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与纪实性历史书写的一种可能

中国人民的抗战史，曾被不同时代的东北作家反复书写。如果说早期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与滞留东北沦陷区的作家们，更侧重以切身体验和感受写出沦陷区人民被奴役的现实，那么21世纪以来的东北作家如迟子建、刘庆等则更注重借助文学想象复原沦陷区人民的日常生活情景与个体生命体验。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向人们展现着不同维度上的历史真实。杨春风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辽河渡1931—1945》是其中较为特别的一部，其具有较强的地方志色彩。作家大胆地将辽河口区域的地方志历史融入小说，以史料复原历史现场，借地方志再现风土人情，以丰富翔实的地方志叙述，向人们展现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真实的生活图景。

《辽河渡1931—1945》注重发生在文化移植、文化打压等文化侵略背景下的文化反抗，并以市井生活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人们日常生活被打破的反感势必会达致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一过程，尤其于叙事过程中紧密结合地方史志，使小说具有了严谨如史的鲜明特征。这不仅使《辽河渡1931—1945》摆脱了传统抗战小说中常见的“斗争一反抗”模式，而且使其区别于同类型历史小说，兼具了地方志的纪实性。

地方志的撰写强调“无考者不书”。纪实性既是地方志的编撰理念，也是志书的价值所在。杨春风将地方志的纪实性要求与历史小说的文学想象有机融合，如文本中有关辽河航运历史的介绍，对以田庄台为中心的辽河口古商埠历史的叙述，虽然仅仅是故事的背景资料，但所涉内容却绝非虚构，而是源自作者的采访与史料搜集，其真伪更是可以借助作家的其他地方志类作品，如《田庄台事情：辽河水道文明纪实》《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盘锦市文物志》等加以印证。于是，小说的故事文本与地方志的史料之间构成了互文性表征，文学想象在与真实历史的对话与交流中，被赋予了强大的叙事力量。在这种纪实性的历史书写中，辽河航运的历史兴衰，河口码头的时代更迭，田庄台的自然环境、政治军事、历史变迁……这些通常出现于地方志中的内容，成为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历史纪实性：地方志与历史的情节推动及文学共振

首先，小说聚焦辽河古渡口，以辽河航运兴衰的历史为叙事动力，以纪实性的历史推进小说情节的发展，让田庄台的小历史自然地呈现于大历史的舞台上。透过盘锦市相关地方志资料可以知道，辽河航运的兴盛始于清代中期，至19世纪40年代开始衰退。曾经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成就了商业氛围浓厚的辽河航运，带来了古商埠田庄台的经济繁荣。但河淤海退的自然变迁，营口、大连的相继开港，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的陆续开通，让辽河航道走向历史的衰退。即便有人工运河——新开河的开凿，有双台子河上马克顿水闸的安置，也未能使辽河航事起死回生。这些纪实性的历史本应出现在地方志史料中，却在杨春风手中成为故事发生的契机与情节推进的动力。在小说中，田庄台的繁荣衍生了田、庄、张、林“四大多”家族。航运的兴盛滋养起以船房起家的田氏家族，振兴辽河航运的意志促成了人工运河的开凿，新开河却只孕育了沿岸的临河肥地。这片沃土在1940年落入“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名下，并引发了当地村民与“开拓团”的斗智斗勇。于是，辽河渡的故事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想象。作家以互文的方式将地方志转化为一种可供挖掘的创作资源，并有效地实现了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的融合与共振。在中国，地方志通常是由本地人记述本地“百余里上下近百年关于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情况”，①可靠性通常较高。当作家将这些有较高可靠度的方志史料引入小说创作时，方志所记述的纪实性历史既成为小说故事情节的重要组成，又成为与小说主题密切相关的互文性文本。

由于采用编年体的体式，《辽河渡1931——1945》借纪实性的历史事件将国史、地方志与小说创作融合为一体。国史为小说提供了时间维度，地方志为小说确定了空间坐标，小说则为人们提供了鲜活的历史主体。在中国近现代史上，1894年甲午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1932年东北三省全境沦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1937年全面抗日开始;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这既是国史，又是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在国史之下，地方志则记录了特定区域内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杨春风借助地方性史实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辽宁盘锦田庄台，并以田庄台地方志中的真实历史事件为基础，用演绎出的故事为人们补充了历史细节，让历史在这里变得更加具体可感。

小说中甲午战争田庄台战役的惨烈不只是历史事实，地方志所记内容与小说所述故事实现了吻合。“这是甲午战争期间最大的一次陆战”，②也是“甲午诸战中……清军败得最惨的一次”，③日军在田庄台燃起的大火让这座繁华古镇变成了一片焦土。正是这场战争让田氏家族的“39只风船和数万石粮谷”④付之一炬，并在日后让田氏的新东家田九洲不断燃起恢复义和源船房、重振家业的信念与理想。不仅如此，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战争。战争长达19个月，以俄国失败而告终。这是不应忘记的民族屈辱史，也是地方战争史的重要内容。《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记载：“这场无耻的战争还在本境留下了两件实物——俄国战舰，当年沉没于三岔河。”⑤作家在小说中进一步为这段历史补充了细节，让历史变得更加具体可感：“当年俄兵弃船登陆之际，那大军舰还只沉了一半，另一半还露在外头，古城子的村民遥遥望了，就有人寻思着上去找点洋落儿啥的。到底有好多人都陆续进去了，好多人也果真得了些好玩意，据说有金条、呢子大衣、牛皮军靴等。慢慢地，大军舰就只剩下小半截烟筒还浮在水面，这个时候却仍然有人往里进，结果是进去了就再没出来。总共有七八个人之多，其中就包括大盆儿他爹。”⑥

杨春风在将地方志的纪实性历史引入小说叙事的同时，借小说实现对地方历史的一次文学再现。对于这艘沙俄沉船，伪满洲国时期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派出的“掘宝”分队，强征几百名中国农民挖掘出沉船。在小说中，1943年迫于“金属献纳”要求，田庄台也组织了一次沉船打捞，并且成绩斐然，获得“黄铜300多吨，铜1吨多，并从舱中起出黄金8公斤，白银15公斤……”这次挖掘“使田庄台街的金属献纳取得了全县第一的好成绩”。①于是，大历史的背景、地方志的史实与小说中的故事又一次实现了吻合。可以说，正是作家有意识地运用了大量地方志中的史实，使得《辽河渡1931——1945》不再是以历史为背景的文学想象，而更倾向于以文学为手段与历史共振。

但值得注意的是，杨春风虽然用纪实性的历史，以编年体的形式展开自己的历史书写，但地方志史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并没压制文学文本的创作。“文学毕竟是一个虚构领域，想象力毕竟还是文学的第一要义。”②在纪实性历史叙事中，地方志作为小说创作的材料，有效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正是在历史与文学的共振中，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做到了并行不悖又相得益彰。

二、社会纪实性：地方志与社会的空间聚焦及生活嵌入

《辽河渡1931——1945》的纪实性还表现在作者依据地方志内容对田庄台地区社会面貌的整体复原。这其中涉及山川地理、城镇布局、商业往来、地方风俗等诸多方面。这种社会纪实性向读者真实呈现沦陷时期的东北特别是辽河口地区的社会状况与人民生活情况。相较于同题材、同类型作品，正是这种纪实性书写让《辽河渡1931——1945》具有更加鲜明的历史价值。

在地理方面，杨春风力图复原辽河航道及周边的地理情况。辽河航道的“沿河码头从下游算起，分别是营口、田庄台、三岔河”。其中，“三岔河是外辽河、太子河、浑河的交汇处。走太子河可至本溪湖，走浑河可至奉天，走辽河可至郑家屯”。③“田庄台下游三里是曹家湾子，西北三十多里是贺家店，以北四十里开外是驾掌寺新民小学。”④这些散落于文本中的地理信息看似细碎，却基本勾勒出了以田庄台为中心的辽河航道及周边区域的位置情况。而与地理信息相关，对于田庄台及周边的城镇建置变迁，作家也进行考证与纪实性介绍，譬如1909年“田庄台划归营口”，1937年“营口县被荣誉地晋升为营口市，原属营口县第七区的田庄台则被划归了盘山县，盘山县随即设立了盘山街、田庄台街……田庄台街公所随之成立”。⑤这些内容与《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中“史上田庄台初隶海城，宣统元年（1909）改隶营口，民国二十六年（1937）又改隶盘山”⑥相关记述基本统一，这些真实地理信息的引入本身就让小说文本有了非常强的纪实性特征。

在遗址方面，小说中出现了田庄台一带有历史记录的诸多军事遗址与寺庙建筑。明代的烽火台遗址哈巴台、辽东苑马寺高平苑、明末清初的道观驾掌寺、田庄台外的崇兴寺、田庄台中心的老爷庙、俗称“鬼王庙”的道观保灵宫，以及1924年开凿的人工运河新开河，1932年建成的日伪时期警察局“小白楼”……这些在地方文物志中可以查到，在实地考察中可以看到的遗址、旧址，为历史小说的叙事有效地增加了真实细节。不仅如此，作家善于将伪满时期田庄台的故事与地方志中的遗址、旧址联系在一起，让实存的建筑成为故事的发生地。这也使小说的历史演义带有了更多真实的成分。譬如1932年，哈巴台出现的异象与田小闹的清醒有关;1937年，鬼王庙的荒滩上抗日义士蛤蟆唐与双全等人被处决;1943年，崇兴寺中药王爷佛像的弃与还，为林开元引来了牢狱之灾;而1932年到1945年间，“小白楼”这座日伪警察局不仅关过小老红、张九爷、田九洲等三教九流，而且也见证了伪满政权的覆灭。正是作家对这些地方志信息的有效利用，不断强化了小说的历史纪实感。

在物产与饮食方面，作家并未进行刻意说明，而是在田庄台民众市井生活的细节处巧妙嵌入与地方志相关的内容。在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孤女坟旁的香瓜、辽东湾里的河豚、二界沟的蛤蜊……这些物产或是为当地人提供了食物，或是为当地人提供了生计，或浮现于当地人的回忆中，或出现于当地人的生活中。作家对这些内容的说明自然而然，又带有地方趣味。此外，作家还通过对田庄台古镇街市的描摹，在复原当地商铺、集市繁荣景象，对当地特色物产与饮食进行呈现。于是，一幅未被侵扰的、前现代社会东北城镇日常生活图景得以重现。在田庄台镇上，“席市在东，牲口市在西。牲口市是贩卖牲畜的集市，席市是苇席交易的场所，都是早市，天亮聚合，晌前即散”。①“往北是条俗称鱼市口的商业街，街上药堂、澡堂、饭馆等林立。”②往西南则是餐饮一条街“回民街”，田庄台的节令食品与日常点心基本都出自这条街。官码头的“水煎包”，“虾米庄”的毛虾，回民街的“王把切糕”和“周面边儿”……这些看似作家为创作而想象出的生活细节，其实都可以在盘锦地方志类的文献中找到对应。如此再配以作家对田庄台民间风俗的纪实性呈现，东北沦陷之前辽河码头上人头攒动的繁荣景象与田庄台人安定富足的生活状况，被生动地呈现于读者眼前。

然而，对辽河口地区田庄台镇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生活的纪实性复原，不仅仅是为了地方志式的历史记录。作家要用这些真实的社会景象，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日本侵略者给东北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追述具体到了农、商、渔各个群体，“四大家族”“国兵”“国高生”及行商小贩等社会各个阶层。这使国人在伪满期间的屈辱生活不再空洞空泛，而是令人抬眼可见、伸手可触、感同身受。这让人切实了解到那个繁华古埠田庄台及其周边的宁静乡村如何在日伪统治下一步步走向凋敝与没落，那些曾经世代相传的活计、手艺与风俗如何因日寇的侵扰而中断，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如何被杀害、被驱逐、被凌辱……但这其中不仅仅是眼泪和忍受，而是有愤怒与反抗同时在场。在还原这些令人疼痛的历史真相的同时，小说还呈现了人们日常生活被打破的反感逐步上升为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整个过程，尤其是人们对那些盛气凌人的文化移植、文化打压等文化侵略所做出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顽强抵制与集体反抗。可以说作为历史小说，《辽河渡1931—1945》既借助地方志的内容为人们展现了历史的真实，也用地方志式的纪实性书写为人们记录了真实的历史，让人真切感受到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集体经历与最本真的文化反抗。

三、文化纪实性：地方志与文化的具象复原及创伤呈现

由于地理位置相邻、自然环境相似、生活习俗相近，东北三省的文化也习惯性地被人们整合于东北地域文化的概念之下。这是对东北三省文化相似性的认同，也是对其内在文化差异性的忽视。实际上，由于生活生产方式的不同，东北三省的文化也各有特色。从《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中我们了解到，辽宁盘锦地区素以“九河下梢”著称。辽东湾长达118公里的海岸线，辽河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黄金水道”，退海之地上浩荡无边芦苇塘与盐碱滩，这些自然地理条件孕育出辽河口地区多样的文化形态。从渔雁文化、渔猎文化到湿地文化、帆船文化，都丰富了辽宁的地域文化。作为辽宁籍作家，杨春风正是基于自身对辽河口地域文化的感知与体认，以地方志式的纪实性书写为人们复原了那些被历史淹没的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