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动机制"：21世纪文学中的"返乡"书写

"返乡"是21世纪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此类"返乡"书写的考察，首先应该确立一个思想坐标，而鲁迅的《故乡》无疑具有思想起点的意义。辛亥革命之后，鲁迅共有三次"返乡"经历，分别是1913年的"回乡省亲"、①1916年的"祝寿还乡"、1919年的"接母北迁回乡"。三次"返乡"呈现出不同的心境。此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坚信民众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提出"到民间去";另一方面，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呼吁青年不再参加运动，回到古籍研究中去。在分歧日渐显露的不安气氛中，鲁迅写成了《故乡》。1923年，《故乡》被《新学制国语教科书》②收录。此后，关于《故乡》的阅读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密不可分。在《故乡》诞生的百年时间里，它成为一个"建设民族国家"的原型故事，开创和建构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返乡"书写模式。

在讨论21世纪文学"返乡"书写的动因时，很多学者都会提及两个重要的因素：其一是城乡冲突下的文明论。乡村代表的是农耕文明，城市代表的是工业文明，"返乡"书写是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的冲突。其二是把作家的生命体验作为"返乡"书写的动因，探讨作家经验世界的空间表达。无论是前一种现代性危机的文学阐释，还是后一种作家经验结构的理论探究，都缺乏一种"返乡"书写如何与21世纪"在地"历史条件的勾连视角。21世纪文学中的"返乡"书写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它与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深深关联。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日渐卷人世界经济体系，快速的工业化以及城镇化对中国乡村边界、文化等造成挤占，中国14亿人口的基数让中国的决策选择无法绕开这一现实制约。"返乡"并不是放弃已有的工业基础，而是让故乡成为一种可进可退、立体多维的生存空间。21世纪文学中的"返乡"书写回应了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中国问题"，一方面，这种书写拒绝以故乡之名对其进行本质化和浪漫化处理;另一方面，知识者的行动力量避免了"他者化"。在21世纪文学的"返乡"书写中，作家从一个"观察者"转为一个"当事人"，"知行关系"这一20世纪思想史的重要命题便在实践中展开。

一、"情动"：儒学的"游魂"与家国想象

"情感"是一代人"对所继承的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的反应"，③它不仅是一个心理范畴，还是一种文化范畴，具有社会建构属性。对故乡情感维度的考察，可以使用"情动"①这一理论框架。德勒兹回到斯宾诺莎的思想线索，在与观念的对比中，提出"情动"是一种"非表象性的思想样式"，与观念的根本差异在于"存在之力或行动之能力的连续流变"，②"情动"在"具身化"③过程中产生意义感和价值感。具体而言，"返乡"是享有广泛正当性的集体行为，对于故乡书写的阐释，还需要关注故乡的情感结构。首先，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故乡"如何成为构建家国一体历史想象的空间。

一般意义而言，21世纪文学中的"返乡"书写都将故乡作为地理空间。应该说，"情动"是"返乡"书写中的一个重要方面。21世纪文学关于"返乡"的情感叙述，其核心问题在于它调动了关于故乡的复杂情感，在家、国、天下的一体同构中处理文化传统问题。李洱的《应物兄》在家国议题中"返乡"。小说在开篇交代了儒学大师程济世想要回到故乡的愿望，并通过落叶归根的情感，建立起"故乡-儒学-家国"议题间的同构关系。程济世的"离乡-去国-返乡"的人生轨迹不仅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也凝聚了20世纪中国现代经验与家国表达。他的家国理想是以"礼"和"德"为中心，建构中华文明共同体。王柯提出，"天下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④在"天下"和"个人"之间，"家国"尽管只是"中间物"，⑤但是以"家"想象"国"是近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因此，"家"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文化想象空间。程济世对下一代不知故乡的痛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家天下思想的体现。也是在这个层面上，程济世的"落叶归根"被赋予了儒学"兼济天下"的家国理想。对漂泊已久的程济世而言，"返乡"意义不在于具体的地理坐标，也不在于血缘的牵挂，而在于家国天下的情感结构。

"情"和"欲"是儒家思想中无法忽视的命题。晚明时期，李贽和很多思想家都曾追求和践行"触情而忘性"的生活方式。但是总体上看，这些思想家也没有否定道德秩序。"情"仍然是在"事物秩序之"正"的关切"⑥下展开的。程济世对故乡济州的感情以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方式呈现，从来不是正面抒发，更多的是一种侧面烘托。不管是离开家乡前一晚的"琴音变悲音，欢唱变哭泣"，还是提起故乡人民的苦难"真想大哭一场"的悲情。这种情感体验，还曾发生在阮籍、林纾、魏连马身上，成为一种"由情至真"的儒家情感结构的内核。程济世的学生应物兄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他承担建立儒学研究院的重任，这是小说的中心事件，并成为人物权力争夺的场域。小说不厌其烦地呈现各色人物对话、人际交往，以及各种文化传统理念。表面上看，程济世和应物兄等知识分子共享对国家、儒学、民族的"至真"期望，但由于主人公应物兄言语与思想的分离，凸显了知识界的言行不一和道德伪善。对作为"情"一体两面的"欲"的书写，在小说中表现为"物"对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渗透。这种"物质主义"的日常生活让应物兄时常陷人困境，一度摧毁寄托家国情怀与学术理想的儒学研究院的筹建。某种程度上看，程济世的"返乡"和儒学研究院筹建一样，都成为一种乌托邦。它曾描绘出儒学在当代生活中"兼济天下"的全彩画卷，但是"物质主义"的人侵清空了儒家家国理想中的情感内涵。

与李洱的《应物兄》相似，张炜的《外省书》也存在"离乡-去国-返乡"的叙事结构。主人公史珂"双手空空"从首都回到故乡。作为语言文字学者，史珂首先注意到的不是故乡的风景，而是乡音的消逝。侄子和侄媳"被冲撞的语言""颠倒的语序"显示了全球冲击下民族语言的危机。只有在"何如""甚好"等语言氛围中，史珂才找到真正的"归来感"。①史珂的哥哥史铭的"去国"意味着一种"叛国"行为。史铭的身份原罪让他生活在无尽的盘问和审判中，他的"去国"行为是个人对国家权力的反抗，体现了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冲突。史珂关于家国的想象基础是与万物和谐相处，而史铭则认为技术和财富才能使人获得真正解放。二人关于家国想象的差异显示出个人与国家的对立，以及个人在家国连续体断裂后的分化。史铭的乡愁并没有因为史珂的到来而得到缓解，他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与史珂殊途同归，二人在一种家国理想的"脱嵌"中，无法摆脱"情感的消逝"②之痛，即主体消逝后情感的无所寄托。

格非的《望春风》也使用了"返乡"叙事结构。小说把"故乡"作为一个抒情主体，在"返乡"叙事结构中关联起"故乡"与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小说在儒里赵村拉开帷幕，重点刻画主人公赵伯渝的情感结构，其核心场景主要围绕着儒里赵村展开。赵云仙父子的亲情得到反复渲染，无论是二人在困难时期的互留食物，还是生病时期父亲心疼的眼泪，都以浓郁的方式展开情感。显然，赵云仙父子间的亲昵关系，超越了儒家礼教的父子道德模型。父子关系在儒家典籍中曾是一个焦点问题，也是20世纪家国革命率先重建的关系。据费孝通观察，20世纪早期中国乡土社会制序是"差序格局"，亲子关系被置于宗族关系之下，抵制亲昵情感的公开表达。20世纪中国的国族革命，一方面启蒙主义小说宣告个人性的兴起，另一方面革命政治动员重新拾起爱情话语，让情感服从于革命意识形态。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悬念是父亲自杀和母亲出走。父亲和母亲分别代表两种情感结构。作为一心求上进的妇女主任，赵伯渝的母亲离开富农出身的算命先生，由南京辗转合肥最终调往湖北，并递上了改变众人命运的举报信，她始终是以党性作为家国的首要准则。但是信件未曾寄出，透露出她真实的情感。正是这种讲述内心真实情感的冲动，显示了对"去个人性"革命叙述的反抗。主人公赵伯渝在小说末尾的"返乡"，类似一种凭吊场景，凭吊的是废墟掩盖下的"生命之根的所有幻觉和记忆"。小说在一种回到起点的空间维度下，完成对故乡的重构。如果说故乡已因拆迁变为废墟，那么，经过他和春琴改造的便通庵则成为故乡的象征。

儒学在20世纪是作为一个"中国问题"出现的，并经历了"去制度化"过程。儒学思想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一套哲学学说，还在于它是一套家、国、天下等安排理想世界秩序的体系。在"返乡"中重建儒学也是试图破解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的困境，由此构成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方案之一。应物兄和程济世的儒学理想受阻，史珂两兄弟对中美文化的讨论，儒里赵村关于情感关系的非议，分别显示儒学思想中强烈的"知识主义"和"道德主义"在当代文化实践中的困境。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游魂"③般的存在。

二、"抵抗"："地方"的生产与"流动的共同体"

21世纪"返乡"书写的现实基础是经济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带来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据统计，城镇人口比重从1992年的27.5%增加到2017年的58.52%。④与1980年相比，2016年中国华侨华人数量增加了约3500万人。⑤跨区域、跨文化、跨国界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和流动成为常态。人口迁移无法泯灭离乡者与故乡的情感。流动和迁徙必然伴随着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新旧生活之间的情感关系。故乡是流动的族群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表征，它突破了城市与乡村地理的边界，成为生产全球和地方的场域。故乡的文化空间正是在地方的构建中得到具体体现。

地方作为民族或文化之"真实价值观念的地点"，①在21世纪文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梁启超以朝代和地理为界指出："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影响特甚焉。"②他也观察到文人墨客的流动让这种影响式微。周作人也认为"风土的力"对文艺创作非常重要，但强调"地方的趣味"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要成分。③"地方"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焦点问题。"地方文学"在与"世界文学"比较中，才能凸显其独特价值。但是其核心问题在于，当"世界文学"成为文化商品，那么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以"世界文学"之名对"地方文学"的收编，有可能加深"中心—边陲"框架下地缘权力对抗。21世纪以来，从地域文学到地方性或本土性的转向，显示出一种抵抗的文化立场。在关于地方的理解中，施坚雅认为"地方"在中国社会秩序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杜赞奇把20世纪20年代地方话语的生产放置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视野中讨论;蔡翔在"十七年"文学的讨论中，把"地方"指认为一种相对于中央政权的空间概念。某种程度上都是把"地方"作为"共同体"的集合和扩展来理解。"地方"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可以理解为一种在冲突和调和中民族国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抵抗。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讲述了"70后"一代的心灵史。小说由三个象征性的地方组成，分别是"返乡的路""故乡的大和堂""离乡的路"。"返乡"并不是在乡村和城市的对立框架中叙述，而是在人物与世界的关系中展开，"到世界去"是小说的关键词。主人公初平阳的"返乡"是想卖掉故乡的房子，凑够去耶路撒冷求学的费用;秦福小在弟弟之死的愧疚中"返乡";杨杰在全球资本市场贸易关系中衣锦"还乡";易长安在不断逃亡中"返乡"。尽管以不同的理由"返乡"，但是作者想要质问的是：当我们"返乡"时，我们返回的是什么，即建构地方性想象的目的何在？对作者来说，故乡尽管是不断遭遇过去的场所，但却不是哀悼和凭吊的地点。作者把故乡看作是不断变化和改造的地方，被笼罩在技术景观、媒体景观、金融景观之下，也生产着对世界的反抗。在《耶路撒冷》中，作者关于地方的叙述包括两个层面：个体回忆的描述和地方历史的追溯。个体回忆成为想象"共同体"的途径，分享着共同的情感和目标，建立起共同的情感认同。在地方历史的追溯中情感被动员起来。《耶路撒冷》在"返乡"视角下包裹着一个当代重要的问题，即拆迁。斜教堂、大和堂、慈云寺等组成故乡的核心地点，它们在中国的地方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故乡的地方性知识正是通过地点建立起来的。主人公们"返乡"的根本性动机是对这些地点的保护。易培卿坚决反对拆迁自己的房屋，建造旅游纪念馆，不仅是为了捍卫真理，还为了中国百姓的气节。大和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点而是故乡的精神象征，它是功能性的空间，在不断行医、救人、谋生中建立邻里间的情感联系。无论是建设旅游风光带，还是文化博物馆，都显示了全球文化资本对故乡的侵蚀。当大和堂陷人变卖危机时，与故乡的情感联结使秦福小、杨杰、易长安等人开始一场营救行动。他们对大和堂的依恋和营救象征着被情感认同动员起来的"地方主体"的抵抗。

逢增玉提出了鲁迅《故乡》中的"反故乡"④模式，即叙事人和故乡的诀别，瓦解了传统归乡叙事中的温情和眷恋，在启蒙的维度呈现对故乡的整体批评。21世纪文学"返乡"结构中的叙事人则在漂泊中寻找疗愈与庇护的场所。孙频《以鸟兽之名》通过山林、鸟兽、山民、故友、方言等元素打开了"返乡"的自然维度。在《以鸟兽之名》中，故乡被分解为山林和平原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分别代表传统和现代。故乡的"地方性"扮演着重要角色，并通过山地这一独特空间展现。土豆是山民一年四季的主要食物，是一种重要的地方文化符号。麝、獾、狼、花豹、野猪是阳山关常见的动物，这些动物与自然节气的相处代表着"地方"独特的自然之道。方言不仅是山民最明显的表征，同时也记载着阳山关的气候、地域、历史文化。《骑白马者》中从都市返乡的叙事者以"寻找"之名，重新建立自己与故乡的联系。叙述人从大山迁移到平原再到都市，可以视为社会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叙述人的"返乡"始终伴随着一种骑行状态，反复穿梭于山林之间，骑行成为一种不断行走和发现的视角。废墟、荒园、护林员、养蜂人、故友勾连起叙述人关于故乡的新与旧的发现。叙述人在骑行中对于"地方"自然的发现，暗示了对人、物、自然关系的反思。在《天物墟》中，叙述人为了安葬父亲的骨灰而"返乡"。寻找安葬位置的过程，伴随着叙述人对故乡"风景之发现"。故乡之新风景，即对于文物商品的疯狂。夜晚的"鬼市"代表"地方"文物的生产与流通。但是什么改变了乡村对于"物"的理解？老元把"物"看作是一个有性格、会生长之物。叙述人把玉壁当作"我"和父亲之间的情感载体。在温情和坚守中，"物"既是历史与文化的负载者，也是人类情感延续的体现。孙频小说中的"返乡"始终处理的是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