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小说新论
作者: 牛学智根据王朔小说叙事,大概因为生活经历之故,再加上他本人乐意用自传体第一人称“我”讲故事的习惯,这个“我”其实身兼二职。既是虚构故事的讲述者,又是现实王朔的代言人,甚至揣摩他小说长于“实证”和写“实事”,[王朔曾说过:“我写东西都从个人实例出发。”见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鲜有想象、编织的才能特点,越到后来,“我”干脆成了王朔本人的化身。就是说,他的小说只是在一般意义上为了故事的完整,和出于对叙事完整性的考虑,进行了适当添油加醋,也为着摸清当时读者口味,在调剂故事的故事性上亦进行了趣味性消费调整、裁剪,[1988年被称为“王朔电影年”,这一年王朔有4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大荧幕,分别是《顽主》(米家山执导)、《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夏钢执导)、《轮回》(黄建新执导)和《大喘气》(叶大鹰执导),其中3部由小说《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改编,出自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空中小姐》。王朔有这样一段话,可视为他与传媒联姻的自觉,“我不是靠哪一篇作品突然成名的,而是这一时期的四部作品,还有《顽主》,都拍成了电影,在我周围造成了一种氛围……现在看关于王朔电影年的形成是完全有意识的,人为的。当时我已意识到有必要借助传播媒介了”。见王朔:《我是王朔》,第44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而小说故事骨架乃至精髓,则基本内置于那个年代突出而响亮的主流文化秩序之内,是主流文化的再生产或反方向诉求。顺势再生产,是为着赢得深度共鸣;反方向调侃、嘲弄、讥讽,也为着另一形式的深入。通读他的小说,即便是本着研究的功利心去“深挖”其“奥妙”,合上书本后发现,他小说所讲故事、情节包括细节,很难被总结出来,也很难复述其典型性和冲突性。有一搭没一搭,走到哪里就算哪里,全然不在乎以情节的奇崛、怪诞和细节的精微、细腻、吸引人,留下的只是人物对一件或某几件日常琐事、日常行为、日常选择的态度、情绪、看法和评价。人物可能通过言语的“溜”撑开了小说空间,抻长了小说时间,但核心故事有时却还停留在原地。如此这般,他的叙事则事实上构成了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转型到八九十年代,城市青年特有内心状况的纪实性呈现。
第一,由“痞子论”[“痞子论”是对王朔电影的界定,见邵牧君:《王朔电影热缘何而起》,《中国电影报》1989年3月25日。该文将“痞子”概括为四个特征:一、文化水平低;二、无正当职业;三、对生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四、蔑视既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但据王朔自己回忆,“痞子论”最早的发明者是当时北影厂长宋崇,“当时北影厂长宋崇说我的东西是‘痞子写,写痞子,给痞子看,培养新痞子’,由此引出‘痞子论’”。不管怎么说,这个并不学术的、印象式的、大众传媒化的标签,从1989年开始,一直伴随王朔左右,如王朔十多年后自嘲的,“当然还要提到‘痞子’,这是我的专有名称”。见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天涯》2000年第2期,收入《王朔文集》之评论随笔集《知道分子》,第145-187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自此开始“痞子论”几乎普遍适用于论评王朔小说的所有方面,无论褒贬,简直成了谈王朔小说离不开的术语和概念,涉及语言的调侃、人物的顽主心态,以及人物价值取向的流氓性,行为的不正经、不在乎、不当回事儿、不严肃,以及王朔本人与“文革”文化的血脉联系等。]而演化为身份正统论,所肯定者为身份上合传统、合正统、合精英阶层的立场,对于非传统、非正统、非精英阶层的游民、贫民、平民,则自觉不自觉采取了一种歧视态度,“痞子论”也就成了质疑王朔小说的“身份正统论”符号。
王朔小说中的“他们”,既是他小说的主要读者群,又是他小说的主人公,他们是一个阶层。不是官员和文人,不是讲台上的专家学者,也不是田地里的耕稼农民,“他们”是广大城镇中的“市井小民”。更准确地说,“他们”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身体正处在发育阶段,遭遇特殊的10年,应受完整教育却没有完整上完初高中的城镇青年。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说“他们”理应在职工父母的庇护下顺利走上“接班人”道路,可阴差阳错的是,这时候父母到了退休年龄或干脆早已下岗。在世俗条件决定成败的传统社会里,没有原始资本的积累,或原来拥有一些社会资本却被迫打断了延续性的家庭,几乎等于提前退出职场舞台,“他们”只能成为幸运的失意者。“大院儿”出身的王朔,连同他笔下相同出身的无数哥儿们,也就只好勉强侧身于讲文凭、拼学历、靠职称的体制边缘,再度成为令人羡慕的落魄者。比之农村底层青年,“他们”显然是优渥的一代;但比之城市有学历一族,“他们”反而只能是体制内的配角、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边角料。
这样的一批人,用正统的眼光看去,“他们”幽灵一般游荡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必然行不端。世俗的这个逻辑,也就构成了批评王朔小说的大多数批评文章的逻辑。在批评界看来,王朔小说中“他们”的言语,不但不符合自古以来的规矩,更要命的是,他们竟然对百废待兴后人们求之不得的“稳定”“安宁”人生观感到不满,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张明的心理,就是“他们”共同的心声,“所以我一发现要当一辈子小职员,我就不去上班了”,“所以我抓得很紧,拼命吃拼命喝拼命玩”。[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第161、25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他们”怀疑生活,畏惧生活,怀疑理想也畏惧理想,乃至通过疯狂消费来对抗“规矩”“正规”生活模式带来的空虚和无聊。“他们”对传统道德观亦不怎么认可,非但如此,还用实际行动进行着猛烈颠覆。比如为了自己的虚荣心或者纯粹为了找寻刺激,他们可把自己的朋友推向死亡的陷阱(《痴人》《玩的就是心跳》);可以把深爱自己的妻子,推向别人的怀抱(《给我顶住》);可以把爱大胆堕落为纯粹的性,以淫乱的群居和非婚同居代替婚姻方式,也拒绝承担任何家庭责任(《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最后,“他们”还反叛传统文化价值观或知识观,特别如《修改后发表》《谁比谁傻多少》等“编辑部”系列作品中,对传统知识、传统教育以及传统知识分子弱点的怀疑和否定,其到达的程度被有些论者称为“强烈的反智和反启蒙倾向”。[贺仲明:《“文化边缘人”的怨怼与尴尬——论王朔的反传统思想》,《中州学刊》1998年第6期。]
第二,由“流氓说”对王朔及其小说观进行道德上的讨伐与审判,演化为既得利益、社会资源拥有者对奔波者、底层匮乏者道德、伦理、情感“污点”“瑕疵”的指谬,其对某种“叛逆”行为自觉不自觉的歧视,也就昭然若揭了,“流氓说”也就实际上构成了王朔小说道德伦理内容的符号化代名词。
把王朔小说包括放大到王朔本人道德观的内容,进行“流氓化”处理,并不是空穴来风,其来有自。“我是流氓我怕谁”,就非常著名。这句话首次出现在王朔小说《一点正经没有——〈顽主〉续篇》中,小说中的叙述人“我”(或方言)一次被一群学生“绑架”到了万人大会上去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在阐述的过程中,方言与学生由对聊、对辩发展到了对骂,对骂时方言扔给学生一句:“谁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王朔:《一点正经没有——〈顽主〉续篇》,《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后收入《王朔文集》第4卷(谐谑卷),第115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相关论述见赵勇:《王朔的流氓观与作家观——从“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出处说开去》,《文艺报》2007年1月9日。]王朔喜欢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使用“流氓”这个词语,说得多了,确给读者以“流氓”之感,这是其一;其二,王朔同时喜欢让“流氓”和“作家”发生种种意味深长的联系。比如在《顽主》中,借人物之口,作者写道:“宝康不是好东西,你没听说现在管流氓不叫流氓叫作家了吗?”[见赵勇:《王朔的流氓观与作家观——从“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出处说开去》,《文艺报》2007年1月9日。]在《一点正经没有——〈顽主〉续篇》中,叙述人与小说人物方言还有下面一些对话:“过去我老以为自己是流氓,今儿算见着真流氓了。”“方言相比之下还是不错的,起码人家承认自己是流氓,除了打麻将不动别的坏心眼儿。”“哥儿们你真可以,临危不惧灵机一动,还是你是流氓,我们差远了。”“哥儿们,我也是流氓,咱流氓对流氓就别太计较。”(宝康的央告)“呔,谁是流氓,我们现在是文人了。”(方言)由此看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出现并不突然偶然,它是王朔“流氓话语”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成了他自己及其小说被“流氓”符号化的“铁证”。
第三,由“顽主”形象的特殊性阐释而上升为对一代青年社会名望的普遍性指谬,批判的武器悄然间变成了武器的批判,同情地理解也就不再认真地理解,而一变为简单粗暴的符号化,王朔批判的僵化、虚伪和庸俗,倒反转而成为王朔批判者回护的对象。
“顽主”是批评界对王朔“顽主系列小说”[王朔:《顽主》《一点儿正经没有——〈顽主〉续篇》,分别见《王朔文集》之中短篇小说集《顽主》,第1-68页,第69-160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中人物形象的总结。但不像“痞子”“流氓”,不是作者王朔有一套解释,就是其小说人物有一套解释,至少通过叙事给读者提供了理解的语境,而“顽主”则不是。什么是“顽主”,什么是“顽主”心态,王朔自己没下过任何定义,其小说人物也未曾有清晰的对话信息。我们只能通过理解《顽主》,再去把握“顽主”。青年于观、马青、杨重办了一个以“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三T公司。一时间,客似云来。杨重替某医生与女友刘美萍谈恋爱;马青替一男子舌战娇妻;经理于观接待号称作品应获大奖的“作家”宝康。但很快,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杨重的顾客刘美萍竟对他有了爱慕之心;为“作家”宝康举办的颁奖大会,不得不临时抓人到商场扮演发言的名人;怕女友在分手时掉泪的人前来求助,结果要告吹的女友正是刘美萍;替顾客照料患重病的老太太,最后却被其亲属告上法庭。三T公司被停业整顿,同时也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老太太的亲属们坐在营业部要求赔偿损失……于观、马青、杨重三人走上大街以冲撞其他人来发泄怒气,没有人理睬他们,当他们离开已停业的公司时,发现门口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都是需要帮助解决生活难题的人。围绕三T公司兴衰的荒诞故事,小说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景象,及人们的各种心态,包括各种病态人格、行为和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作者用调侃、玩耍的方式对此进行了嘲讽,表达了对旧秩序、旧道德观的反思、批判和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小说高度再现了各种生活图景,给人以亲切、朴实、可信之感,将现代生活中都市人特别是都市青年人的各种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
就是这样一个中篇小说(这个未完故事将在其中篇小说《一点儿正经没有——〈顽主〉续篇》中继续讲述),一个发生在时代转型期城市青年普遍性精神骚动且震动的故事,批评界开的阐释口子不可谓不大。一则以“末路英雄”[见蔡翔:《旧时王谢堂前燕——关于王朔及王朔现象》,葛红兵、朱立冬编:《王朔研究资料》,第403-42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来解读“顽主”。“末路英雄”者,指与王朔部队大院儿一样的子弟,一方面通过参军晋升的仕途在新的形势下行不通了;另一方面他们过去又是纨绔子弟,没学什么东西,什么也不会,只好心不甘地做个体制边缘人。这一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失落,使他们沦为边缘人,浪迹街头,无所事事,一身市井无赖陋习。二则从“红小兵”到“顽主”,小说主人公就是王朔本人,小说人物所作所为即是王朔的现实经历。从小心里装着“更伟大的事”,[王朔:《我是王朔》,《王朔最新作品集》,第127页,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2000。]想象性造反经历使然,对那个时代余情未了的追思与缅怀一直折磨着王朔,但在新的社会主旋律中,作者只能用语言讨伐令他们失意的社会,用极端夸张、调侃的语言践行他们的“革命理想”。因此,“顽主”只能用语言的极端不正经化、暴力化反抗正统秩序。[李韡:《从红小兵到顽主——重读王朔“顽主系列小说”》,《才智》2009年第17期。]“顽主”便是过去的“红小兵”,过去的“红小兵”便是今天的“顽主”,践行的正是“不是今天的老人学坏了,而是当年的坏人变老了”的逻辑。三则认为从五四时期“零余者”到“顽主”,有着深刻关联。此论得以成立的关键论证是,被社会排挤,内心空虚、孤独,是二者共同特点。但区别也很明显,“零余者”穷得只剩下钱和知识,在精神绝望中选择与社会格格不入,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走向末路;“顽主”则懂得变通,他们可以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而去拼命赚钱,他们是有钱但没有文化的“零余者”,“零余者”逃离社会因而是被社会压制下的产物,“顽主”则是自己压制自己的另类“零余者”化身。[韩金男:《从王朔的“顽主”形象看20世纪“零余者”形象的新变》,《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