行诗意化提升，在小说人物日常生活的环境、器物、待人接物、言谈举止等方面的描写与叙事中，将诗词、歌赋、字画、书法、曲艺、茶道、棋论、禅宗等古典艺术与人生哲理思辨引入小说叙事。一方面，这些元素有力地展现了小说人物高雅的情操与生命的风采，另一方面这些文字的镶嵌又构成了小说富有古典韵味的抒情叙事风格。如在《朱雀》中以日本俳句与中国古典诗画成谜的游戏来叙述叶毓芝与芥川私下通好的书信往来，既典雅含蓄，又暗示了他们暗度陈仓的爱情的神秘性与传奇性。这种叙事笔法在《北鸢》中更是比比皆是。相比较而言，《朱雀》在小说情节上曲折多变，《北鸢》更着意于叙事笔调的婉转有致。《北鸢》的叙事笔调徐缓平静，注重细节描写与环境渲染，叙事空间随着人物的现实遭遇而辗转多地。葛亮在钩沉历史的同时，对各地的人文节庆、市井风俗、政经地理与社会风貌等方面，无不进行博物志式的工笔描摹，“以淡笔写深情”，[王德威：《附录：抒情民国》，葛亮：《北鸢》，第4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用叙事笔调烘托人物的传奇色彩。

再次，葛亮家族小说的传奇叙事还体现在适度控制好传奇与现实的平衡上。一味刻意追求传奇性，难免天马行空、无所依附而不接地气，这就又回到神话传说、志人志怪的老路上;过度工于细节描摹与现实反映，容易走向对鸡零狗碎的现实呈现，过浓的人间烟火气息会导致小说虚构的贫乏与叙事的了无生趣。想象的飞升与现实的牵制成为葛亮小说传奇叙事的两翼。葛亮在小说主人公的传奇叙事中十分注重过去与现实的对比叙事。《朱雀》在叙述叶毓芝的爱情传奇时不忘对赵海纳的现实叙事，在叙述程忆楚与陆一纬的爱情传奇时又加入与老魏的现实婚姻;对程囡的传奇叙事更加繁复，交织于敌特、赌场、吸毒等现代性社会的迷幻与腐烂中，她与许廷迈的爱情又充满着理想主义。《北鸢》在书写个体在乱世流离中的传奇叙事的同时也注重对民国时期民间现实社会与历史的真实展现，对军阀的混战、底层民众的疾苦、家族内部的钩心斗角等均有鲜活的记录。传奇叙事不超然于历史之外，人物命运受制于社会现实。这正是英雄传奇与平民传奇的不同。生命的光彩不仅体现在与命运抗争的一面，同样也存在于坚韧生存的一面。葛亮家族小说的传奇叙事想展现的并不是英雄抗争命运的传奇，而是要凸显平民大众在苦难中坚韧生存的风采。

二、重复叙事与轮回意识

重复叙事不仅已经成为现代小说家的叙事策略，也成为阅读与阐释小说的新路径。重复“事实上是思想的构筑，它去除每次出现的特点，保留它与同类别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第73页，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葛亮在《朱雀》与《北鸢》中使用了大量形色各异的重复叙事手段。这些重复叙事，一方面有叙事线索、结构布局、情节推进等功能，强化小说的主题寓意;另一方面，重复叙事构成小说时空上的循环叙事，凸显了作者在命运、血缘、家族、宗教诸方面的轮回意识。

葛亮小说结构布局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重复叙事。《朱雀》与《北鸢》的叙事明线是人物在历史时空中的个体命运遭遇，但暗线都是以主人公身边的器物串联起来的。朱雀，作为爱情的信物，在叶毓芝、程忆楚、程囡祖孙三代手中传递，见证了三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作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保佑南方之神，它又寄寓着对南京这座城市历史命运的思考。朱雀作为一件挂饰的流传经历串起了家族女性的传奇人生与南京城的命运浮沉。虽然小说在家族回忆叙事与许廷迈的视角叙事之间来回切换，但是叙事时空并不紊乱，这全依赖于朱雀的串联。通过朱雀小说不仅令过去与现在建立联系，而且也顺理成章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叶毓芝不顾民族大义与芥川在库房私通的时候，“药柜上，镌着‘辟邪’的头。这神兽魔一样的眼睛，看着她，看着他们。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在此，小说已暗示家族后代的命运注定与朱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叶毓芝在临终之际，“将一枚金色的挂饰放在女婴的胸口”。叶毓芝的故事终结，程忆楚的故事开始了。“朱雀，此时安静地挂在他的颈项上。斑斑铜绿，没有蒙蔽了兽的眼睛。时光荏苒。这双眼睛曾和一个小女婴的利目对视，是许多年前了。”通过注视朱雀，小说叙事视角自然地从许廷迈过渡到程忆楚。程忆楚将朱雀寄给流放北大荒的爱人陆一纬，在他们的爱情覆灭之后，程忆楚又收到了来自陆一纬的包裹。“打开来，是那只金朱雀。擦拭得很干净，发着灿烂的光。摸上去冰凉的，没有温度。”“冰凉”不仅是一种物理温度，也是一种情感温度。作者用一个词为一段爱情悲剧画上了句号。朱雀的重复出现，巧妙地将祖孙三代的爱恋传奇以明线与暗线两种方式交叉叙述，同时又形成首尾圆合的小说结构。《北鸢》同样有大量的重复叙事。葛亮以风筝作为小说的叙事线索，巧妙地将“家”与“国”的同构叙事寓于一体。从“家”的方面来看，风筝不仅是小说主人公文笙与仁桢爱情的线索，也寄寓着父亲卢家睦对文笙的爱，以及家族与人物命运的颠沛流离;从“国”的方面来看，风筝不仅是国家“命悬一线”的隐喻，也象征着民国历史时空中各方势力此起彼伏的更替。作者似乎对风筝的重复叙事不足以表达写作的寓意，又在虎头风筝的“虎”字上多次加以重复。卢家睦因文笙生肖属虎，便为其做了虎头风筝作为生日礼物，以寄寓对儿子“虎”气的期望，不料儿子的性格偏偏如“猫”一样乖顺。小说对“虎猫”进行多次重复描写，卢家睦画虎头被夫人误认为猫，昭如堆雪虎被侄女误认为堆雪猫，仁桢也认为文笙不像他的生肖，缺少些“虎”气。作者通过龙宝之口对“虎猫论”做了辩证的分析：“老虎若是不吃人，只顾上睡觉，便也是一只猫;猫要是急了，色形厉行，毛竖起来，凶得也像只老虎。只是大小不同罢了。”这些重复叙事看似是对日常生活枝蔓的展现，实则是对历史现实和人物命运的隐喻，为小说的情节发展埋下伏笔。生性平静乖顺如“猫”的文笙，后来弃学参军便是其骨子里“虎”气一面的展现。

重复叙事体现了葛亮对历史发展与人物命运在命运、血缘、家族、宗教诸方面关于轮回意识的思考。血缘与归命在小说叙事中多次重复出现。面对女儿程囡隆起的腹部，程忆楚想从母亲到自己再到女儿，一切都是宿命。她想到了自己正是母亲叶毓芝与芥川孽缘的产物，“一切不幸的根源，都包藏在血管中东奔西突的液体里，衍生，流传”。《北鸢》也多次强调宗教式的归命。仁珏听父亲唱《文姬归汉》，不由得谈到戏与人生。“仁珏说，蔡文姬唱给王昭君，奠酒祭明妃。哭的是人家，悼的是自己。父亲说，既不是人家，也不是自己。是命。”为了拯救11位国民党军将士，昭如将姐姐留下的整匣“大黄鱼”送给叶师娘以渡过难关，而这匣子盒盖上图案的轮廓正是梵文的“归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