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好你的渺小”

臧棣最近出版了他的新作《诗歌植物学》。这是一本规模宏大的诗集，是诗人关于植物的诗歌全集，收入诗作291首，写作时间长达35年，涉及植物的数目与诗篇数目约略相当。书分三卷，第一卷咏花，第二卷咏树，第三卷则分咏入食、入药各类植物。书腰上说诗集“涵盖了日常生活中所能见到的全部的植物，是诗歌史上罕见的集中书写植物的诗集”。前半句语涉夸张，后半句却是实情。即使在农耕时代，中外诗史上似乎也找不到规模相当的同类个人诗集。与传统的植物诗相比，本书在主题、方法、风格、语言上都有令人瞩目的创新，可以说发明了一种具有鲜明的臧棣特色的植物诗学，或许应该说是臧棣诗学，因为其原理是普遍的，并不限于植物诗。无论从规模，还是从诗学意义的发明上看，这本诗集不但在臧棣个人创作史上，而且在当代诗史上兼有标程和标高的意义。本文拟对臧棣植物诗在方法上的创新加以分析，探讨其对当代诗歌的启示。

与同代人相比，臧棣是一个特别关注事物的诗人。臧棣的植物诗（还有动物诗），是这种关注的一个副产品，这种关注同时也浸润、养成了他的“小诗学”。近年来，臧棣在访谈和讲座中谈到其创作意图时，多次用到“为细小的事物辩护”“用诗歌记录细小的生命”这样的说法。[见贾茹：《臧棣携新诗集来深 用诗歌记录细小的生命》（《深圳晚报》2019年7月24日）、许旸：《臧棣：写诗种菜，为细小日常的事物辩护》（《文汇报》2019年9月1日）等相关报道。]其实，从小入手是臧棣很早——至少从1998年开始写作“协会诗”的时候——就形成的诗歌方法论。2003年，臧棣在接受木朵访谈时说：“毋庸讳言，我是一个比较关注‘小’事物的诗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确实也在有意追寻中国古典审美中优异的那一面，小中见大。尤其是从更新当代诗歌的措辞系统上说，专注于‘小’，可以避免许多大而无当。”“诗歌应该尽可能关注事物细微的那一面，从容于‘精细’，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木朵：《臧棣：“诗歌就是不袪魅”》，引自http：//bbs.tianya.cn/post-books-26897-1.shtml。]在其未刊诗论随笔《诗道鳟燕总汇》

[臧棣：《诗道鳟燕总汇》（未刊本，2016年9月14日整理）。本文引文除注明外皆出自此总汇。]

中，臧棣从多个角度阐述了这一方法论。从诗歌文化的角度，臧棣认为：“随着现代书写的兴起，诗的疯狂刷新了我们和语言的私人关系。倾向宏大叙述的历史诗学曾经极力否定和排挤诗歌书写中的这种语言的私人性。但随着诗的实践的深入，人们有一天也许会意识到，我们和语言之间的私人关系，是我们曾从现代的诗歌文化中获得的多么珍贵的一种财富。”语言的私人性在解构宏大的历史诗学的同时，又建构了一种倾向于日常经验和细小事物的个人诗学。从题材的角度，臧棣谈道：“诗歌中从来就没有小事情。对诗而言，写到的东西无论多么细小，无论多么看起来无足轻重，无论多么边缘，它们都涉及我们的深邃，宇宙的秘密。”“哪怕是最微小的事物都经得起思想的最大的反思。”在《诗道鳟燕》中他写道：“诗的写作可以彻底颠覆小大之辩。正如布莱克说的，一粒沙子里有一个宇宙。在诗歌中，看起来很小的素材，只要细心洞察，都会触及很大的主题。哪怕是一个杯子、一片树叶、一只蚂蚁，都能协调我们对存在的根本观感。……一首诗就是一本书。”[② 臧棣：《诗道鳟燕》，第78、71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从体裁的角度，他为短诗辩护：“短诗的文学抱负甚至比长诗的文学抱负更强烈。短诗涉及一种诗的战略性的眼光。长诗往往沉溺于一种战术性的行动。短诗体现了一种微妙而伟大的决心：它敢于把诗写短。换句话说，好的短诗从来没有在诗的意义上短小过。长诗往往是短诗的缩影。而好的短诗绝不会是长诗的缩影。”从诗意的角度，他说：“在古典的表达中，诗意是有大小的。但在现代的表达中，诗意被突然取消了大小。从体验的角度讲，新诗的写作根源于大诗意。”诗意的大小在古典的表达中指向题材、主题的大小，乃至情感的等级，这种诗意的等级制在现代表达中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新诗意的能力，也就是超越小大之分的、越界的诗意，臧棣称之为“大诗意”。从灵感的角度，他说：“很小的灵感，在写作中，常常会比巨大的灵感，更有益于诗人处理他的题材。”从技艺的角度，他把细节视为诗的根本，他说：“对于诗，一个细节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每个诗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诗的一个信念：诗的细节是我们的奇迹。”“诗的细节在本质上反映了诗的洞察的尺度”“好的语言首先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细节”“诗的细节即诗的窄门”。最终，在臧棣看来，这种对小事物的关怀事关诗歌的伦理，它不仅关乎我们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也关乎一种新的文化秩序的构建。对那种以题材、主题大小、篇幅长短划分等级的诗学观念的抵抗则关乎诗的文化使命：“诗只在乎秘密，不在乎大小。并且很显然，这构成了一种绝对的精神倾向。”很可能，这种精神倾向有望成为一种新的伦理学的基础。当这种伦理学来源于诗歌，成立于我们的感性，它将比那种思辨的、功能的伦理学更深入，更稳固，也更富于实践性。

这本《诗歌植物学》典型地体现了诗人从小入手的诗歌方法论。但臧棣的诗歌方法并非只有“小”的一面，也有“大”的一面。这“大”的一面，一方面固然是“小中见大”，从小事物见出宇宙的秘密——这方面一些优秀的诗人也能做到，而真正见出臧棣非凡之处的是他通过无数“小”积累所达成的诗歌地理学现象。这方面臧棣的成绩在当代诗歌中可谓罕有其匹。臧棣至今已出版20多本诗集，每本都很厚重，创作之丰富令人赞叹。更重要的是，其巨量作品背后的整体性考虑。他说：“我偏爱对差异的观察，对世界的细节的捕捉，我认为这种对生活的细节的捕捉和描绘，是我们抵抗意识形态对生活的绑架，以及它对存在的遮蔽的最有效手段。”“对那些瞬间的、偶然的、细小的、孤独的、奇异的、纯体验性的事物进行无限的呼唤，意在从细节、差异和尊严这几个角度肯定生存的可能性。而生活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对细节的尊严充满差异的观察和想象之上的。”“几乎每首协会诗都闪烁着一个隐含的抵抗线索。”②这一诗歌主题学上的整体设计，只要我们深入阅读，是不难体会到的。与此相比，其结构上的整体设计更容易被忽略，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把这些诗当作一首首单独的诗来看，而无视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成就的总体性。几乎出乎所有人意料，《诗歌植物学》到最后竟然是一部交响乐。阅读《诗歌植物学》，我想到的是现代诗史上两部伟大的总体性诗集：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聂鲁达的《诗歌总集》。有趣的是，在《诗道鳟燕》中，臧棣本人也谈到了其系列诗的总体构思与这两部诗集的关系：“最开始，我是把《沸腾协会》作为一个‘诗歌总集’来写作的。早年读聂鲁达的《诗歌总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聂鲁达身上的‘拉丁气质’和诗的热情融合在一起时，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开放的气息。惠特曼的《草叶集》，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带有‘诗歌总集’性质的作品。”“事情好像也很简单，有一天我踱到书架前，原来想去查证一个资料，但目光却被放在那里的《草叶集》吸引住了。于是我想，我也该写写我的诗歌总集了。这样，就有了《沸腾协会》里的那些协会诗。”[③ 臧棣：《诗道鳟燕》，第80、78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诗人说：“在我的诗歌潜意识里，系列诗是对付长诗写作的一个比较有趣的方法。”臧棣：《后记》，《沸腾协会》，第6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像协会诗这样的系列，就是长诗的一种变体”，在这些短诗之间起到黏合作用的是一种贯穿始终且依赖并不断生成于与书写对象对话的“对世界的态度”，诗人“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看待世界的态度，来挖掘世界的秘密，从而展现犀利的审美认知”，同时激发和释放“写作的即兴性”。

③《诗歌植物学》比臧棣的其他诗集更具有“诗歌总集”的性质。当然，《诗歌植物学》“对世界的态度”、感知和书写事物的方法，与《草叶集》《诗歌总集》绝然不同。惠特曼、聂鲁达都是钟情于宏大书写的诗人，热衷于书写大江大河、大历史、大事件，风格上偏爱崇高、雄壮，往往雷霆万钧，气势磅礴（也因此缺少细节的魅力），与《诗歌植物学》“记录细小的生命”的初衷相距甚远，但从最终的诗学效果看，《诗歌植物学》与《草叶集》《诗歌总集》一样，构造了一种巨大的、不容忽视的诗歌地理学现象。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臧棣称为微积分的惠特曼。臧棣的个人诗学同时应用到“微分”和“积分”的方法。臧棣同样有他关于诗歌的宏大想象和总体设计，但他在方法上倾向于把他的宏大想象和总体设计先行“微分”，从小的题材和主题切入：“我发现我经常在做的事情，就是要将很厚的传统打磨得很薄。厚的东西很少能触及具体，但薄的东西却可以轻盈地触及具体。薄得像蝴蝶的翅膀，将具体的东西变成细节的舞蹈。”然后，他通过“积分”的方法建构一个微观的宇宙，创制一种芥子纳须弥的诗歌奇迹。在《诗歌植物学》中，“微分”的单位是每一种成为书写对象的植物，其极限则是词语，再通过这些细小单位的“积分”，成就一种别样的诗歌地理学。这一数学原理的诗学应用在臧棣这里变成了一种新的诗学视野，并从中延展出新的诗歌地平线。这也是《诗歌植物学》具有特别的诗歌史意义的原因。从小入手不仅是整本诗集的基本方法论，也渗透于其具体诗作的主题，以至深入到词语层面。试看下面的诗例：

与其说它是为你而生的，

不如说它是为你而来的：

为报答你，在这晦暗的尘世中

并未错过它奇异的卑微

——《金莲花简史》

在高高堆起的脏兮兮的回收物中，

她养护的雏菊美丽惹眼，

像一首首无声的圣歌;看上去

与她的身份严重不符，却构成了

卑微的生活中最深奥的秘密

——《雏菊简史》

它们的死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微。

——《穿心莲协会》

比温柔还玲珑，将每一朵白花

都开得那么细小，

假如我仍不习惯低下头，

如何才能抓住那无暇的重点？

——《满天星简史》

表面上，它用它的矮小，

降低了你的高度;

但更有可能，每一次弯下身，

都意味着你在它的高度上

重新看清了我是谁

——《人在科尔沁草原，或胡

枝子入门》

使用好你的渺小，利用好你的孤独

——《香樟树下》

植物安静于它的小，并以它的小镇定我们躁动的野心。这些关于小的智慧都是在人与植物的相遇和对话中，由细节激发出来的新颖的、活力四射的主题，它也是主题和方法的统一。就像诗人在《茼蒿简史》中写的：“信任必须源于细节。”或如他在《诗道鳟燕总汇》中说的：“在诗歌中，有一条道路叫我思故我在。在诗歌中，有一种境界叫我诗故我在。在诗歌中，有一种欢悦叫我湿故我在。”在这里，诗的主题并不先于诗，它产生于诗写的过程，产生于人与诗与书写对象彼此进入的欢悦——这个过程既是彼此失身的过程，同时也是彼此附身和赋身的过程。作为发现诗学的身体力行者，臧棣相信，产生于这个湿润过程的主题才值得信任。在臧棣的诗学中，诗始终是动词，一个不断越界的动词，“诗其实不是诗，而是一件特别的事情。诗作为一件事情的含义是，在生存的历程中，你需要认真用生命去处理一些东西……（现代诗的）文学目标是要将我们的生存经验引向更强悍的自我塑造”。[② 臧棣：《诗道鳟燕》，第138、9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一种隐秘的敬畏：诗人是诗的作品。表面上，似乎不容置辩的，诗是诗人的作品。但就创造活动的本质而言，我们也需要逼近另一种洞察：诗人其实是由诗塑造的。”近日，诗人还在朋友圈发过一条消息：“在人和语言之间，诗是一项伟大的运动。”而作为名词的诗、已成的诗，在诗人看来，都可能是对作为动词的诗的反动或反面。

从用词的角度，臧棣偏爱用细、小、微等词语来状物拟人。既然写小事物，强调细节，这样的语言习惯并不特殊，我所说的词语层面的影响并不是指此，而是指诗人的方法论迫使大词小用，以大为小服务。这种用法明显地体现在他的诗歌标题中，众多细小事物通过与“协会”“丛书”“简史”“入门”等大词或抽象的词汇进行似乎并不协调的搭配，来“伸张它们的生命主权”。

②在臧棣笔下，“宇宙”“真理”这样的大词也在不同寻常的搭配中，缩小了它们的身形，降低了它们的身段。譬如，在这样的句子中，“而我现在，心细得就像一根断弦。/养得这么好，一定懂政治，/于是，植物的礼貌就有了宇宙的深意”（《金色的秘密丛书》），“政治”“礼貌”“宇宙”“深意”这些词语在诗的语境中改变了其固有的意义和那种骄傲的姿态，变得亲切，如欲俯身亲人。再如，“向阳坡上，细长的枝条钓向/你的心池，我敢打赌/它的面积甚至不小于/我们见过的任何一座天池”（《黄刺玫入门》），由于诗的语境，由于“心池”“天池”的牵手，“天池”也变成了微缩景观，陈列于我们的心眼前。又如，“神圣的理由早已小得像蜗牛的口型/对不上黑缘红瓢虫的口号”（《银杏的左边简史》），“神圣”与“蜗牛的口型”，“口号”与“黑缘红瓢虫”的搭配，抽去了这些大词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评判之梯，让它们回到地上，站到细小的事物一边。“除非我从一开始/就不害怕更大的麻烦，/声称此处已是人类的尽头”（《琼花的逻辑入门》），“人类的尽头”在海子的诗里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结合于一种崇高、悲壮的风格，但在臧棣笔下被此地化、日常化了。也有反用的例子，把小的事物夸张地放大，达到为小者辩护的效果，例如，“一个词，正从卷起的舌尖跳下，/狠狠撞向牙齿的白悬崖。”（《加利福尼亚的棕榈入门》）这也是诗的魔术的一种。下面我从《诗歌植物学》中摘录了部分包含“宇宙”“真理”的诗句，大家不妨通过这些例子继续品味臧棣这种大小之变的魔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