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小说新论

根据王朔小说叙事，大概因为生活经历之故，再加上他本人乐意用自传体第一人称“我”讲故事的习惯，这个“我”其实身兼二职。既是虚构故事的讲述者，又是现实王朔的代言人，甚至揣摩他小说长于“实证”和写“实事”，[王朔曾说过：“我写东西都从个人实例出发。”见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鲜有想象、编织的才能特点，越到后来，“我”干脆成了王朔本人的化身。就是说，他的小说只是在一般意义上为了故事的完整，和出于对叙事完整性的考虑，进行了适当添油加醋，也为着摸清当时读者口味，在调剂故事的故事性上亦进行了趣味性消费调整、裁剪，[1988年被称为“王朔电影年”，这一年王朔有4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大荧幕，分别是《顽主》（米家山执导）、《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夏钢执导）、《轮回》（黄建新执导）和《大喘气》（叶大鹰执导），其中3部由小说《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改编，出自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空中小姐》。王朔有这样一段话，可视为他与传媒联姻的自觉，“我不是靠哪一篇作品突然成名的，而是这一时期的四部作品，还有《顽主》，都拍成了电影，在我周围造成了一种氛围……现在看关于王朔电影年的形成是完全有意识的，人为的。当时我已意识到有必要借助传播媒介了”。见王朔：《我是王朔》，第44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而小说故事骨架乃至精髓，则基本内置于那个年代突出而响亮的主流文化秩序之内，是主流文化的再生产或反方向诉求。顺势再生产，是为着赢得深度共鸣;反方向调侃、嘲弄、讥讽，也为着另一形式的深入。通读他的小说，即便是本着研究的功利心去“深挖”其“奥妙”，合上书本后发现，他小说所讲故事、情节包括细节，很难被总结出来，也很难复述其典型性和冲突性。有一搭没一搭，走到哪里就算哪里，全然不在乎以情节的奇崛、怪诞和细节的精微、细腻、吸引人，留下的只是人物对一件或某几件日常琐事、日常行为、日常选择的态度、情绪、看法和评价。人物可能通过言语的“溜”撑开了小说空间，抻长了小说时间，但核心故事有时却还停留在原地。如此这般，他的叙事则事实上构成了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转型到八九十年代，城市青年特有内心状况的纪实性呈现。

第一，由“痞子论”[“痞子论”是对王朔电影的界定，见邵牧君：《王朔电影热缘何而起》，《中国电影报》1989年3月25日。该文将“痞子”概括为四个特征：一、文化水平低;二、无正当职业;三、对生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四、蔑视既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但据王朔自己回忆，“痞子论”最早的发明者是当时北影厂长宋崇，“当时北影厂长宋崇说我的东西是‘痞子写，写痞子，给痞子看，培养新痞子’，由此引出‘痞子论’”。不管怎么说，这个并不学术的、印象式的、大众传媒化的标签，从1989年开始，一直伴随王朔左右，如王朔十多年后自嘲的，“当然还要提到‘痞子’，这是我的专有名称”。见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天涯》2000年第2期，收入《王朔文集》之评论随笔集《知道分子》，第145-187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自此开始“痞子论”几乎普遍适用于论评王朔小说的所有方面，无论褒贬，简直成了谈王朔小说离不开的术语和概念，涉及语言的调侃、人物的顽主心态，以及人物价值取向的流氓性，行为的不正经、不在乎、不当回事儿、不严肃，以及王朔本人与“文革”文化的血脉联系等。]而演化为身份正统论，所肯定者为身份上合传统、合正统、合精英阶层的立场，对于非传统、非正统、非精英阶层的游民、贫民、平民，则自觉不自觉采取了一种歧视态度，“痞子论”也就成了质疑王朔小说的“身份正统论”符号。

王朔小说中的“他们”，既是他小说的主要读者群，又是他小说的主人公，他们是一个阶层。不是官员和文人，不是讲台上的专家学者，也不是田地里的耕稼农民，“他们”是广大城镇中的“市井小民”。更准确地说，“他们”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身体正处在发育阶段，遭遇特殊的10年，应受完整教育却没有完整上完初高中的城镇青年。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说“他们”理应在职工父母的庇护下顺利走上“接班人”道路，可阴差阳错的是，这时候父母到了退休年龄或干脆早已下岗。在世俗条件决定成败的传统社会里，没有原始资本的积累，或原来拥有一些社会资本却被迫打断了延续性的家庭，几乎等于提前退出职场舞台，“他们”只能成为幸运的失意者。“大院儿”出身的王朔，连同他笔下相同出身的无数哥儿们，也就只好勉强侧身于讲文凭、拼学历、靠职称的体制边缘，再度成为令人羡慕的落魄者。比之农村底层青年，“他们”显然是优渥的一代;但比之城市有学历一族，“他们”反而只能是体制内的配角、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边角料。

这样的一批人，用正统的眼光看去，“他们”幽灵一般游荡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必然行不端。世俗的这个逻辑，也就构成了批评王朔小说的大多数批评文章的逻辑。在批评界看来，王朔小说中“他们”的言语，不但不符合自古以来的规矩，更要命的是，他们竟然对百废待兴后人们求之不得的“稳定”“安宁”人生观感到不满，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张明的心理，就是“他们”共同的心声，“所以我一发现要当一辈子小职员，我就不去上班了”，“所以我抓得很紧，拼命吃拼命喝拼命玩”。[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第161、25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他们”怀疑生活，畏惧生活，怀疑理想也畏惧理想，乃至通过疯狂消费来对抗“规矩”“正规”生活模式带来的空虚和无聊。“他们”对传统道德观亦不怎么认可，非但如此，还用实际行动进行着猛烈颠覆。比如为了自己的虚荣心或者纯粹为了找寻刺激，他们可把自己的朋友推向死亡的陷阱（《痴人》《玩的就是心跳》）;可以把深爱自己的妻子，推向别人的怀抱（《给我顶住》）;可以把爱大胆堕落为纯粹的性，以淫乱的群居和非婚同居代替婚姻方式，也拒绝承担任何家庭责任（《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最后，“他们”还反叛传统文化价值观或知识观，特别如《修改后发表》《谁比谁傻多少》等“编辑部”系列作品中，对传统知识、传统教育以及传统知识分子弱点的怀疑和否定，其到达的程度被有些论者称为“强烈的反智和反启蒙倾向”。[贺仲明：《“文化边缘人”的怨怼与尴尬——论王朔的反传统思想》，《中州学刊》1998年第6期。]

第二，由“流氓说”对王朔及其小说观进行道德上的讨伐与审判，演化为既得利益、社会资源拥有者对奔波者、底层匮乏者道德、伦理、情感“污点”“瑕疵”的指谬，其对某种“叛逆”行为自觉不自觉的歧视，也就昭然若揭了，“流氓说”也就实际上构成了王朔小说道德伦理内容的符号化代名词。

把王朔小说包括放大到王朔本人道德观的内容，进行“流氓化”处理，并不是空穴来风，其来有自。“我是流氓我怕谁”，就非常著名。这句话首次出现在王朔小说《一点正经没有——〈顽主〉续篇》中，小说中的叙述人“我”（或方言）一次被一群学生“绑架”到了万人大会上去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在阐述的过程中，方言与学生由对聊、对辩发展到了对骂，对骂时方言扔给学生一句：“谁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王朔：《一点正经没有——〈顽主〉续篇》，《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后收入《王朔文集》第4卷（谐谑卷），第115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相关论述见赵勇：《王朔的流氓观与作家观——从“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出处说开去》，《文艺报》2007年1月9日。]王朔喜欢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使用“流氓”这个词语，说得多了，确给读者以“流氓”之感，这是其一;其二，王朔同时喜欢让“流氓”和“作家”发生种种意味深长的联系。比如在《顽主》中，借人物之口，作者写道：“宝康不是好东西，你没听说现在管流氓不叫流氓叫作家了吗？”[见赵勇：《王朔的流氓观与作家观——从“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出处说开去》，《文艺报》2007年1月9日。]在《一点正经没有——〈顽主〉续篇》中，叙述人与小说人物方言还有下面一些对话：“过去我老以为自己是流氓，今儿算见着真流氓了。”“方言相比之下还是不错的，起码人家承认自己是流氓，除了打麻将不动别的坏心眼儿。”“哥儿们你真可以，临危不惧灵机一动，还是你是流氓，我们差远了。”“哥儿们，我也是流氓，咱流氓对流氓就别太计较。”（宝康的央告）“呔，谁是流氓，我们现在是文人了。”（方言）由此看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出现并不突然偶然，它是王朔“流氓话语”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成了他自己及其小说被“流氓”符号化的“铁证”。

第三，由“顽主”形象的特殊性阐释而上升为对一代青年社会名望的普遍性指谬，批判的武器悄然间变成了武器的批判，同情地理解也就不再认真地理解，而一变为简单粗暴的符号化，王朔批判的僵化、虚伪和庸俗，倒反转而成为王朔批判者回护的对象。

“顽主”是批评界对王朔“顽主系列小说”[王朔：《顽主》《一点儿正经没有——〈顽主〉续篇》，分别见《王朔文集》之中短篇小说集《顽主》，第1-68页，第69-160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中人物形象的总结。但不像“痞子”“流氓”，不是作者王朔有一套解释，就是其小说人物有一套解释，至少通过叙事给读者提供了理解的语境，而“顽主”则不是。什么是“顽主”，什么是“顽主”心态，王朔自己没下过任何定义，其小说人物也未曾有清晰的对话信息。我们只能通过理解《顽主》，再去把握“顽主”。青年于观、马青、杨重办了一个以“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三T公司。一时间，客似云来。杨重替某医生与女友刘美萍谈恋爱;马青替一男子舌战娇妻;经理于观接待号称作品应获大奖的“作家”宝康。但很快，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杨重的顾客刘美萍竟对他有了爱慕之心;为“作家”宝康举办的颁奖大会，不得不临时抓人到商场扮演发言的名人;怕女友在分手时掉泪的人前来求助，结果要告吹的女友正是刘美萍;替顾客照料患重病的老太太，最后却被其亲属告上法庭。三T公司被停业整顿，同时也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老太太的亲属们坐在营业部要求赔偿损失……于观、马青、杨重三人走上大街以冲撞其他人来发泄怒气，没有人理睬他们，当他们离开已停业的公司时，发现门口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都是需要帮助解决生活难题的人。围绕三T公司兴衰的荒诞故事，小说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景象，及人们的各种心态，包括各种病态人格、行为和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作者用调侃、玩耍的方式对此进行了嘲讽，表达了对旧秩序、旧道德观的反思、批判和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小说高度再现了各种生活图景，给人以亲切、朴实、可信之感，将现代生活中都市人特别是都市青年人的各种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

就是这样一个中篇小说（这个未完故事将在其中篇小说《一点儿正经没有——〈顽主〉续篇》中继续讲述），一个发生在时代转型期城市青年普遍性精神骚动且震动的故事，批评界开的阐释口子不可谓不大。一则以“末路英雄”[见蔡翔：《旧时王谢堂前燕——关于王朔及王朔现象》，葛红兵、朱立冬编：《王朔研究资料》，第403-42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来解读“顽主”。“末路英雄”者，指与王朔部队大院儿一样的子弟，一方面通过参军晋升的仕途在新的形势下行不通了;另一方面他们过去又是纨绔子弟，没学什么东西，什么也不会，只好心不甘地做个体制边缘人。这一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失落，使他们沦为边缘人，浪迹街头，无所事事，一身市井无赖陋习。二则从“红小兵”到“顽主”，小说主人公就是王朔本人，小说人物所作所为即是王朔的现实经历。从小心里装着“更伟大的事”，[王朔：《我是王朔》，《王朔最新作品集》，第127页，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2000。]想象性造反经历使然，对那个时代余情未了的追思与缅怀一直折磨着王朔，但在新的社会主旋律中，作者只能用语言讨伐令他们失意的社会，用极端夸张、调侃的语言践行他们的“革命理想”。因此，“顽主”只能用语言的极端不正经化、暴力化反抗正统秩序。[李韡：《从红小兵到顽主——重读王朔“顽主系列小说”》，《才智》2009年第17期。]“顽主”便是过去的“红小兵”，过去的“红小兵”便是今天的“顽主”，践行的正是“不是今天的老人学坏了，而是当年的坏人变老了”的逻辑。三则认为从五四时期“零余者”到“顽主”，有着深刻关联。此论得以成立的关键论证是，被社会排挤，内心空虚、孤独，是二者共同特点。但区别也很明显，“零余者”穷得只剩下钱和知识，在精神绝望中选择与社会格格不入，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走向末路;“顽主”则懂得变通，他们可以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而去拼命赚钱，他们是有钱但没有文化的“零余者”，“零余者”逃离社会因而是被社会压制下的产物，“顽主”则是自己压制自己的另类“零余者”化身。[韩金男：《从王朔的“顽主”形象看20世纪“零余者”形象的新变》，《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