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寻根与诗性启蒙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红柯的小说世界始终洋溢着人性的温暖、闪耀着神性的光芒。他特别善于以感性世界的营构来提纯、升华出一种哲理化的生存境界，其艺术世界的核心簇拥着关于大地、生命、爱、自由等令人肃然起敬的词汇。其中，以《生命树》为界碑，红柯开始注重对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持续凝视与拷问，小说的题材选择与文本建构发生了日益鲜明的转变。这种转变表面看来是写作场域的有效开拓与敞开，实则是由写作理念所主导，延及写作风格、价值追求、审美风尚等全方位的文学转向。概而言之，红柯由诗性浪漫浑然天成转向了直面时代精神困境的理性自觉，在实现深入勘探现实的同时，也尝试着艺术的突围与升华。可惜天不假年，红柯的英年早逝使其思想与艺术探索的脚步戛然而止，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然而无论如何，红柯的小说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主流与边缘等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对新时代探究文化再造与文明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存在意义的诗性追索：自然、大地与生命

有论者曾说红柯是用“心”而非用“脑”写作，①从创作实践及文本呈现来看，这是对作为“诗性”创作者的红柯极为准确的评价：不仅成就了作为诗人的红柯，而且有效地延续到了小说家红柯的审美世界。自1996年的《奔马》始，回归关中大地的红柯，在小说世界中持续不断地呈现着对新疆/西域大地变幻无穷的自然风物的热情书写与讴歌。这些自然景观不仅是新疆/西域自然地理的丰饶呈现，而且是对中国传统抒情之美的有效承继。

首先，红柯小说中的自然风物洋溢着丰富的抒情意蕴。②《额尔齐斯河波浪》中，“整个世界在他眼前展现出那么奇特的景象，额尔齐斯河两岸的密林全都消失了，天空和大地也消失了，额尔齐斯河无比壮丽地流进太阳的洞里，太阳很快就被灌满了……那么大一条河都流进去了，太阳的肚子咕嘟嘟响一阵就没声音了”。③这段让主人公小王震惊与眩晕的抒情性描写，意在与即将出场的如白桦树般亭亭玉立的少女进行对照：在静谧的壮丽与蓬勃的生命之间有效地实现了美的碰撞与交融。额尔齐斯河及与其紧密缠绕在一起的曲子《额尔齐斯河波浪》，其实是一曲关于生命璀璨与辉煌的梦想交响乐，是生命之魅/美对人的熏染与召唤，是生命之火的奋力燃尽，是绝响中的余音不绝。而《过冬》的开篇于无限广袤与肃杀的天地间悠然凸显出一个普通又倔强的老头。在风的咆哮与雪的覆盖下，老头依靠熊熊燃烧的火炉与冬之黑暗、严寒展开绵长的激战，其实，火炉早已与老头的生命融为一体，在大地无声的寂寥中，生命的热量与生活的热情怦然绽放，令人感佩。小说在静与动的辉映和衬托之下，展示出生命内蕴的无限能量，抒发了无尽的生命之美。

显然，红柯小说中的自然风物，既不是单纯的客观描摹，也不是对西域生活进行风景化的抽空、形塑与刻意凸显，而是在自然风景的铺陈中有效地融进了生命的活力与激情。正如有学者所言：“对大自然的描写一直构成红柯小说的主导性的审美要素，它不只是一些人物活动的背景，还是故事的整体氛围，给人物性格提供内驱力的情绪张力，同时也是叙述人提炼感觉和思想的直接材料。”①换言之，这些浸润了生命情感的自然景观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化自然”，而是物我相融、天地归元的混沌与原初生命形态的呈现，既醇厚又丰饶。红柯曾自言：“我肯定的是我小说人物身上的原始的东西、动物性的天真和纯朴。”②因此，面对天地间的万千事物，红柯总是如痴如醉地任其文本中闪烁着童话式的意象也就不足为怪了：“月亮那么亮，那么圆，月亮跟着吃夜草的牲畜吃得饱饱的，月亮也成了一头大乳牛……”③如此等等，依凭丰赡的想象和诗化的语言实现了自由的连通与和谐的交融，建构起一个充盈着生命质感的情意浓浓的童话世界。

其次，通过自然风物这座桥梁，红柯实现了向更为阔大、丰饶的大地的迈进和回归。即在文本世界中对自然风物与景观的描摹、刻画，是为了指向“大地”这一更为宏伟而坚实的意象。西域的自然世界无论如何气象万千惊心动魄，皆根源于承载它们的广袤大地，是大地赋予它们以生命、力量和意义。红柯曾铿锵而言：“弥漫在戈壁沙漠上的绝不是荒凉，而是沉静！这是腑脏最健康的状态，浮躁和喧器这类杂音是摈除在外的。我来到一泻千里的砾石滩，我触摸到大地最坚硬的骨头。我用这些骨头做大梁，给生命构筑大地上最宽敞、最清静的家园。”④诚哉斯言，红柯脚踏实地地将关于大地的启悟落实到写作实践中，其文本世界里到处抛洒弥漫着对于大地的无限赞颂和敬仰之情。这是人类原初对大地淳朴而热烈的情感诉说，直观地闯入视野、沁入心田，让任何恢弘的理论和阐释瞬间灰暗、苍白。红柯甚至无法自抑地在散文中直陈与大地血肉相融的火热。

需要指出的是，红柯对西域大地的情感绝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作为观光客的一时感兴，或者装腔作势、面壁虚构的产物，“他对新疆的情感和思想主要来自于脚踏实地的'行走'。他以行走的姿态将自我与那片广袤的土地融为一体，共铸一个崭新的生命体，也由此获得了别具一格的生命体验”。⑥换言之，红柯与西域大地之间，已经不是主客二分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生命均等基础上的热情相拥、彼此嵌入的一体性关系。某种意义而言，“行走”甚至构成了红柯想象西域的主要方式和在大地上践行生命意义的庄严仪式。⑦

再次，人与天地之间一体性关系的建构不是无的放矢，更非心血来潮，显然与红柯的文学理想及艺术世界的自觉搭建密不可分。在精心营构了自然与大地之后，红柯终于可以水到渠成地展示其文学抱负的雄心，即关于生命本身的矢志不移的诗性追索。概而言之，在万物齐一、民胞物与的生态整体观的引领之下，红柯对生命的了悟主要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对生殖/地母崇拜①的大力推崇。红柯文本世界中的地母崇拜是其土地崇拜的自然延续，“地母观念的出现，是人类在早期土地有灵意识基础上的人格化，史前时期大量的地母造像正是人类因崇拜土地而创造出的土地神的象征物”。②毫不夸张地说，生殖崇拜应该是红柯文学世界的核心主题，他总是抓住一切时机高亢而庄重地宣扬创造生命奇迹的生殖之美。《金色的阿尔泰》中营长媳妇对随军女人说：“不管你生过没生过，到了阿尔泰就是阿尔泰女人就是金女人。”③当大家真正被阿尔泰强大的生殖征服时，“女人们注定要感悟到荒原的母性力量，那是沉睡了千年万年的处女地，那些生养过孩子的女人发出梦幻般的呼喊：'我又成姑娘啦！'而另一种声音从大地深处传来：“我要生养我要生养！给我种子给我种子！开垦我吧开垦我吧！女人们撩起衣服看自己的肚子……她们叫起来：'阿尔泰嫽得太，阿尔泰是我们女人的，女人的肚子就是阿尔泰！'”④而《美丽奴羊》中的“紫泥泉”则成为生殖力的象征，以至于一向柔弱内向的科学家在紫泥泉的日益熏染之下获得了生命的奇特领悟，勇猛地追到了曾经以“高贵与孤傲挫伤了乌鲁木齐多少青年军官的自尊”的上海姑娘。

如此看来，红柯小说中密布的男女性爱书写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有意味的是，其笔下的性爱描写并没有呈现出新写实或新历史小说的自然主义场景，大多追求写意式的凸显，着重展示的正是人类生殖力的刚健清新与淳朴有力。有学者认为红柯小说中的性爱书写是为了召唤、凸显和塑造一种雄性/男性的力量;⑤如果真正深入其思想世界和美学图景，就会省悟红柯热情呼唤的是生命的野性品质，这是一种尚未被异化的原始本性。无论草原上的奔马还是旷野中的狼，其对文本中的男人造成的巨大压力与迷惘并非主要来自性别，而是生命的热度和力度（野性/本性），是一种遭遇机械工业文明异化后丧失掉的生命本质。其实，早在2001年红柯就申明：“在新疆，男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雄性，甚至算不上生理意义上的男人。新疆人的词汇里，男人总是跟血性跟强悍连在一起，这里没有'英雄'这个词，……呼图壁和阿尔泰原始岩画上，最动人最有魅力的就是生殖崇拜。”⑥毫无疑问，这里的“血性”最恰当的理解就是“野性/本性”。总之，红柯对生殖崇拜⑦的大力推举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对生命广阔、坚韧与伟大的鲜明确证和热情讴歌。

第二，对生殖崇拜与尊重的进一步升华，即是对生命自由之美的竭力张扬与无限歌咏。红柯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以赤裸、虔敬的精神面向天地人生、万千事物，他们遵从本我内心的呼唤，畅畅快快地走向世界与人生。概而言之，红柯追求和挚爱的是一种充盈于天地之间、酣畅淋漓、天人合一的大自在与大自由之美。红柯曾经郑重宣扬：“文学的本质是提高生命的质量，最大限度地拓宽生命的自由度。”并高度评价20世纪80年代崛起于新疆的“新边塞诗”对西部游牧民族生命意识的张扬：“这种生命意识注重的是人的高贵、人的血性、人的无所畏惧，它所显示的那种无序状态和生命张力是中原文化所罕见的。”⑧由是观之，红柯的创作意图并非只是对现代性的规避与反思，还包含着对“人性”异化的强烈批判，是对生命自然与自由的热情呼唤。

某种意义上，对生命自由的高唱与颂扬亦成为红柯小说熠熠闪光的主要原因。从短篇《奔马》《吹牛》《鹰影》《美丽奴羊》，到中篇《金色的阿尔泰》《复活的玛纳斯》，再到“天山—丝绸之路系列”长篇无不如此。仅以其长篇《太阳深处的火焰》为例，“东游”关中求学而折返的吴丽梅及出关“西游”的老子，他们最终追索的正是如“太阳深处的火焰”般热烈又尽情燃烧的生命之火。小说以大漠红柳的意象来象征吴丽梅尽情释放的生命之美，特意设置了吴丽梅魂归红柳的情节，吴丽梅的“整个人生就是大漠红柳，红柳就是无法熄灭的生命之火”。①而越过天山，西出玉门关的老子则被激发完成了一生最后的伟大工程：在塔里木盆地的牝门罗布泊发掘整理太阳墓地。红柯甚至认为，生命哪怕因自由而坠入失败甚至毁灭也在所不惜，因为“生命注重的是自身的尊严和高贵，它的光焰往往难以见容于历史，所以那些真实于生命的人总是选择失败。生命是一种个体行为，不可能全方位地去配合历史。而人类正因为有了一批不合时宜的人才显得丰富多彩”。②

二、文化寻根：从诗性浑然到理性自觉

红柯一生都在为生命的返璞归真而孜孜以求，其文本展示着遭受文明压抑与异化之人回归本性、重返自我的强烈冲动。就此而言，红柯的小说始终洋溢、纠缠着浓郁的“寻根”情结，而且“已经越出了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而衍变为类似生命寓言的写作”，并非詹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③然而值得追问的是：红柯的文学寻根依凭什么方式得以展开？最终所得是否符合价值预期，又能给予当下时代以何种启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思潮所持守的精英意识不同，红柯的文学/文化寻根比较自觉地站立在民间大地的立场上。红柯曾自言：“人类总要保留自己鲜活的生命。来自民间的小说与戏剧从来都是货真价实的。”④有学者在谈及《西去的骑手》时也曾指出：“断然鲜明的意象，回环咏唱的结构，古风犹存的仪式战斗，强悍、天真的人，对生命无限珍爱而又视如草木——这一切构成独特的审美世界和伦理世界，它不属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小说传统，也不属于'历史'，它属于'民间'。”⑤事实正是如此，红柯众多的小说都编织着民间歌谣、传说、故事和神话等情节。而且，红柯将民间大地所混杂的藏污纳垢的品性进行了净化和提纯，呈现在文本世界中的几乎全是质朴、混沌、野性等活泼泼的生命状态与生存意境。⑥借由这种丰厚的民间意识，红柯得以建构他的文本世界，实现他的文学理想。

第一，对历史的别样呈现与诠释。红柯对历史片段和历史人物的选择，牢牢扎根于民间大众的审美视野，同莫言一样“回归民间，从广袤深厚的大地和充满无限生机的大自然中寻求生命力的源泉与精神的支撑”，⑦并非按照传统史观的价值理念对历史进行宏大的典范叙事;对历史故事的叙述和历史人物的塑造也并非倚重于史料与史实，而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有效想象与虚构。红柯注重的是这些故事及人物是否能够恰如其分、淋漓尽致地凝聚、承载并呈现民间世界关于生命、力与美等形而上问题的思考。《西去的骑手》以20世纪30年代大西北波谲云诡的社会政治风云为背景，但并没有陷入历史资料的沉冗与历史事件的纠葛泥淖中无法自拔，而是择取马仲英与盛世才各自人生的闪光片段，放置于历史的动荡与转折中持续地锻造、锤炼，并加以瑰丽的想象和适度的夸张，让人性的光芒在生命的高潮处时时闪现。《喀拉布风暴》中斯文·赫定终其一生矢志不渝的瀚海探险及与米莉荡气回肠、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还穿插着民间故事“雷莉与马杰农”的爱情发展史。总而言之，“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回顾、探望甚至重塑，显示的是红柯对当下生存困境与人生难题的思考与探析。“这些历史性材料的介入，确实使红柯的小说不再只是单纯地在天地日月荒漠山川河流中间展开，而是开启了更多的空间，去探究更复杂的人类精神历史的领域。”①这种掩映于历史叙述中的寻根意识，既赋予小说某种厚重、坚实而严肃的书写背景，又容易同当代的现实生活形成鲜明的比附或映衬，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生发出五彩斑斓的思想火花。

第二，对童话、神话、民间传说与英雄史诗的召唤、模仿与征用。红柯特别喜欢在小说的叙述中大量引用或书写神话传说、英雄传奇、童话故事等自由活泼、神采飞扬的枝脉情节来增添文本的华彩与蕴涵。其中最为红柯念念不忘的是“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②尤以长篇《少女萨吾尔登》为典型，其“内含《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逐日神话包含的不同的生命阶段：夸父逐日、夸父渴饮、夸父之死、夸父重生”。③密布于其他文本中的还有：周穆王与西王母西域幽会的神话传说，哈萨克人关于宇宙起源中乌龟与公牛及生命树的神话传说，额尔齐斯河流域关于熊与人的传说，大漠瀚海中野骆驼与地精的传说，雪域高原天鹅与雪莲花的传说，等等。而长篇《大河》可以看作是此类小说的集大成者，其由艾力·库尔班的传说引入，最终演绎而成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实现了对古老传说的再现、发明与创造。文本中聚集着湘妹子由倔强到静穆的生命传奇，老金由木讷淳朴到自然爆发的生命本性，托海与米尔罕纵马江湖、叱咤风云的英雄故事……而且他们的生命时时刻刻都与狼、白熊、黑熊、红鱼、火焰驹、青龙马等阿尔泰特有的生命体紧密相依，其间还夹杂着动物们温馨伤感又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充满了童话般迷幻与神奇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