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历史时空观照下的东北叙事

迟子建在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中以伪满洲国所存在14个年头的每一年作为小说的章节，全书14章，旨在透过芸芸众生年复一年的生活观照那段逝去的历史。作家对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极尽笔墨，没有配角，都是主人公，无论在奉天、“新京”、哈尔滨还是鄂伦春，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组成了曾经伪满洲国的历史。正如迟子建所说：“战争是一场意外事故，它对政治人物而言，或许有特殊意义，芸芸众生只能默默承受。日本占领东三省期间，老百姓还在按部就班地生活，其中蕴含着历史的伤痛和人生的悲剧。”[转引自朴素：《温馨与难言的忧伤——迟子建小说的气味》，《作家》2011年第10期。]因此，作家展开这样一个畸形历史时空下的日常生活就显得尤为特别。由于日本的侵略，东北国土沦丧，人民成为亡国奴，但作者展现开来的是一个个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场景。这些本不该承受历史之痛的东北人民在整部小说中表现出坚忍、顽强和勇敢的一面，那些本该承担骂名和罪责的日本人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人性复杂的一面。作品中有温情也有残忍，有荒诞也有审丑，既有尘埃又有透过层层尘埃的晨曦。

一、残忍之极处透露的些许温情

叙述这样一个伪国度的历史，苦难是绕不开的主题。但迟子建在她的作品中更多地展现了温情的一面，因为温情是那样一个时代中人们心中隐忍的美好愿望，而历史却往往是残酷的，温情与这个畸形的历史时空是格格不入的。迟子建在观照每个历史性事件的时候，都尽量将自己和人物放回到历时的情境中，重现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将战争的大背景推至幕后。

作家对于平顶山大屠杀的描写最让人心疼不已。中秋月圆，吉来姑姑一家人其乐融融，赏月吃月饼：

中秋圆月被云彩半掩的时候，吉来的姑姑把一张方桌摆在院子里，然后把一盘水果和一盘月饼端了上去。……一家人说说笑笑着，直到吃了月饼，觉得外面有了夜露的凉爽气息，这才张罗回屋睡下。[迟子建：《伪满洲国》，第41-4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圆月在这个段落显然是个美好的意象，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吉来姑姑美莲和丈夫在憧憬着他们未出世的孩子，小夫妻二人打情骂俏，婆媳关系和睦。但正像很多情节所铺垫的那样，生活越是温馨，越是觉得不对劲儿，这就是日常生活与历史时空的违和感。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求得常态的生活已经太奢侈，更何况幸福？畸形的历史时空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将必然遭到摧毁。吉来姑姑全家8口人，连同整个平顶山的村民都消失了。作家用自己独到的文学语言将平顶山大屠杀的血腥感降至最低，但这丝毫不妨碍读者对这段历史的文学想象。将美莲遭到日军剖腹的肚子比喻成“艳极了的红牡丹的花瓣在临风舞动”，缘于作家太不忍这样美好生命的消失。于是，杨浩的幸存成为我们可以期盼的想象。对于这段历史描述，战火和硝烟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在作家笔下，唯有生命的陨灭才让人唏嘘不已，继而痛恨可恶的战争和那个畸形的年代。

平顶山惨案成为杨浩生命的分水岭，他虽然幸存下来，但内心承受了巨大的悲痛：

经常在梦中见到已故的家人，天色总是苍灰夹着血红色，空气沉闷，他的家人在梦中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可梦醒之后他却一句也记不住，……尤其是这两年长大之后，他这种孤独感尤为强烈。他最见不得人家娶亲，……他不愿意过年……[②③④ 迟子建：《伪满洲国》，第391-392、932、943、547页。]

杨浩不但要忍受杨三爷的辱骂和虐待，还要不时提防杨三娘的卖弄勾引。对于已经成为孤儿的杨浩，生存下来是痛苦而艰难的。作家的温情之处是让杨浩遇到了喜梅。喜梅的母亲去世了，家里还有一弟一妹，父亲整日到棺材铺说是老婆托梦了，总是要东西，“今儿要衣裳，明日要箱子，后天要脸盆，大后天又可能要枕头”。杨浩喜欢喜梅笑的样子，“就像初春的阳光一样撩人”。如果说杨浩在杨三爷家的生活色调是灰色的，那么喜梅的出现则是灰暗生活中唯一的一抹暖色。两人的交往日渐甜蜜，正月十五相约进城看了“地蹦子”（秧歌）。喜事已经排上日程，婚礼的筹备也是井然有序，“残忍的”作家却没让杨浩和喜梅像童话故事那样发展下去。栾老四对杨三爷的看法是准确的，“心狠手毒，吃人不吐骨头”，“给一个收养的儿子这么尽心尽力地办婚事，实在是令人钦佩”，②完全是不怀好心，早有预谋。在杨浩的新婚之夜，杨三爷用极其下流的手段替他做了新郎。尽管杨三爷最终也死在了杨浩手下，但杨浩和喜梅原本可以美好的生活却再也美好不起来了，“小两口从不吵闹，但脸上从来没有笑影”。

③如果说整部小说中，吉来的生活尚且算无忧无虑的话，那么杨浩则完全是苦大仇深，他年幼的心灵承载了太多的苦难。虽然最终杨浩手刃了杨三爷，能让读者从中得到一丝畅快，但不禁抱怨作家太过残忍，总让温情戛然而止。

作品中另一个女性刘青本就艰难照顾着全身瘫痪的父亲刘麻子，日军的进村搜粮更让她遭受了人生的重创。刘青的人物安排遵循了作者描写伪满洲国普通生态的原则。刘麻子被王小二暗算袭击，受伤全身瘫痪，曾经大名鼎鼎的匪首刘麻子今日已是众叛亲离，唯有亲生女儿刘青伺候身边。刘青平素少言寡语，虽然对父亲曾经的所作所为也痛恨，但事已至此，她看不惯母亲对父亲的虐待，便独自带着父亲投奔了姑姑家。除了照顾瘫痪的父亲，她还要忍受着姑姑家嫂子的冷言冷语。刘麻子虽然罪大恶极，但作家赋予他内心尚有温情的父亲角色。他体谅女儿照顾自己的辛苦，在女儿手心写“每天两回”，示意刘青每天给他清理两次大小便即可，“每天吃得极少，只喝点稀粥”。

④就这样相依为命的父女俩在日本侵略者横行的伪满洲国，“娇嫩”的刘青怎么能逃得过日本军人兽性的发作？虽说在大的战争背景下，日本军人对中国女性的暴行已是罄竹难书，但作家施加给刘青的除了身体的伤痛之外，还有因父亲亲耳听到自己被轮奸而七窍流血气绝身亡的心灵之痛。刘青恢复体力后还是能正常生活的，“只是从不愿开口说话”，情节发展到这我们不禁感慨刘青强大的内心，但最终依然逃不出残忍的悲剧结局，她有了妊娠反应，而上吊自尽。

此处讨论迟子建对于人物书写的残忍，其实这份残忍相对于阅读其他一些作家作品所带来的颇具画面感的残忍要温和得多。迟子建作品中的这份残忍更多的是一份“不忍”，是文艺理论所讨论的悲剧范畴，带给人强大的心里震撼。

不同于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溥仪、婉容、杨靖宇等人物都是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作家对他们的塑造既有史实又有虚构，相关情节设置大多符合人物性格，如敏感、乖戾的溥仪，坚忍、勇敢的杨靖宇。小说对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抗联将军杨靖宇的书写，围绕杨靖宇及抗联作战的一段重要情节展开，尤其对杨靖宇及其部队所处的恶劣环境进行了文学化的描述，运用对比、比喻等修辞手法，比简单的史料更感人。杨靖宇在失去给养和受伤的情况下，孤助无援，想要一丝温暖都是奢望：“他实在是太饿了，他掏出一小团棉絮塞进嘴里，含着眼泪咀嚼着下咽。棉絮落到肚中了，可他仍觉肚里空空荡荡的，就像深深的幽谷一样。”[②③ 迟子建：《伪满洲国》，第579、580、583页。]杨靖宇的处境太难了，作家将这份“难”刻画得准确而细腻，除了运用直接描写的手法将杨靖宇与敌人斗争的处境表现出来，更是通过杨靖宇的幻想对比凸显其遭受的饥饿与寒冷。“杨靖宇是多么希望一夜醒来世界突然是温暖的春天，他不再需要棉鞋，可以用鲜嫩的野菜充饥。”作者通过虚构杨靖宇的梦境，表现出一位抗联将军内心深处的柔软：

梦乡中的他回到了故乡河南的李湾村，他看见了家里矮矮的泥房子，母亲正倚着门框笑吟吟第唤着他的小名，“骥生”。进得屋里，只见洒满了阳光的饭桌上有一盆比月色还要动人的小米粥，他畅快地一连喝了三碗，这才和母亲坐在院子里聊天。……母亲末了还红着眼圈说：“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得慌啊。”②

除了正面描写杨靖宇坚持斗争的艰苦情境，作家也将有关史料中的记载运用到作品中。尤其是杨靖宇牺牲后，日本侵略者解剖了他的遗体，小说对日本军官的态度描写侧面揭示出在那样的历史时代下，东北抗联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抗战的艰苦卓绝：

岸谷隆一郎命令军医解剖了杨靖宇的尸体，结果从他的胃里看到的只是草根、树皮和破败的棉絮，却没有一粒粮食！岸谷隆一郎默默地看了半响，然后悄悄走开。他走到户外的时候，不由对着清冷的晚风怅然叹口长气，眼角竟不知不觉蒙上了泪水。

③

日本军人的眼泪并不是因为杨靖宇是抗联将军，而是超越了国籍的对一位战士、一位伟大的人的钦佩。作家的这种描写是从人性角度出发，超越了战争国别的层面，也恰恰表明连敌人都钦佩的抗联将军杨靖宇和东北抗联确实是难以战胜的。与迟子建的手法类似，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日本军人早已摆脱脸谱化的特征。在另一伪满叙事的谍战题材小说《越境》中，日本军官中岛对誓死不投降的共产党员荣公子的牺牲也表现出足够的钦佩：

荣公子临死前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过了好一会儿，中岛才没有表情地说：“原来……他用这么多的金条，不想被铡刀处死，就是想在临死前，向我们喊出这么两句话！”……他忽然走到了荣公子的跟前，立正，向躺在地上的尸体庄重地敬了一个礼！……中岛上车前，忽然转身对野村说：“把荣公子被捕后的种种表现，写出一份完整的报告。你把这份报告直接递送到关东军参谋本部，你要在报告里特别标明，将来我们发动对华全面战争时，我们真正的对手不是国民党，一定是共产党！贾志学：《越境》，第10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在整个《伪满洲国》的叙事中，关于日本人的正面叙事是这部作品比较独特的地方。以往作品的苦难描写多是描写中国人民的，即我们是被侵略的民族，受苦受难的都是我们的人民。但其实只要有战争和侵略，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国家的事情，羽田是作家极力细致刻画的一个日本人形象。羽田是一名军人，他的任务是率领开拓团移民“北满”（佳木斯以东），还要安抚开拓团员们的离家情绪。开拓团员受日本军国主义蒙蔽，以为到“满洲”是帮助“满洲”人民建设新国家的，“满洲”人民应该很欢迎他们才对。可是恶劣的气候、东北人民对他们厌恶仇恨的态度，都让他们备受打击。是战争和侵略让羽田和这些日本国民背井离乡，更让羽田心心念念一个日本少女，并一直随身保留着象征祝福的黑色腰带。这个少女后来也来到了中国，是自愿作为日本本国的慰安妇来的。那个原本泉水般清澈的声音已经略微沙哑，原本拥有的甜美微笑，现在则是饱经沧桑后的疲惫。只要有战争，就会有灾难，即使是侵略者本身，也在所难免，这就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所带来的可言说的悲痛。

作家在情节建构中，在带来一丝温情后，总迫不及待地将残忍抛出，让人无限回味其中的美好，更痛恨战争的残酷。

二、苦难生活中穿插的审丑与荒诞

除了直面畸形历史时空下人们生活的困苦，展示残酷战时中的些许温情，作家在行文中还会穿插一些荒诞、审丑的描写，使整个故事丰满、人物性格丰富。审丑是一种和人们传统审美标准悖逆的美学形式，“丑”作为一个美学概念，与“美”相对，指人与客观事物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一种否定性关系。丑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和艺术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对象，它唤起人们一种否定性的审美体验。但丑作为美的对立面，长期以来似乎一直为人们所不屑。[郑建华：《人性的解构与救赎——余华、池莉小说中的审丑现象探微》，《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直至19世纪中叶开始，丑才渐渐浮出历史的地表。到了近代，伴随着人的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有关注自我价值、肯定自我的需要，丑才成为一个本体的存在，成为艺术关注的对象，与美一样在艺术的殿堂上拥有一席之地。迟子建笔下的审丑描写生动、形象，符合人物性格，如杨三娘就是一个例子，她既丑陋又很有生活气息，小说形象地刻画了杨三娘的邋遢形象：

杨三爷的婆娘，脏得浑身散发着酸臭气，牙齿上常常沾着米粒或变了色的菜叶，多看两眼都让人吃不下饭。她懒惰得出奇，针落到地上都懒得捡起来……睡觉的呼噜声比杨三爷的还响亮。……她清理个人卫生的工具是一个银质掏耳勺，一端是尖的，另一端则是个米粒般大的小勺。隔上一两个月，她就会坐在炕沿上清理一回。先掏耳朵，将黄乎乎的耳屎掏在裤子上，仔细看看，就像打量金子一样专注。然后又用尖的那头抠指甲里的黑泥。她平素不剪指甲，指甲养得很长，里面藏着的泥多得似乎能容一条蚯蚓在里面爬来爬去。弄过指甲，她又把掏耳勺伸向鼻孔，左右旋转着弄出黏糊糊的鼻涕嘎巴儿，这样她裤子上就星星点点地沾了不少脏东西。杨三娘这时将掏耳勺往头发里一插，伸腿下了炕，三下两下就把脏东西拍落了。之后她便用掏耳勺刷刷地划头皮，直到白花花的头皮屑像雪花一样飘落下来。她的清洁自身的卫生行动也就暂告结束。[迟子建：《伪满洲国》，第5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