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主编《人民文学》始末

引 言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当然也是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像《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名刊在当时风光无限，它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文学热点。对于80年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期刊编辑部和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们居功甚伟。评论家李陀有如下观点：“对八十年代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界所经过的大变革来说，有太多的编辑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往大里说，他们那时候通观全局，对变革的来龙去脉，比学者、作家、艺术家们更清楚，有更冷静的观察，往小里说，他们知道太多的‘内幕’和‘秘密’——有时候，这些细节正是解释某个特定历史的金钥匙。”[李陀：《另一个八十年代》，《读书》2006年第10期。]他主张应该有一个“80年代文学编辑史”，它其实是一种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的当代文学史。

本文以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为例，利用张光年日记，王蒙自传，朱伟、马原和李庆西的回忆、口述等一定意义上的一把把“金钥匙”，还原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来龙去脉和他在任上的工作内容，这或可视为“80年代文学编辑史”之一页。

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是与新中国一同诞生的国家级文学刊物，在当代文坛有着重要地位，被视为“国刊”。《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是著名作家茅盾，他也是中国作协第一任主席。王蒙在自传里说：“《人民文学》在五十年代，何等令人羡慕，都是全国最德高望重的作家担任它的主编。……你在别处发多少文章，没有人认定你是作家，而《人民文学》呢？那是作家的台面啊。”[王蒙：《大块文章》，第170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下文所引此书只注明页码。]王蒙这样说时或许想到了使他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同时也给他带来厄运的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的感受道出了《人民文学》在作家和读者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文革”开始后《人民文学》被迫停刊，1976年复刊。自1977年至1983年6月，张光年、李季先后担任《人民文学》主编。1983年7月，王蒙成为《人民文学》新一任主编，直到1986年3月卸任。

一、酝酿

在王蒙之前，《人民文学》主编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兼任，他工作繁忙，加上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他兼任主编不是长久之计，物色一个合适的新主编是摆在他面前的要务。但这项工作自1980年12月初提上议事日程，直到1983年6月才尘埃落定，这是张光年事先没有料到的。

（一）人选问题

张光年在1980年1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葛洛、刘剑青来，商谈《人民文学》改进工作问题。……我就组织与人事调整，提出初步想法，请他们考虑。”[②③④⑤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第206、209、218、219、257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下文所引此书只注明页码。]他该月中旬日记记载：“沙汀同志考虑了三天，确定不能担任《人民文学》主编。”②可见他最初的方案是拟让沙汀担任主编。19811月的一天，张光年“约了王蒙后天晚上来”，③第二天王蒙就来见他。他日记里记：“晚王蒙来谈，携赠他的小说集《冬雨》。”④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和王蒙单独深入交流，也许是他从个人角度对王蒙的一次考察。1981年7月22日，张光年见到刘白羽、林默涵，他提出让葛洛任《人民文学》主编，“他俩未表示意见”。⑤可见葛洛是第二人选。转眼到了1982年，1月18日，张光年去严文井家看望他，其日记里记载：“我再次欢迎他参加作协工作，主编《人民文学》，最好是我不兼，这他不肯，那就仿《文艺报》例设两主编，他说可以考虑。”

⑦⑧⑨⑩⑾⑿⒀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第323、350、373、374、406、407、412、423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下文所引此书只注明页码。]他当天回去后便同冯牧、朱子奇进行了沟通。这是第三方案，但此后没有下文。与此同时，《人民文学》的办刊质量在下降，张光年日记中说：“看完了这期《人民文学》（引者按：1982年第4期）上的十一篇短篇小说，深信改版是必要的，这个刊物生命力不够强了。”⑦之前副主编刘剑青也向他反映过稿件质量下降问题。

拟用王蒙是第四个方案，从张光年日记记载看，其中过程颇多反复，甚至一波三折。1982年7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王蒙来谈二小时。他出示乔木去青岛前写给他的短简，劝他注意文风。……他希望调到总会，也愿到《人民文学》。”⑧乔木即党中央书记处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胡乔木。揣摩文意，王蒙是应邀来谈，张光年在谈话中表达了希望他到《人民文学》担任主编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后面的日记印证了这一点），王蒙应承下来。而在7天前，张光年被告知王蒙将被增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候选人，这两件事之间不能说毫无关联。关于候选人一事，7月26日，张光年日记有如下文字：“上午中组部李锐来访，为提王蒙征求意见。我表示赞成。我说：‘他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但也不是哪边风硬哪边倒，政治表现是好的。’”⑨在党的十二大上王蒙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月和9月，张光年就《人民文学》领导班子的初步设想和调王蒙一事征求了冯牧和谢永旺的意见。张光年1982年11月28日邀王蒙谈话：“我重谈了夏天谈过的邀他主持《人民文学》及该刊编委会改组的设想，他表示基本上同意。”⑩对于《人民文学》主编调整及改组编委会的想法，张光年也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交换过意见，1982年12月7日，张光年同周扬晤面，周扬“比较同意王蒙来担任主编”。⑾可不知何故，张光年12月22日日记记载了他同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贺敬之晤面时的情形：“我提出葛洛任《人民文学》主编，王蒙、蒋子龙、刘剑青副主编的想法，他认为这样比较好。”⑿而葛洛曾是张光年的第二方案主编人选，之前不知何故被否定了，如今不知出于什么理由又重新考虑起来。在此之前，张光年一直拟让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并且和王蒙谈过两次话，对于突然变化的原因，从张光年1983年2月9日日记中可以找到答案：“我跟乔木同志谈了：要调王蒙到作协总会，先参加编辑工作，使他同各地分会同志有个相互认识过程。他表示理解。”⒀张光年也许有了顾虑，觉得直接从北京作协调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条件还不够成熟，他后退一步，拟让王蒙担任排位第一的副主编。而这样的设想，事先没有征求王蒙意见，未免一厢情愿了。1983年2月19日，葛洛给张光年打电话透露：“他听说王蒙向崔道怡表示：他95%不到作协总会来了。”[②③④⑥⑦⑧⑨⑩⑾⑿⒀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第428、428、428、430、431-432、433、440、439、443、445、458、461、462页。]张光年次日就委托谌容找王蒙了解情况，让谌容做王蒙的工作。“晚上王蒙来谈二小时，对一些传言走样颇多解释，归结在：‘您原来要我当主编，我是按照这个来考虑的。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等等再说。’我对他的直率感到喜悦，请他开完作协北京分会三天之后再谈。”②王蒙走后，张光年同冯牧通电话：“冯牧认为照王蒙的意思办，便于发挥他的积极性。”③此次谈话之后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一事基本确定下来。

张光年2月25日日记内容颇耐人寻味：“上午乔木同志的秘书黎洪来电话问，王蒙去《人民文学》事是否有变化？我将近日处理情况扼要告诉他了。他说乔木问起，将根据通话内容向他汇报。”④由此判断，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关注着王蒙能否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一事的进展。张光年不久又征求了作协党组成员唐达成、束沛德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刘剑青、王朝垠等人的意见，取得了一致意见。1983年3月3日，张光年携王蒙去天津看望周扬，根据王蒙的说法，周扬“表达对杂志有了一个年轻的主编的满意之情”。[王蒙：《大块文章》，第169页。]他们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调蒋子龙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天津市有关领导在和张光年的晤谈中，经在场的周扬劝说，初步表态同意。⑥可以看出，在决定谁出任《人民文学》主编一事上，张光年非常慎重，多方沟通交流，从中也能看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协在干部任用方面的组织运作机制。通过此事，既看出王蒙的直率、自重、坚持和个性，又看出张光年的开明和从善如流。

（二）协调和定音

下一步进入外部协调阶段。张光年3月8日和北京市领导协商：“上午陈模应邀来谈二小时，我提岀借调王蒙一年，主编《人民文学》，他仍兼顾分会。”此事陈模同意了。张光年日记中说：“王蒙问题这样解决了。”⑦但事实上事情远没有他想得这么简单和乐观。

3月29日，张光年接连听到两个坏消息：一是天津市领导开会决定不同意借调蒋子龙;一是北京市不同意借调王蒙。他在日记里写道：“总之，原来同意的现在都变卦了，可能与‘批周扬’有关。那我就不干了吧。”⑧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发牢骚，闹情绪。这天下午他给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写信，信的末尾有这么几句：“在作协工作上，也有负党中央和文艺界的重托。近半年来，想从《人民文学》杂志做起，对作协工作进行一点调整改革，而人微言轻，迄今一事无成。我深感到继续担当作协党组书记职务，只会误人误己误事！最近再试试看看吧，渴望取得微小成就。”⑨言语间情真意切，有检讨，有渴望，有对工作环境不满的流露，还有寻求支持的意味。4月初，张光年看了“批周扬”的材料后，“情绪搞乱了，写文二百字，写不下去，只想写辞职书。要真是搞学术争鸣倒好了，为什么一说批周、（关于调王蒙、蒋子龙），京、津、宣马上给我们另一副脸色看？周扬并不是作协领导人啊！”⑩这是他第二次在日记里流露不满，萌生退意。

4月20日下午，王蒙找张光年谈话：“他提议唐达成去找中宣部邓、郁，要求干部局早日办好借调他和蒋子龙手续。”⑾可以看出，王蒙还在为借调蒋子龙做最后的努力。张光年6月3日日记提到，王蒙调令已下，蒋子龙借调事没有成功。⑿

6月11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分家，在新侨饭店聚餐惜别。张光年作了简短致辞，并表示欢迎王蒙来主持《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王蒙也即席致辞。⒀这是王蒙以《人民文学》新一任主编的身份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数日后的作协书记处会议“通过了《人民文学》新领导班子名单”。⒁在6月27日召开的《人民文学》调整领导班子后的新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张光年“代表党组讲了话，谈到刊物是党组（书记处）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正副主编、编委及顾问采聘任制，任期三年。”他“希望刊物办得活泼些，亲切些，不要单纯求稳，要在乘风破浪中求稳重……”“会议后段及午饭后的会由王蒙主持”。[②⑤⑥⑦⑧⑨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第465、466、554、557、558、560、603页。]

张光年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很高兴，一年来舌敝唇焦，到底办成了一件事！”②他流露出喜悦、欣慰之情，其中的曲折、艰辛、甘苦，他用“舌敝唇焦”一词概括，可见方方面面协调之难，但是，“到底”还是了却一桩心愿，令他宽慰，可见《人民文学》主编和领导班子调整工作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慧眼识珠，王蒙没有让他失望。

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意味着《人民文学》将掀开新的一页，进入变革、探索时期，“意味着80年代的文学革命真正登堂入室，意味着《人民文学》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④ 朱伟：《重读八十年代》，第13、13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二、“一厘米”

1983年7月1日，王蒙走马上任，发表了就职演说，“没有慷慨陈词，反复强调他只是个作家，编刊物还要仰仗各位专家，很低调”，④由此看出王蒙人情练达的一面。但他上任给《人民文学》带来的变化其实是立竿见影的。

（一）人事改革

《人民文学》1983年8月号版权页发生很大变化，主编王蒙，原副主编三人保留一人刘剑青，原编委会里老一代作家退出，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年作家茹志鹃、徐怀中、谌容、黄宗英、蒋子龙等成为新的编委会委员。新编委会名单上有崔道怡、王朝垠和周明等编辑部元老，这预示着有可能遴选他们为副主编。

在一次作协会议上，“刘剑青介绍了《人民文学》王蒙提出的逐级承包、组班招聘、发奖办法”，张光年认为“与民主集中制不合”，他对文学刊物人事改革的看法是，“以两级聘任制为好”。⑤1984年7月15日，王蒙与张光年“谈《人民文学》改革的设想，要求支持”。⑥在作协党组会上，党组成员们“基本同意王蒙所提《人民文学》改革方案，但副主编应由主编提名，书记处聘任”。⑦张光年日记1984年8月2日记：“下午王蒙来谈《人民文学》改革问题。同意他提的编辑部机构与人事方案，先试行半年，明年1月正式聘任;同意该刊设函授及讲座。”⑧可见王蒙上任后是打算大干一场的，首先是快马加鞭地从人事改革做起。是年底作协党组会研究通过“聘任周明、崔道怡、王朝垠为副主编”，不设正副社长。⑨

《人民文学》编辑部还缺乏年轻干部和得力人手，之前刘剑青、王朝垠都曾向张光年汇报过此事。王蒙上任后将曾在《人民文学》当过实习编辑的朱伟从《中国青年》调到《人民文学》任职，朱伟在1985年下半年被破格提拔为小说编辑室副主任，成为王蒙的得力助手和《人民文学》引领文学风潮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