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生无限，回归即超越

一

以当代文学史为视野，麦家是“特情小说家”“谍战小说之父”，即使在麦家荣登茅奖榜之后，即使麦家小说在读书界、文学界获得毫不吝啬的赞誉之声，即使麦家作品在影视界引发一波波热潮，即使麦家系列在国外市场全面开花，似乎主要是证明了麦家笔下的“特情”书写比别人的同类书写更精彩更高明更经典，而“类型小说”“新智力小说”“通俗小说”的标签依然难脱。麦家曾自谓：“给我贴什么商标都是对我的肯定，也是否定，我觉得我写的就是小说，‘特情’不过是题材而已，‘智力’也不过是种方法，都是表面的。”而这些表面的东西如同一个人的身体外壳，本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身体内部装的是什么”。①麦家这里所说的带有自谦同时也带有客气的成分，其中流露出的更多的是不满和无奈，或者是不服气和不认同。因为一旦贴了标签，那肯定只能是低层次的肯定，而否定才是高层次的否定。

实际上，评论界和研究界对于麦家颇多厚爱、肯定和赞誉，只是评价的方式仍然不脱当代文学史叙述视野下的话语模式。比如有学者注意到：“文艺界一直具有对于‘俗’的忌惮，金庸武侠就曾引发雅俗之辩。在新世纪以来商业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语境中，‘俗’是我们文艺发展的破坏力量还是建设力量，‘俗’与‘雅’如何融合发展，野性的生命力如何贯注到我们的文艺新创造中去，这需要从学理的根上清理。而麦家的谍战特情小说，则以本土内生的身份贡献出观察雅俗之辩与雅俗融合的再次机遇。”②一方面，论者仍然以类型小说的概念指称麦家小说;另一方面，雅俗合体的说法也主要强调的是雅与俗两种类型相结合，产生出第三种类型小说。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该文特意加上的“编者按”：“类型小说能不能进入经典文学的殿堂，一直是文学界议论不休的话题。无论是雷蒙德·钱德勒还是约翰·勒卡雷，都被视作某种例外的存在。在中国当代文学界，以谍战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麦家，同属此类。在这个命题背后，实际上是文学创作的雅俗能否合体、野性生命力如何进入文艺新创造。”这里更是强化了当代文学史视野下的两个评价逻辑：其一，麦家小说即使进入了经典之列，它仍然是类型小说;其二，对于麦家小说雅俗合体的判断不啻是对麦家最大的褒扬。之所以引用这些评价，是因为它典型地流露了麦家在当代文学史话语结构体系中难以容身的困窘。一方面，文坛、研究界与广大读者似乎对麦家推崇有加;但另一方面，对于麦家的评价在标准、视角与观点上仍然颇多暧昧不清，常常犹疑于类型小说的边缘或交叉地带，也造成了麦家在文学史上的模糊定位，与其真实的文学贡献相比距离甚远。

应该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麦家的确是个异数，但麦家更是一个绕不开的挑战—堪属另类，却比许多主流之作与当代经典更有力量。迄今为止，麦家创作依然被遮蔽、被误解、被低估。有学者有感于此，干脆把麦家的小说重新命名为“新小说”。“麦家的这一文学实践及其批评上的困境表明，对于这一文学创作上涌现的‘新小说’，我们的文学批评界（主要是学院批评界）似乎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还在为使用什么样的理论批评武器而犹豫不决，王迅的这一命名带有文学批评的权宜色彩。”①其实，说麦家小说是不是“新”小说并不重要，当它出入于先锋与传统、雅与俗之间的时候，甚至颇多“旧”的意味与回归的色彩。还是麦家本人说得更加坦然，更加彻底。当别人问他怎样定位自己的小说时候，他宁愿拒绝任何标签，只愿承认自己写的就是叫“小说”的东西。

基于上述种种，本文将副标题题为“麦家与当代文学史互为视野”，意图强调的是我们虽然可以像以前那样把麦家置于当代文学史的视域中加以考察，但同时也应该反过来，以麦家为视角去反观当代文学史叙述的问题，去反思当代文学的某些内在症结与局限性。麦家是有着这种挑战的能力的。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说：“我们正生活在‘叙事转向’的时代中。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叙事凭借其普遍性和重要性赢得了广泛的口碑并成为人们研究对象。”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叙事对事实及经验加以把握的方式恰恰是其他解释和分析模式所无法做到的。“叙事理论在其最佳状态下乃是各类研究中最不安定的一种;由于其自身不尽完美的品质，同时也是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奇谲和变幻，叙事理论始终在不停地寻求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之境：对故事及其讲故事的普遍性和功效性进行全面的阐释，简言之，即是对叙事自身的本质加以阐释。正是得益于这一令人生畏，同时又让人振奋的挑战，叙事理论才成为当代智性探索活动中，一项最具活力和价值的事业。”③麦家的挑战能力正是来自这种“叙事转向”的实践对于叙事学理论话语与文学史叙述规则形成了内在改变的需求。当代文学史书写绕不过麦家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完全不重要，真正要做的是将麦家作为一个敞开的实践的窗口，作为一面独特性与杰出性并存的镜子，在二者互为视野的互动中，去折射出问题的真正核心。

二

鉴于上述原因，本文拟将麦家小说的核心价值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知有限方生无限;其二，彻底的回归恰恰意味着审美的整体超越。在这两个方面分别包含的两个层面的搏斗之间，麦家小说叙述首要关注的是有限与回归，无限与超越性则满满地隐藏其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即是说，麦家小说极力聚集有限，同时又将回归走到极致，甚至也可以说，麦家小说首要的特色是回归有限。

当我们将麦家与当代文学史互为视野加以观照，必将会追问到具体的文学层面：麦家究竟为我们提供了久违的什么？麦家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哪些缺席的东西？我想这答案中最基本的层面也往往是最容易让人们忽视的，甚至是不以为然的。那就是：最精彩的故事，最丰满的人物，同时还顺带着抵抗反智主义倾向与智性写作的重启，并提供了一种信仰主义叙事。这正是麦家回归和回归有限性的集中体现。

作为一面镜子，麦家的回归映照出了当代文学与文学史叙述的两大误区，即对故事的鄙视和对人物敬畏感的缺失;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对思想与主题的过度重视，对求新逐异的渴求。但是，史学叙述不应该直接向作家作品要思想。我们往往习惯于考察作家创作表达了怎样的思想，并以思想的高下优劣来判断作家作品的价值。其中隐含的批评路向和反思方式本身就成问题。可以说，我们太急于看到作家在作品中反映出的思想是什么，太想知道文学作品到底提出了怎样的思想和主题。当我们讨论当代文学的思想在哪里的时候，首先追问的应该是作家是怎样写生活的，它的故事好不好看，它的人物是不是活的。只有在它提供的天衣无缝的故事阅读中，只有在它提供的文学与生活的独特关系中，只有在过目难忘的人物心灵世界中，我们才能感悟到它隐藏了怎样的思想。因此，当我说不应该直接向作品要思想的时候，同时也就意味着，应该向作家要的首先是故事，是中国故事的中国讲法，是来自生活真实但又是达到更高境界的艺术真实的精巧严谨、扣人心弦的故事讲述。

从古代到现代，历来文学经典的标志一方面是脍炙人口的故事讲述，另一方面是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现代性思想并服膺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文学创作在这两个方面的热情均有所减少，但1949年之前毕竟有现代文学大师笔下精彩故事的讲述以及阿Q、祥林嫂、方鸿渐等杰出的经典形象。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于思想性优先以及现代派技术的追求远离了文学的本体与本质。当代文学史叙述本来就滞后于创作实践，而它的史学模式与评论范式进一步强化了故事与人物被漠视的程度。思想、主题、题材优先的评价原则，也必然伴随着类型化的分析方法。

而文学批评也有一种固执的倾向，即“制定规则、试图将艺术化约为科学，分级、归类，并最终评判孰是孰非”。“这种理论批评通常基于某些作家的创作实践，其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们迎合了‘经典’之最为鄙俗的意义：循规蹈矩的正统文学实践范式。”①就中国文学来说，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启蒙主义文学范式以及40年代以后形成的政治一社会学范式，不仅以各种方式始终制约着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而且也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当代文学批评的解读范式。这无疑也是一种“人造的文学传统”。西方理论家注意到，文学发展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即“当代叙事文学会逐渐挣脱新近历史中的叙事文学”，尤其是对于“现实主义宗旨、取向及其技法的剥离”，但遗憾的是，从总体上看，“我们的评论者们对这种新文学尚带有敌意，我们的批评家们也未将其提上议事日程，毕竟文学批评也同样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②而“要想找到一种途径，使得叙事研究摆脱小说性方法的局限性，我们就必须打破那些常用于叙事讨论过程中，诸如时间、语言及狭隘文类划分的条条框框”，③回到“事实与虚构”等这些最基本的要素中重新理解和整合。其实，评判不同时代文学成就的高低有一种极为简易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显性指标，那就是看不同时代提供的深入人心的人物和故事有多少。这就像如果要把同时代其他著名作家与麦家论高低，那只需要看一下，哪个故事可以与《风声》裘庄里的故事等比好看、论精彩，哪个人物堪与李宁玉、上校、陈二湖等论丰满、较短长。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麦家作为视角与文学史作为视角的互补性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麦家小说创作自觉地回归故事，也是一场自觉的和理性的叙事革命，这构成了他既不俗气又十分高位的起点。正如他所说的：“我觉得小说可以革命，但是怎么革都不能把‘故事’革掉。”④在当代文学史所存在的症结中，麦家掷地有声的反思可谓是真正抓住了要害，可以说是一种真正革命性的回归。新时期以来，文学创新的速度简直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但是，麦家对于文学创作之“创新”的看法却独具只眼：“创新也许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有时候也许是‘守旧’，是回归，是后退。”他甚至觉得，“真正的创新，有时恰恰应是一种创旧，也就是说，你要敢于在一个日日新的时代里，做一个旧的人，敢于在一个以加速度前进的时代里，做一个慢的人”。①由此，关于文学创新的真正目标和最终目的，也就不需要躲躲闪闪加以声明了，那就是“要我们学习如何在人群中成为那个面目清晰、风格鲜明的‘个人’”“要在已有的现实之中，敞开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②好在，麦家通过一系列的创作实践将这种“新的写作可能性”化为了现实。

回归故事不惧怕守旧的鄙视，也敢于与数度中断了的传统接轨。虽然麦家小说不能归类为通俗文学，但麦家的小说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传奇叙事因素，特别是以推理和想象为核心的情节设计。这种传奇性的引入一方面固然有利于作品的阅读和传播，但更为重要的动因却在于它对于人的存在进行深度勘探的助益。“如果说神话与历史属于过去，模仿属于当下，那么纯粹的传奇则真正属于未来，因为它完全摆脱了任何对事实之真或感知之真所可能进行的指涉。”这一叙事演化“由于是在相当晚近的时期才得以发生的，所以多少能让我们感受到叙事艺术所经历的那种伟大、持续且不可阻挡的演化进程”。“就传奇文学来说，只会存在构思者在思维上的局限，而不会存在历险变奏与思想表达方式上的局限。然而，文学批评是无法探知未来的，我们在此必须返回对传奇中所最为常用的一种情节模式加以考察。”③正视传统因素，也正是敢于面对未来而不是迁就当下的写作。

在麦家这里，不仅要回归小说叙述的故事本体，不仅要回归小说叙述的人物塑造，更重要的是故事与人物二者之间有着独特的互动关系。正如美国叙事学家所意识到的：“人物塑造在19世纪伟大现实主义小说中所依赖的内心独白和叙事性分析方法，到了20世纪则已大体上遭到了摒弃，这一方面是由于作家们发现它们不足以去应对那一重要的亚语言性下层意识世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家们已经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失去了信任。大部分现代叙事均能够意识到可知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鸿沟，这使得人物的现实主义呈现就其必要性来说，远不如它在前一个世纪中表现得那样强烈。”④麦家也正是基于对于流行的现实主义方法的怀疑，义无反顾地走上重新开辟叙事道路的艺术征程。他说：“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讲故事，应该充分相信故事在小说中的地位，某种意义上说你讲不好故事也就塑造不好人物。文学史上经典的小说都是有好故事的。”⑤有论者注意到，麦家的“特情”小说中有各种流行因素，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传承传奇一脉，特别是对于“故事”的倚重。但是仔细辨析之下，我们会发现“这种故事的传统在传奇小说那里，是与日常生活俗世精神高度统一的，但你在吸引人的故事背后试图告诉我们的，恰恰不是故事的满足，也不是对日常生活的拥抱，而是命运、灵魂归宿这一类最先锋反世俗的命题”。⑥

麦家对于这种互动的关系也是有着充分自觉的意识的。在他看来，故事相当于人物的各个器官，人物要通过故事来完成，没有故事，这个人物就等于没有身体，“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从故事里生长出来的”。⑦也就是说，在故事和人物之间谁更重要的问题上，一般文学史叙述的解读逻辑是人物重于故事，但麦家对此并不认同，他追求的是故事先于人物的审美逻辑。但这并不应该误导我们将“特情”视为麦家小说的核心，从审美效果上看，人物一旦活起来，在读者接受的环节依然通往人物重于故事的境界。因此，在塑造人物上，麦家特别警惕现在的小说对于人物的漠视，“我们的小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庸、弱智，缺乏教养，我们很在乎写作速度，却不在乎笔下人物的长相、口音、身份，更不要说人事变迁的逻辑道德和心理坐标了”。①可以说，由于急于表达立场，传达意思，至于从人物口中如何说出来，是否符合一个活的人物的各方面的心理与语境，小说家们的确不是那么愿意费力费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