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络·市井·语言

《繁花》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2012年前后金宇澄创作这部小说时，文坛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作已有质疑，与此同时，呼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回归的声音也不绝如缕。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繁花》首先在网络上掀起波澜，赢得沪语读者的喜爱，其后经由作者改编出版单行本，获得了更多读者的青睐。小说的成功首先在于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共生同构，既书写了个人的历史，又书写了社会政治的历史;小说的出场方式和与读者的互动正是带有后现代特征的虚拟世界的“狂欢”现象;小说对市井生活的传达中，写出了上海的城市环境与面貌，以及由此带来对都市文学的书写难题的突破;小说在语言表达上，则是将沪语和普通话进行相互渗透、融合，表现出一定的写作策略。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小说突围与创新的特质。

一、历 史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现实主义创作潮流一直向前发展。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还是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或是延续到21世纪的现实主义创作，都说明了现实主义的长盛不衰，书写历史与现实的共生与同构成为作家们的当然选择。

在《繁花》中，时代的大变革已经影响到了一批1949年左右出生的上海子弟。由于政治原因，他们的人生轨迹或多或少发生改变。特别是6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一段时间，上海也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上海，上海人所受的磨难并不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更少，或者说是更多。因为当时上海自由空气的稀薄，人的精神自由不得张扬，首当其冲的是时尚受到冲击，而这种时尚更能够代表过去上海的某种深刻性。资本家、干部子弟、底层民间人物不同的遭遇，令上海人骨子里的精明、自大、算计、骄傲几乎荡然无存，老上海习气被扫荡一空。而“文革”后经济大潮兴起，上海人的“翻新”却更像是浅层次的男欢女爱、逢场作戏，其中也有认真者，但大多是浑浑噩噩地生活，糊里糊涂地度日。一些人的算计虽然看似有一股聪明相，但就事件的最终结果来看，还是有所失落的，比如汪小姐的怀孕，陶陶与小琴的同居。小说也表达出一些人不能解决自己的困局，而只能求助于宗教，比如小毛娘、春香和李李等。小说中提到在上海生活的就是上海人，但不再仅仅局限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上海人，而是写出了一些北方人、香港人、台湾人甚至新加坡人、日本人、法国人的上海情结。上海虽然显示出了斑驳的丰富性，更融入了异域情调，但是用民国时期的上海精神已经不能概括新的上海人的生活，也说明了经过“文革”后上海的改变。

小说由60年代初期写起，前涉50年代，后及七八十年代，再经由90年代到21世纪。主要男性人物形象是沪生、阿宝、小毛。沪生是军人家庭出身（父亲是空军），出身好，在“文革”初期过得逍遥自在，后来工作后先当工人再做律师，娶妻白萍，白萍到美国去了，两人好些年没有离婚，沪生与外贸公司业务员梅瑞交往，但这段感情无疾而终，因为梅瑞觉得沪生没有自己的房子。阿宝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祖父是大资本家），父亲青年时从家庭出走，参加革命，但“文革”前及“文革”中遭遇不公平对待，吃尽苦头。阿宝也受到家庭牵连，被抄家搬迁到郊区曹杨新村居住，他后来做生意成了老总，老想着少年时的玩伴蓓蒂（她和阿婆在“文革”开始后在家被抄、钢琴被人搬走后失踪），以致不能和任何女人走进婚姻殿堂，只有一些露水情缘。小毛工人家庭出身，母亲以前信佛，现在崇拜领袖，小毛父亲也受她影响，小毛喜欢抄古典诗词，跟着师傅练武是为了不受人欺负，他与楼下海员妻子银凤偷情，也与很多女人交往。三人都有解不开的心结，都与女人有关。“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较沪生和小毛而言，阿宝的创伤记忆更深一些，不仅是女人，还有家庭。家族过往的辉煌与政治斗争年月里的黯淡，抄家被抄掉的不仅仅是财物，而且还有身份、尊严等，但是面对这些改变，阿宝更能适应，不过已是心如止水。沪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上海人，他更像一位穿线人，把各色人等连接在一起，他的人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不过也只求温饱而已。小毛心中有对古人的怀想，有侠义心肠，他与众女子的交往是误入歧途。由于银凤的诱惑，他很早丧失了童贞，在与女子的性爱行为中已不能自拔。最初，他喜欢的是姝华那样的文艺女青年，但是后来他却转向追逐欲望，在临死之前，他就如左拉笔下有情义的娜娜一样，成为一位多情的男子。

所以小说所要表达的首先是个人的历史。一是写上海人是什么样的。二是写上海时尚或者上海文化在经历多重打击下，仍旧存在的内容。小说中反复对一些服装、家具、邮票、舰艇模型、花卉、车间模具进行细致描绘，更像是在展示一种精致的上海文化，而不是在显示个人才识。三是写男欢女爱。在“文革”前和“文革”后是一个对比，但是也显示了其中的不变，即一些异常的情爱在两个时期都是存在的，但是主人公阿宝、沪生、小毛的成长期的情感和成年后的情感遭遇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前期是纯情的，后期是逢场作戏，但这三位主人公又是老实的，内心怀有良知的，守护着真情的。其他的老总、淑女的欢爱也是为了揭示只要在上海就会有奇迹发生，无奇不有。四是写精神创伤。一代人所受到的伤害造成了上海的浅薄、浮华。像姝华那样的女子只可能疯掉，抄古典诗词的小毛也只可能堕落，阿宝总也不能进入正常的婚姻状态因为他还葆有真情，沪生也一直不离婚因为他还有留恋。

而小说中涉及的社会政治历史（包括“文革”）则是：“文革”抄家（阿宝家受到重大的影响，家中地皮也被挖三尺，家产被抄走，穰穰被逼离婚，阿宝好友蓓蒂的钢琴被拖走使得她和阿婆失踪）;“九·一三”事件的影响（沪生家受到的致命影响，从别墅搬到了小三间，沪生哥哥自杀）;香港关系（阿宝家受到的影响以及梅瑞及其母亲的变化）是人们以前唯恐避之不及的，而到改革开放年代则变得吃香。政治事件让人物命运产生大的改变。作品中总有一个宏大叙事的背景，人的命运起落、变化总是和时代背景相关，这是当代小说中少不了的元素。小人物通过他们的话语对抗消解掉了部分严肃影响，剩余下来的部分还在继续发酵，进入市民的生存空间，比如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写到小毛去世之前家人关于房子和股票的遗产之争。“《繁花》的结尾不是很讨喜的，一种如今少见的结尾，但我不是表现悲哀或者虚无，是更客观的注重人生。”[金宇澄：《〈繁花〉创作谈》，《小说评论》2017年第3期。]小说对人生的刻画正表达了历史的反讽。

二、网 络

《繁花》的出现带有消费社会的特别征象，作家在网络上贴出帖子，引起大众关注，在虚拟空间开始接受读者的喜爱，最终形成纸质文本，从而进一步扩展到更广泛的、更普通的大众，以获得茅盾文学奖作为成功的标志。90年代以来，文坛逐渐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又由于网络文学的出现，文学创作的面貌更显复杂。一方面是创作者放下身段，开始亲近读者，以沟通交流的名义加强与读者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读者选择作家作品，不管是出于个人喜好还是私人品位，都决定了作家和读者虚实相关的联系。这必定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选择，对作家的自身素养和创作准备有了更高的要求。《繁花》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达成了网络时代的写作征象。

1.话本体。以语言取胜，讲究结构的完整性，故事吸引人，情节内容适应市民趣味。鲁迅先生曾经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指出，宋元话本“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在语言上，宋代话本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白话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手段，与以往的文言创作有了很大的区别。在塑造人物上，宋代话本主要塑造平凡人物，代表了一种走平民化的创作路向;在叙述上，宋代话本小说采取的是在“说话”中展开故事，这样的模式演化成为白话小说的经典叙述。这些方面对于现代白话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繁花》的方言叙述方式很特别，可以说继承了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创作路向;结构上是“新旧交替两个结构交错”“社会人真实的社会关系网”“有对话、有场景，却是整块互相连接的文字”，[金宇澄：《〈繁花〉创作谈》，《小说评论》2017年第3期。]还有人物独白、主题、内容都各具特色。《繁花》对宋代话本的借鉴体现了回归传统的一面。

2.中西文学融合的取向。作家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成熟。《繁花》受《红楼梦》的影响，情节描写花团锦簇，整体风格写实而悲凉，可以说揭示了繁华过后是虚空;小说也受外国作家的影响，比如说法国作家左拉小说《娜娜》中对娜娜临终的场景的描写，可与小毛临终的场景进行比照;小说也受世界范围内的都市文学的影响，以及现当代文学中上海书写的影响。90年代以来，上海书写已经成为世界都市文学创作的重要一极，《繁花》既有对以往中外上海书写的体认，同时也有超越，相较于主流文学以及精英文学，民间文学对其的影响痕迹深重。这种中外交汇促成了小说文本的丰富与驳杂。

3.读者对上海文本的期待心理。在中国当代文坛，长期以来是乡土文学占据主流，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都市文学发展不足，上海都市发展面貌没有得到完整深刻的呈现。《繁花》的出现唤起了读者和批评家们的广泛认同，尽管它有一些不完美，但毕竟成为反映都市生活的代表作。上海作为中国都市的代表，人们对它充满了期待，不同于北京方方正正的文化与思维，上海是充满弹性的高度包容的地区，而它的世界性发展方向正是直接指向读者内心，也就是说，《繁花》的出现也让上海获得了展示机会。

4.由沪语地区扩张开来，对当前文学创作表达焦虑。文学创作中存在期待性的焦虑，《繁花》其实一方面反映了沪语地区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显示了此类创作的整体性不足。“上海文学的一个致命伤，就是从对于上海话乃至于上海风俗文化的无限热爱出发，吊诡地把上海文学变成了地方文学。”[黄平：《从“传奇”到“故事”——〈繁花〉与上海叙述》，《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4期。]这种情形包含两个面相：一个是沪语读者对将《繁花》改编为普通话不认同，他们认为这不能发扬海派文化，是一个弊端;另一个是就整个中国文坛而言，上海书写既是重要的，也是有不足的。这二者决定了地域文学的面貌并非文学的全部，地域文学创作存在自身局限性。相反的观点是，整个中国文学要取得丰富性则必须从地方文学的创新开始，由此形成了一种悖论。

三、市 井

《繁花》的都市书写回应了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的现代主义创作和40年代张爱玲的都市传奇创作，同时也是对90年代王安忆都市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突围。“在《繁花》里你读不到任何装模作样的门槛，它对这城市的每一位居民的前世今生开放，也因此，它勾连起了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是在多种空间的碰撞和挤压之中酿成的自然史。那些随时光飘逝而去的旧日街道的气味和影子，酿成了一种特殊的日常伦理和美学，《繁花》对这种伦理和美学有充分的写实。”[张屏瑾：《日常生活的生理研究——〈繁花〉中的上海经验》，《上海文化》2012年第6期。]

《繁花》回归到地域性的传统，从语言、人物、场景包括艺术形式（话本）都在回归，或者是回归古典（诗词、话本、家族文化、服饰等），或者是回归宋朝（古典诗词、侠义人物），或者是回归民国（时尚、自由、西化），或者是回归新中国成立初期（看电影、跳舞、读穆旦）。和阿宝、沪生、小毛一般大的女子大妹妹、兰兰和雪芝身上市民气息浓郁，在她们身上，有一条人物发展的线索：由最浓厚的民国市民气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革”时期的城市闲人，再到新时期的痞子以及改革开放后浪荡子的形象展示。大妹妹与兰兰“文革”前在街头游荡，与男生搭话，其实穿着打扮最讲究，下了暗功夫，很易于招引到同类，最具市民气。而兰兰与雪芝在改革开放时代结婚再离婚，嫁给生意场上的老总，看得开，相互结伴到国外旅游，最自由，也最市民化。还有一些女子，她们行走在欢场，娱己娱人，出卖肉体，消费青春，比如李李、汪小姐、梅瑞、玲子、菱红等，是又一类市民女子。还有亭子间小阿嫂或者小琴这样乡下来的女子，笃定一个男人做靠山，也有收获，比如小阿嫂靠定韩老师;也有悲剧，比如小琴如愿以偿让陶陶离婚，准备上位，结果坠楼死于非命，这又是一类。也有银凤、招娣、5号阿姨这样的女子，偷情偷欢，大胆不顾一切的，只是为了自己情感的不如意而在他处寻求快乐，这又是一类。

女人里面还有小毛娘和春香这样笃信宗教的女人，是另一类庸常的市民，但也有一些人生的智慧。也还有梅瑞娘这类的只为自己的利益，不惜和二楼爷叔龌龊。这几类人物都表现出了市民常态。还有一类是姝华姐姐、姝华和蓓蒂，都是冰雪聪明、爱好文艺的女子，有自己的价值认同和追求，但是还没来得及长成大树就半路夭折了的，这一类女性市民的悲剧提前上演，在时代改变之下已然无路可走。在男性人物中，阿宝、沪生、小毛人生轨迹虽各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一些经历，本质上都是心底里老实的男人。还有陶陶这样的生意场男子，只知勾引女人，却没想到被精明女人破坏了家庭。还有徐总、康总、陆总这样的生意场男子，也各个不一样，面对女人，徐总、陆总是主动出击，康总是欲擒故纵。作品写出了人生世相百态，是市民人物生活的全景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