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工人身份认同的建构与革新

李铁的新作名曰《锦绣》，既实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古河制炼所脱胎换骨而来的锦绣工厂，又意指中国的大好河山，并在追忆往昔峥嵘岁月的同时预示出民族国家的锦绣前程。锦绣厂的起落与国家宏观政策同步。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日本人建造的古河制炼所原址上设立锦绣金属冶炼厂，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过股份制改造后更名为锦绣金属有限公司，90年代经历破产重组后与私营的图强矿业合资更名为锦绣图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1世纪之后为求复兴与南钢集团合资并更名为南钢锦绣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这几次更名的过程对应着不同的历史变革浪潮。

《锦绣》[李铁：《锦绣》，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1。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分为家园、山河、前程三个部分，以张家两代人的工厂生活史为主线展开。父亲张大河是典型的产业工人，善于观察，能以“火眼金睛”和经验炼一炉好锰，他的进步、成熟以及主人翁的豪迈感对应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人形象及其身份认同;他的三个儿子怀智、怀勇、怀双在国企经历改革、破产与重组后分别成为私营企业主、锦绣厂管理者和锦绣厂工人，他们的不同人生选择见证了改革开放后身份认同的多样化。在张大河时代，工厂的核心目标是钢铁工业，钛白粉事业还只是梦想的芽蕊，工人最重要的技术是动手能力，这建立在经验累积和感觉运用的基础上。随着时代进步，工业现代化对工人提出了崭新的要求，一是高科技的运用需要工人终身学习，以科学理论来指导生产;二是现代企业管理、融资以及企业文化现代化需要工厂管理者潜心研习。怀智、怀勇、怀双的故事勾连起老牌国企（锦绣厂）的组建、扩张、破产、并轨改制以及多番寻求合资等一系列跌宕起伏的历史，伴随我国冶炼工艺不断精进的是工人身份认同的与时俱进。

一、家园：共和国工人形象的身份建构

工业在现代社会意义非凡。工业化程度是文明程度的标志，工业是国家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作为“共和国长子”，东北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中意义非凡，大型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成就了工业题材文学的繁荣。石油工人王进喜身上反映出的“铁人精神”亦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标杆。“铁人精神”与“钢铁意志”在草明、蒋子龙、肖克凡等作家笔下一脉相承，成为共和国工人形象身份认同的核心内容。

《锦绣》的作者李铁来自辽宁锦州，他的名字携带着强烈的时代和地域印记，“铁”这一平凡质朴的字眼中包含着对于中国工业化的想象，近20年的工厂生活经验构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与双雪涛等“80后”作家不同，李铁更关注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顶梁柱的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和作为建设者的豪迈气概。东北特殊的历史际遇也决定了其工业发展特点，《锦绣》没有回避该工厂前身为日本人建造的冶炼厂以及50年代与苏联专家的技术交流，这展现了李铁对历史的尊重。工农兵形象历来是文学对共和国建立初期历史进行书写的主要对象，技术工人张大河的成长过程主要表现为身份建构问题。国营大厂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工人们不仅在一起工作，也在同一个大空间中生活，大厂就是一个共同体、大家庭。“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第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这便是身份的力量，也是认同的力量。革命叙事中的“大家庭化”正好提供了一个认同的场域，这种氛围表现在工厂不仅关心大家的工作，而且也关心个人的生活。

“棒打鸳鸯”是制造悬念时十分有效的方法，《锦绣》开篇举重若轻地对此加以叙述：“张大河是20世纪50年代初和古小闲分手的，那年张大河二十出头，古小闲小他两岁。”（第1页）张大河被组织部干部刘英花许诺的“干大事”吸引了，这次分手实质影响了两位当事人的一生，分手为张大河的成长埋下伏笔。他曾因跟随日本师傅松本润学习炼锰技术而被指认为日本人的“狗腿子”，好在他“根正苗红”又为人正直，且全厂都依赖他过硬的技艺，最终他获得了全国劳模的至高荣誉，从而与中国的工业发展一道成长。

分手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厂区护士古小闲，她的出身乃至美貌都包含着一种原罪，导致她过激的身体“改造”。她看着自己天生的好皮肤，内心生出的想法是必须将其弄粗糙一些。干部刘英花夜访古家，发现古小闲手上布满了疤痕，这显然是一双被劳动改造过的手。尽管古小闲渴望积极融入大家庭，但在一起医疗事故中因替好友吴医生顶罪，她被“下放”到车间生产线，还在车间面临故障时主动跳入带有腐蚀性的水槽，参与抢修设备。虽然前有她积极表现，后有张大河帮她说情，但一切努力在身份原罪面前并没生效，她的融入十分有限。她在1964年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中主动报名前往四川，在遥远的西南地区报效国家、投身生产，退休后才得以重返古河。

张大河、古小闲的不同成长模式包含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工人阶级身份建构的复杂内容。锦绣厂这个名字蕴含的远大构想非常吸引人，工厂的目标、生机和秩序，工人的福利和尊严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家园”“自己家”“工人阶级”“主人”和“以厂为家”等词高频出现，传递出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豪迈气概。在张大河的日记中，这种豪迈赤诚表露无遗：“主人是啥呀？得说了算，得把厂当成自己家。”（第17页）这种自觉自主的意识是张大河成长的主调，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这一代工人的整体精神风貌。即使面对拆散自己恋情的“马克思主义老太太”刘英花，张大河亦能有超越个人感情的感动：“刘英花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槽的一瞬间，我的思想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从这一刻起，我觉得要改变的不是他们，而是自己。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缺陷与不足。”（第100页）张大河在看到众人跳入泥浆槽后，于日记中进行了自我反省，可见他的成长与锦绣厂密不可分。人、厂、家、国是一体的，工人们主动将自我作为一分子融入家园建设当中。刘英花的冒险之举在共同体内形成巨大的精神能量。“在此共同体之中，工厂所创造出的凝聚感和认同感却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从个人角度来说，集体生活固然侵占了个人的生活空间，但集体的庇护却奇迹般地具有激发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劳动热情的重要功能。”[徐刚：《“生产的城市”、共同体与社会主义新城——1950至1970年代工业题材小说的城市想象》，《东吴学术》2020年第6期。]这种隶属于特定年代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经验，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书写，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重点分析。

工人群体由劳动所产生的“劳动者的尊严”、对国家和工厂认同的“主人翁”意识都成为建构工人阶级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东航、洪潇楠：《21世纪工业题材电视剧中的工人形象建构》，《文艺争鸣》2021年第9期。]其中，劳动模范是对“劳动者的尊严”的肯定，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殊荣。获此殊荣是身份建构的崭新开端，张大河进京领奖，回来后在迎接他的表彰大会上阐述并普及“自力更生”的理念，工人们的观念亦随之更新。从“技术尖子”到国家级劳模强化了张大河的身份认同。这种典型身份也规训着张大河，使他默许同事姜连子帮他顶替破坏变压器的“罪名”，而他内心的忏悔只能通过日记去表达。在成长为锰冶炼分厂厂长的道路上，张大河付出了辜负恋人和朋友的情感代价，私德亏欠的负疚感始终伴随着他，他将这些秘密放置于日记中。文中不同字体排版的日记摘录侧面揭示出了张大河的“反省的自我”。理斯曼认为：“个体借日记来记载并评价着自己每天的行为。日记还可以说明行为的自我和反省的自我之间的差距。”[〔美〕大卫·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第43页，王崑、朱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在这里，“反省的自我”对“行为的自我”进行补足，从而见证了主体性建构隐秘而艰难的过程。“正是通过叙述性的讲述，自我才被塑造成连贯的、有意义的整体。”[李作霖：《身份认同与文学批评》，《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恋人和朋友对张大河的理解与宽容亦是新中国工人阶级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古小闲和丧妻的姜连子在四川结为夫妻与他们共同爱护着的张大河不无关联。他们不管受了何种委屈，不管个人生存处境如何，都分享着“锦绣人”共同的情感体验，这种共同体意识像毛细血管一样将意义、信念与目标输送给这一大群并无血缘关系的工人们。大而言之，这种对锦绣前程的憧憬与信心也滋养着整个中国，让工、农、兵等各条战线上的人们共同投入到开天辟地的伟业之中。

“家园”篇书写锦绣厂如何摆脱“外侮”和“外援”走上自力更生道路的全过程。为了扫除日本殖民的历史阴影，一方面是对曾在古河制炼所工作过的工人进行严格的身份审查和改造;另一方面是对日本机器和厂区环境进行更新，从而建构脱胎换骨的锦绣人的认同。面对苏联的技术外援，张大河等工人不卑不亢，取长补短。因此，落后挨打的屈辱经验转化为共和国自力更生、建设家园的历史动力，亦成为共和国工人身份认同的核心内容。

二、山河：工厂的变革与工人身份的分化

改革开放将我国带入现代化进程，而此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锦绣厂在新厂长薛立功主导的一次有名无实的股份制改革后已到了摇摇欲坠的境地。为了挽救颓势，薛立功、张怀勇开始了破产并轨与合资改革。小说第二卷“山河”以1987年张大河退休欢送会为起点，在这个场面盛大的欢送会上，老书记牛洪波再次肯定了张大河的“能人”价值，并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其精神，撑起锦绣厂的未来。“山河”篇围绕张家第二代怀智、怀勇和怀双展开，伴随着锦绣厂的改革，面对不同的道路，工人身份亦出现分化。时势造英雄，大哥怀智嗅觉最为敏锐，改革开放不久后他离开锦绣厂，迅速南下。在他执掌之下，永光公司规模飞速扩张，虽然后来他在商海浮沉之中使用商业间谍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但在父亲的劝导和弟弟的宽容下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幡然悔悟。老二怀勇与锦绣厂共同成长，由普通工人成长为现代企业领导者，对传统工厂进行改革，优化用工制度，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创新产品，探索与外部合作，将锦绣厂带入崭新的赛道。老三怀双心无旁骛，坚守在锦绣厂的生产岗位上，坚持做一线摊长，像父亲一样带徒弟，精研冶炼技术，即使有升迁的机遇也不为所动。

三兄弟的不同选择显示出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工人身份向经营、管理、技术等不同维度的转变，展现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多种选择，与此对应的是多样化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变迁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双向互构的结果，既需要群体成员对其群体身份的主观认同，更依赖身份群体及之外的客观事实的社会建构。”[吴海琳、刘思瑶：《单位制度变迁中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以S厂“三线家属工”为例》，《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当锦绣厂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张怀勇临危受命，他身上寄寓着作者对现代化复合型人才的想象。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谈道：“‘理想自我’是自我认同的核心部分，因为它塑造了使自我认同的叙事得以展开的理想抱负的表达渠道。”[〔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第75页，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如果说张大河形象的意义在于坚持工人本色的话，张怀勇的意义在于不断精进，勇于摸索，不断靠近“理想自我”，他一方面向父辈们学习，另一方面坚持思想解放和自我教育，将理性融入到理想主义精神之中。

作为大厂子弟，张怀勇接手锦绣厂时，不是追求像父亲张大河一样成为技术大拿，而是接手了棘手的人事工作，当务之急是壮士断腕，对锦绣厂进行精兵简政和裁员并轨。13000多人的工厂只能留3000人！他要去当这个罪人，在下岗职工的质问和詈骂声中，他迎难而上，拿出了一套有人情味儿的方案。但在执行中遇到种种障碍，尤其是亲人、朋友纷纷向他发难，张怀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分而化之。他还对下岗工人们承诺，如果未来工厂发展需要招聘工人一定会优先考虑他们，在后来的厂区扩建中他的确逐步践行了这一承诺。张怀勇对下岗工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在艰难条件下竭尽所能关怀工人兄弟，这份赤子之心难能可贵。

作为现代管理制度与企业改革的实践者，张怀勇有公心。第二卷末尾“倒薛事件”浮出水面，这起事件发生在锦绣厂与图强矿业合资之后，为了重新上马钛白粉项目，公司账目入不敷出。财务总监杨红星授意邱桂兰在公司内为“换将”造势……管理层一大半人被拉进了所谓的“倒薛联盟”，在省委调查组进驻的时候，联盟众人合力攻击薛立功。只有张怀勇以客观、周密的论证，将钛白粉项目与锦绣厂未来之间的重要关联进行了厘清，指出薛立功的改革构想是正确的，并没有随大流儿对其进行指责。此外，张怀勇还极度“无私欲”，为了优化用工制度，顺利推进并轨，他对自己的弟媳、发小也照裁不误。他以自己的胆识、公信力赢得了全厂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