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革命”历史叙述的精神向度

《红旗谱》作为“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经典，所蕴含的历史意蕴、文化内涵和叙述方法等显示了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创作在权力规训下独特的审美范式，潜在地影响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方式。以“农民革命”这一眼光再次审视《红旗谱》时，必然要以现代历史观和审美价值取向为依托，把作品当成一个历史性文本来解读，力求挖掘作品经典化过程中被忽略的声音和视角。

一、“农民革命”发生的历史现场

《红旗谱》被公认是描写“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的经典之作，小说对历史的重构和想象负载了宏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梁斌曾指出：“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写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①梁斌对自己创作动机的阐释正体现了他对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的革命叙事的追求。同时，《红旗谱》被认为“作为史诗，它记录了三十年代战斗的声音;它以令人信服的真实的艺术形象描述了党和劳动人民直可溯至远祖的血缘谱系”，②作者自己也多次强调小说描写事件的真实性。因而，通过小说呈现出的历史复杂性，能够还原20世纪30年代农民革命发生的真实状况。

美国当代社会学和历史学专家巴林顿·摩尔在其代表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有一个经典言论：“现代化进程以失败的农民革命为起点”，③那么，中国20世纪初的“农民革命”又是怎样的历史现场？

《红旗谱》中的农民在革命前夕是沉默的大多数。小说开篇即是“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恶霸冯兰池要砸掉古钟，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农民只是在“议论纷纷”，当传出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代表村人的愿望出头拼命”的口风后，严老祥大娘和朱全富等人对朱老巩的“劝世良言”，体现了大多数农民的自甘懦弱与逃避：“算了吧，忍了这个肚子疼吧！咱小人家小主，不是咱自个儿事情，管得那么宽了干吗？”“我知道你爹、你爷爷，几辈子都窝着脖子活过来，躲还躲不及，能招是惹非？”于是，在“大闹柳树林”现场中，尽管“挤得乌压压人山人海”，但挺身而出和冯兰池理论的只有朱老巩一个人。当朱老巩直揭冯兰池砸钟的实质是想把庙产变成冯氏祖产时，冯兰池恼羞成怒，把朱老巩从长堤上拽下来，拉到大柳树林子，这时，“四十八村的人们，齐大伙儿跟到大柳树林子里”，甚至没有一个人上前声援，依旧只有朱老巩与冯兰池“两个人，一递一句儿”。凶恶的冯兰池再次动手，把朱老巩拽得“流星拉地”，从柳树林子里拉上千里堤，“四十八村的人们，也拥拥挤挤跟上千里堤”。因为关系到切身利益，他们与鲁迅笔下的冷漠看客有所不同，但也仅仅是“替朱老巩捏着一把冷汗”，在砸钟的关键时刻，这四十八村里只有严老祥一人终于觉醒，手持斧子上前阻止，勇敢地与朱老巩并肩抗争。即便有了农民代表朱老巩和严老祥交替上场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在千钧一发之际还是发生了转机，下面是读者都熟悉的情节：冯兰池请来了“有些资望”的严老尚，而护钟的两位农民“英雄”竟然在这紧要关口离开了护钟现场，跟着严老尚到大街上荤馆里吃起了酒菜，朱老巩喝酒的时候听到铜钟被砸的声响，于是口吐鲜血倒地。在两位“英雄”吃酒的当口，四十八村村民们在做什么呢？他们竟然眼睁睁地看着钟被砸毁，再没有一个人抗争。小说是这样叙述的：“这场架直打了一天。太阳平西了，四十八村的人们还在千里堤上愣着。”暂且不说这场架只有两次短暂的撕扯怎么会是“打了一天”，单就这四十八村的村民的“愣”字，就道出了20世纪初中国农民革命发生时的实际状况：这是一群在僵化社会里没有被启蒙的怯懦麻木的“顺民”，他们没有意愿和能力去撼动现有统治。

另外，对朱老巩与朱老忠等“英雄”人物的塑造也侧面说明：农民革命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农民英雄”的时代。不同时代的文坛一致认为《红旗谱》描绘了“农民英雄”的复仇故事。小说出版后，当时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周扬指出：“我们在《红旗谱》中看到了在漫长的黑暗统治的年代，老一代的农民向反动势力冲锋陷阵的悲壮历史。在朱老忠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农民对地主世世代代的阶级仇恨，体现了为党所启发，所鼓励的农民的要求。”①当代学者程光炜也认为：“纯粹就文本分析，《红旗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复仇故事。”②这些论断未免偏颇：小说中是看不到老一代农民用实际行动如何“冲锋陷阵”的，也找不到任何体现了“复仇”的故事。上述“大闹柳树林”情节并没有显示出老一辈农民朱老巩的英雄好汉气魄，而朱老忠这个体现“理想化要求”的“英雄”人物，其反抗也是极其有限的：30年后，朱老忠带着家人从关东回到故乡，是要“报这份血仇”的，听说冯兰池更加霸道后，他非常愤怒，喊出了那句极富个人色彩的话语“出水才看两腿泥”，但并没有采取任何与冯兰池做斗争的行动。他在忙着盖房、种地，过着与其他农民并无二致的日常生活。在浓墨重彩的“脯红鸟事件”中，朱老忠更表现出忍气吞声的“顺民”的消极懦弱：冯兰池由于没有得到这只鸟而与朱家结下了新仇，他指使人抓了朱老忠的大儿子大贵当壮丁，对这个飞来横祸，朱老忠非常气愤，用他的话说是“成心毁坏咱一家人的美满”。朱老忠的复仇之举是什么呢？他以一个普通农民的“民间智慧”，行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潜规则：攀关系、找门路、递条子。朱老忠邀请冯大狗到家里喝酒吃饭，然后运涛拿了冯大狗的名片去招兵的那里说情，这个名片最后竟被递送到朱老忠的仇人冯兰池那里，这个故事画了一个向仇人疏通关系的可笑的圆。大贵被抓走后，朱老忠在新仇旧恨之下，想扯起铡刀往外跑，却又犯了思量：“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逆来，顺受。”这难道就是积压了30年怒火的“燕赵之地”“慷慨悲歌之士”的复仇路径吗？对此，王彬彬认为，“在整部书中，朱老忠有无数豪言壮语，却并无一件豪‘行’壮‘举’”，③这无疑是切中肯綮的。对朱老忠这个人物形象，洪子诚表达得客观又含蓄：“在英雄形象的位置，人物性格所具有的阶级、时代内涵，以及理想化要求上，都被当时的评论界看成这部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④可以说，朱老忠只是一个力求体现“理想化要求”的形象，而被认为塑造了“农民英雄”的《红旗谱》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经验与成为经典的经历，则构成了特定历史阶段审美范式的别样图景，这也是值得思索的。

从“农民革命”这个角度来切入文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因备受压迫具备了天然的革命性，但是由于农民具有历史与阶级局限性，党需要通过教育与改造来唤醒农民，让农民联合起来进行革命，从而获得民族解放的胜利。从小说中“农民革命”的最初图景也可以看出，在力图创造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党领导农民革命的任务之艰巨、道路之曲折、胜利之不易，正如《红旗谱》所描绘的，中国农民并没有任何依靠自己来解决问题的想法，也没有任何行动组织起来以反抗压迫，在共产党之前，在旧有的农村格局中，农民没有革命的迹象，正是以贾湘农、严江涛等为代表的革命者把革命的种子撒播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国农民才睡狮惊醒，于是有了小说中朱老忠与四乡农民“反割头税”运动的胜利，有了后文轰轰烈烈的保定“二师学潮”。因而，《红旗谱》在对农民群像的真实刻画与“农民英雄”塑造的努力中，确立了这样一个主题：“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①

二、对“农民革命”主体力量的建构

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发动了“农民革命”。哈佛大学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指出：“因为社会革命发生在农业国家中，农民才是这些国家中的主要生产阶级。在农业占主导的国家中，如果没有农民的造反，城市的激进主义最终就不可能实现社会革命的改造。”②而英国和德国平民革命运动的失败都证实了这个观点，这一结论在《红旗谱》中得到了印证。小说突显了中国乡村理想如何转化为现代革命理想，并逐步建构革命主体力量的过程。这一转化不是单方面表现农民如何在党的指引下走向革命的，而是牵涉不同主体之间复杂的关系，并由此生发出传统话语、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间的深刻纠缠。

值得注意的是，锁井镇农民虽然有着革命的需求，但其“农民革命”却产生于自上而下的推动。锁井镇农民群体的启蒙，除了受到民间社会秩序的横向影响，更得益于外界力量的纵向领导，呈现出发展的趋向。锁井镇的农村斗争，经历了反冯兰池—打官司—反割头税—组织农会、乡村支部四个过程。其中“反割头税”运动可以视为民间反抗和现代“农民革命”对接的一个关键节点。在贾湘农带领严运涛、严江涛兄弟俩将党的思想渗透到锁井镇之前，锁井镇的农村斗争一直处于失败的状态，这也就说明了朱老忠虽然具有初步的革命意识，但是立足于几家几代的私人恩怨联结起的反抗力量是微弱的。在“脯红鸟事件”的第二年春天，外出做短工的严运涛在小梢门洞坐下看书时偶遇了领导冀中平原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贾湘农，经过后者一番考查，严运涛这个“乡村知识分子”接受了革命启蒙，从此，“现代历史的救赎和希望才开始取代并超越了乡村家族恩怨的世代轮回，锁井镇的历史开始进入现代历史”。③严江涛在接受了贾湘农布置的任务后，回到锁井镇发动农民，领导了“反割头税”运动。这次运动立足于满足群众物质利益的目的，符合农民革命是为了追求具体而直接的目标的特点：朱老忠为了打击冯兰池，其他农民则想少交税钱，因而现代革命和民间理想找到了内在关联，实现了斗争的胜利。

农民传统的民间理想与贾湘农所带来的现代理想对接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除却朱老忠、朱老明等人身上表现出的一定的斗争性，以老驴头为代表的处于摇摆状态的群体依然不可忽视。梁斌对此类农民心理的把握独到而精准，小说中“老驴头杀猪”的情节，形象写出了处在摇摆中的农民的心态。老驴头买了一只小猪娃精心照料，即使自己少吃半碗饭也得给小猪娃吃，眼看着小猪长大可以把肉卖出去了，听说杀猪要交割头税，老驴头心里开始犯嘀咕。他虽然嘴上说不交割头税，但心里也惴惴不安。在老套子的劝说下，老驴头决定随大流先观望着看看。看到大家都积极响应“反割头税”，在朱家门口安锅杀猪，老驴头也决定加入，但是碍于春兰和朱大贵的关系，就打算自己杀猪，没想到最后杀猪不成，猪竟然跑了，老驴头最终泄了气。最后在朱大贵的帮助下，老驴头找回了小猪，也欣然赞成“反割头税”。锁井镇的“反割头税”运动获得胜利，农民开始提出“什么是共产党”，以及“党的根在哪里”等问题，随着朱老忠、朱老明、朱老星、严志和、伍老拔、朱大贵等人加入共产党，他们被赋予革命的身份与共同的目标，把个人报仇雪恨与阶级解放联系起来，其他农民也开始积极向党靠拢，这一代农民实现了由个人走向集体的历史转换和精神对接。民间伦理资源在启蒙话语作用下转化为革命资源，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体现了革命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和对农民的整体性改造。

《红旗谱》既写出了农民群体向现代理想靠拢的过程，又写出了以贾湘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走向乡村、融入乡村、实现现代革命与民间理想结合的互动过程。贾湘农第一次和严运涛谈话时，就试图了解农民捐税多少、地租高低，教导严运涛动员群众要立足农民视角;贾湘农自己也学习农活，身体力行，了解农民生活，这就打破了过去革命的罗曼蒂克幻想和革命意识的文化惯性。知识分子不再只是一味灌输现代理想，而是立足实际，找寻现代理想和民间理想的连接处。

《红旗谱》中贾湘农作为现代理想的传播者，他的出场次数其实并不多，互动过程与成长反而体现在严江涛等人身上。严江涛作为乡村知识分子，最初缺少对革命的理性认识和思想启蒙方法，所以在宣传“反割头税”时，对民众的鼓动总是浮于表面，“左说右说，就是说不到本题上”，后来，他将“抗捐抗税”“反对验契验照”等革命理论一股脑儿地搬出来灌输给农民，最终只换来老套子的抵制，作为乡村知识分子，严江涛在启蒙大众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暴露出局限性。张嘉庆本是地主家庭的少爷，在共产党人贾湘农的影响下成为革命者，他有意模仿农民的习惯，他鼓动群众进行革命的方式又体现了另一种风格，张嘉庆想要发动伍老拔等贫民大众建立农会，在得不到群众信任后，竟然组织大家去抢自家20亩棉花地，这一行为虽然莽撞却赢得了农民的信任，树立了党的威望。严江涛和张嘉庆等人在融入乡村发动革命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一成长过程表现出党在寻找革命和历史传统联结点时所做的努力：不是一味将农民群体拽进现代理想的大门，而是在斗争中不断攻克自身的局限性，于是现代革命理想与农民的民间理想在相互靠拢与互换中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与同类型的单维度表现党带领农民走向新生的创作相比较，《红旗谱》写出了革命主体力量的新的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