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历险

《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的主题，简单来说就是在人人社会中，一个人想要找到另一个人说上一句知心话。[河西：《刘震云：更大的孤独存在于劳动大众中》，《南风窗》2012年第5期。]

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寓居于词语之中。[〔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54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一句顶一万句》的文本结构中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其中文学语言是第一层，更隐秘的系统则是存在之维的语言。评论家在剖析刘震云的语言风格时，通常将其概括为“闲话体”“废话体”，其意旨在揭橥作家在诸多作品中惯常操持的重复、琐屑之语言样式。从文学语言的面貌来看，这部小说一方面延续了刘震云在《一地鸡毛》《一腔废话》等文本中一以贯之的语言腔调，另一方面又比以往任何一部作品更加沉稳圆熟：行文平白细碎、事无巨细，却又善于将古雅的文学典故蕴藏于现代白话之中;句与句枝蔓缠绕，迂回盘旋之后复如流水般漫开，其中间或夹杂着些无伤大雅的俏皮话，以幽默的气质冲淡了密集的重复句型可能导致的枯燥感。如果说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是语言的成熟，那么毋庸置疑，《一句顶一万句》足以称得上迄今为止刘震云文学成就的最高峰。

以上便是《一句顶一万句》里第一层语言系统。然而，除了表层的文学语言之外，小说内部还存在着另一维度的语言——它不再是现代文论中形式分析赖以分割的对象及质料，而是作为本体的生存事件运行着。换言之，文学语言对应着作为文本的《一句顶一万句》，而存在之维的语言则对应着“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句”，亦即广义上的语言活动而非狭义的文学语言。假若暂时悬置文学与哲学的文类分野，并且换个视角看其中的语言交往及语言事件，便不难承认除了常规的形式分析总结的“重复”“绕”等文本结构特征以外，小说中的语言具备着现代语言哲学视域中的存在论质素——语言与存在具有同构性，人作为存在者被语言表述。语言乃这部小说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活动，它最重要的表现形态有二：语言游戏及对话。其中语言游戏集中表现为“喷空”，它使得游戏者的心灵能够脱离日常存在的桎梏，无限趋往自由的审美之境;同时，人的相逢若是一桩事件，那它也势必表现为语言的相逢，语言的相逢即对话。小说中所有人物展开关系的凭据均在于“说得着”“说不着”，语言取代了伦理纽带从而成为人际交往的决定性因素，人的命运与语言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乃至不可割裂。对话之流遭逢险滩或平原，便决定主体间的交往或阻滞或通达，人物的爱恨离合无一不由语言的境遇决定。语言驱使人，语言造成肉身的漂泊与心灵的历险。语言浑身长满触角，语言的试探、负伤抑或抒怀就是存在本身的境况。因此，结合西方哲学中语言学转向的背景，借助语言存在论的角度观照《一句顶一万句》，或可进一步激活现有关于它的文学阐释，并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语言研究提供更宽阔的视野。

一、“喷空”：诗性语言的游戏

从空间背景及人物设定来看，《一句顶一万句》似乎延续了刘震云作品中一贯的写实品格：小说通篇以延津县城为叙述起点，角色职业均设定为卖豆腐、杀猪、剃头等所谓“下九流”身份，敷衍之事也无非市井小民的俚俗闲话，平实的叙述语调显示出的是一种极“低”的叙述姿态。然而，尽管作品看似如刘震云之前的“新写实小说”一般喜好描写鸡零狗碎的日常细节，其目的却不在于渲染日常生活的不堪与逼仄，写实的外表难掩其内里之“虚”，甚至可以说它是刘震云最具浪漫气质的一部作品。《一句顶一万句》之“虚”，亦不同于作者所著的新历史小说中对历史时空与历史人物的虚拟、戏谑或天马行空般的重塑，而是它于平实的日常书写之外为小说中的人物开辟了广袤的精神原野。其中，人物最重要的一项精神活动便是“游戏”。

《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物职业有卖豆腐的、破竹子的、开染坊的、开馒头铺的等等，花样之多不胜枚举，但总体来看这些人物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共性，那便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出身于卖豆腐之家的杨百顺既喜欢舞社火又喜欢喊丧，做县长的老胡最想当个木匠，磨香油的老牛酷爱“隔方”，在酒厂看大门的宋解放梦想着当邮递员。人物的真实职业是他们身上“实”的一面，五花八门的爱好则体现了“虚”的一面，他们之所以有这些爱好，原因也不在能攫取金钱、地位等利益，而仅仅出自这些爱好内里的“游戏”本质。席勒认为：“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德〕席勒：《席勒美学文集》，第259页，张玉能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游戏冲动是根植于人类本性的冲动之一，游戏揭示出游戏者不同于现实角色中的全新特质，为游戏者开拓出日常生存境域之外的审美世界。书中的杨百顺命运一波三折，先后从事过杀猪、破竹子、挑水、种菜等职业，但令他心驰神往的唯有舞社火与喊丧。杨百顺之所以喜爱舞社火与喊丧，原因便是琐碎的日子“太实了，所以想‘虚’一下”。[③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165、53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审美游戏激活了人物身上被埋没的特质，使其焕发出审美的光华，并且能听凭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更好更遥远的世界。倘若在世的存在者赖以谋生的职业揭示着存在之“畏”，那么他们毕生热爱之事便是将存在引往自由之境的审美游戏。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运笔最生动、最能体现游戏精神的审美活动便是“喷空”。“所谓‘喷空’，是一句延津话，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花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有时‘喷’得好，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里去。”

③由此可知，“喷空”实际上是一种语言游戏。在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中，“语言游戏”这一术语最初被用来描述婴儿的语言习得过程，之后则泛指一切“语言和活动所组成的整体”，〔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8页，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陈嘉映对它的注释是“没目的的自由活动”。[陈嘉映：《语言哲学》，第18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鉴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旨趣在于考察语言的日常用法，而“喷空”与日常语言存在显而易见的异质性，因此本文采纳的“语言游戏”一说并不完全与维特根斯坦的定义相重合，而是与康德、席勒等人所发扬的游戏美学更为接近。在康德看来，游戏是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活动，审美游戏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它能给人带来无利害的自由与愉悦。在游戏中，知性的存在不会损害想象力的运行，反而能引导想象力、给予其一定的规范，使之通往更加自由的审美境界。[见〔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在“喷空”能手牛国兴及杨百利看来，“喷空”要“虚实结合，转折处要有想象力”，[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87页。]不能拘泥于真人真事。牛国兴等人对“喷空”原则的坚持正体现了游戏是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活动。“喷空”所喷之事必须具备一定的故事性，能给听众带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因此作为语言游戏的“喷空”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口头文学以及小说的雏形。

除了作品人物的“喷空”以外，整部《一句顶一万句》何尝不是一次大型的“喷空”活动呢？刘震云对延津这一空间的去政治化及去历史化描写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命运带有浓厚的寓言色彩，它以存在论上的语言为喻体创建了一个关于国人生存境况的隐喻，从而使得延津这个地域超越了其本身的乡土性，成为所有存在者大而化之的原乡。因此，倘若根据小说的书写对象与乡土文学之间表层的亲缘关系而将前者归纳到后者的既定范式中，便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刘震云的写作活动本身就是一次精彩的“喷空”，其中“语言”是唯一重要的主角，《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关于语言本身的寓言。

值得关注的是，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那里同样存在一个与“喷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方言词汇——“白话”。在马桥语言中，它在很多时候是“指神怪故事和罪案故事，能给听众一种刺激和享受”。[韩少功：《马桥词典》，第31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面对相似的素材，两位作家的处理方式大异其趣，韩少功将“白话”列入《马桥词典》，是为了抨击知识的权力层级、肯定“白话”的价值，同时还有为马桥人所处阶层鸣不平的意图;《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喷空”，则自始至终没有承担对语言意识形态的挑战功能，它是一种纯然的精神活动，并以其虚构的愉悦吸引着杨百利等人，刘震云以夸张的空间位移（杨百利为了和“喷空”上的知己待在一起而从延津迁到新乡）烘托出人类对审美自由的永恒追求，用脚步刻画出了人类的精神流浪地图。

我们究竟应该将语言视为何物？语言从来不具备绝对的透明度和纯洁性，它可能是权力的使节、意识形态的囚笼，也是精神的表征、存在的居所。我们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提醒我们对前者保持警惕，使我们避免自己遭受语言的重压却仍不自知，他们戳破语言施加的障眼法，向我们展示了通向政治平等之路何其漫长——这是崇高且正当的目的，是当代社会每个公民都应当具备的醒觉，但我们同样需要自由的语言游戏。人类生活永远无法脱离政治，但“文学去政治化”的努力同样不应当仅被视为掩耳盗铃的无奈之举。在席勒看来，“如果说在权力的动力国家里，人与人以力量相遇，人的活动受到限制，而在义务的伦理国家里，人与人以法则的威严相对立，人的意愿受到束缚”，[〔德〕席勒：《席勒美学文集》，第293页，张玉能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那么只有在审美的王国人类才能与自由游戏的对象相遇。以语言游戏为代表的审美游戏开拓了人类的存在视域，照亮了《一句顶一万句》中引车卖浆者的精神世界。我所做的从来都不是我想做的，为了我想做的我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比如说像杨百利一样，为了寻找“喷空”的伙伴而辗转于多个相距甚远的地方，这本身是一个沾染了悲剧色彩的命题。然而，即使存在者总是不可避免地得非所愿、愿非所得，这并不代表存在除了深渊之外一无所有，存在者依然能借助审美游戏无限地努力接近自己心中的天堂。游戏不容置疑的作用在于它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人类，除了此时此地，我们还能期望并试图拥有另一个怎样的世界。

二、对话的困境

在形而上学时代，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理性将人确立为至高无上的主体并迫使上帝将创世之后的荣光让渡给人类，那时“语言”尚未作为独立主体进入人类那些最智慧博学的头脑当中，语言尚且只是人与世界之间的透明物，是一面忠实地映照理性的镜子。当人类重新将自己定义为语言的动物时，已经悄然到了20世纪。人的世界经验是语言性的，人无法脱离语言的界限并转而从界限的另一边打量这个世界。语言对意识哲学的造反率先由分析哲学家发难，他们试图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消解庞大的形而上学疑难，在另一股转向潮流中，语言开始被定义为民族精神、隐喻抑或诗。语言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获取了哲学上的合法席位，并逐渐从形而上学用法转移到了实践层面的语言。如今理性再难居功自傲地将语言视为自己的仆人，因为语言就是存在本身。语言意识的觉醒与他人的崛起庶几不存在多少时间差，在主体性摇摇欲坠之际，此在与他者共在，甚至“语言仅仅存在于谈话之中”。[〔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59页，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对话就是语言的实践，并且构成人类内在的基本属性。

刘震云将《一句顶一万句》的主题概括为“一个人想要找到另一个人说上一句知心话”，这一自我定位可谓切中肯綮。当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相遇时，对话则成为不可规避的事件。“自我的意识只有经过比照才成为可能”，[〔法〕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第294页，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我”只有在与“你”相遇时才完全意识到我自己，“我”与“你”这对人称势必共生。

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奔忙都是为了“话”，亦即生存论意义上的理解或共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征服是通过语言上的征服实现的，如卖豆腐的老杨一辈子对赶大车的老马佩服得五体投地，原因是“话上被老马拿住了”;[④⑤⑥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8、37、26、95页。]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杀机也是由语言的钳制而起，如剃头匠老裴对老婆老蔡的娘家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贬黜可能同样由言语之间的抵牾而导致，如寡言的河南省长老费对多嘴多舌的延津县长小韩的厌恶。语言一经脱口而出便无法摆脱历险的宿命，它从来都不是心与心赖以交流的透明媒介，人与人的交往在对话的砥砺当中艰难前行，拿《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而论，对话的困境就是“懂”的困境。

何谓“懂”？小说中的人物多次抱怨没有人听得懂自己在说什么：酷爱在民众面前发表爱国演讲的延津县长小韩嫌弃没有人听得懂自己的讲话，为了满足自己语言上的表演欲，他甚至决定办一座学堂，在此情节中，学堂扮演的不是启蒙者的角色，而是为了给小韩多话的嘴招徕一群善于倾听的耳朵。延津的民众听得懂小韩讲的话，却听不懂话里的意思，这使得小韩从语言表演中收获的快感大打折扣，因此“为了一个懂字，小韩决心办一座民学”;

④同样地，教《论语》的私塾先生老汪苦于学生们理解能力的浅薄，故对学生们说：“我讲你们也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