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叙事面临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进入21世纪，数字化、智能化和城市化成为时代主潮，这给农村发展带来很多新问题和新选择。社会学者关注乡村振兴、经济发展、教育改善、环境治理等不同领域的现实问题。作家对农民的生存状态、心理图谱、情感迁移、精神境遇和乡村文化伦理更感兴趣，尤其是微观的、个体的、可感而不可见的时代影像，成为文学观察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有效视角。

21世纪的乡土文化转型表现：一是互联网改变了农民日常娱乐、购物、营销和交往方式;二是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带来了农业人口大量流失，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被流动性取代;三是乡村文化生活变迁加剧，民间伦理的自洽性和稳定性不断瓦解。在此背景下，乡土叙事呈现出新特质，主要表现在：一是突破村庄史和家族史框架，细化个人生命史和心灵史;二是思考乡村伦理深层裂变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探寻发展方向;三是走出宏大叙事惯性，在时代的细微动态中观察透视人性深度;四是尝试在城乡二维文化坐标上重构民间版图;五是寻求乡村主题写作的时代性、现实性与艺术性平衡。

一、传统乡土叙事的现代性拓展

21世纪以来，乡土文学的影响力不断弱化。首先，从阅读接受角度，无论是乡村正在经历的内部重组和生态重塑，还是猎奇式的民间秘史、诗与远方的浪漫抒情，都很难吸引更多读者关注。其次，从作家创作角度，近年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主题写作大量涌现，但大都依赖主流媒体推介。基于现实批判和历史反思的传统乡土叙事，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有所突破的作品不多。前几年构成热点话题的乡土非虚构，在社会学视野中关注度更高，其热议往往并不聚焦其文学价值。分析乡土文学缘何式微，除文学整体上受到短视频、手机游戏等冲击之外，主要还存在以下原因：一是大部分年轻作家对农村生活缺乏真正的深度体验和深厚情感;二是农村现实问题很多，但是新的文学发现很少;三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景观和乡村生活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四是网络小说和都市情感故事更契合快餐文化时代需求，传统乡土文学正在不断失去读者。

如果采用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大数据统计，全面梳理乡土文学发展现状，包括地域特点、题材倾向、农民形象和作家身份等，会发现很多共性话题，诸如，地域性和民间性依然是乡土叙事的显性特征，历史性和现实性则对应土地流转与人群迁移，生命哲学和文化伦理提供了日常生活叙事的纵深背景等。后乡土时代，农村生活、农民身份和乡村景观同步网络化。短视频的快速发展既为农民提供了新的营销手段和娱乐方式，也为城市人群打造了观览乡村的舞台效应。而文学叙事显然并没有跟上时代节奏，很多作品对农村面临的由外而内的变动缺少足够深刻的思考和表现，缺少对新乡土文化形态、文化结构和文化路径的深度考察。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互联网、数字化和智能技术不断推进，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和生存样态的重大变革。乡土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是城市化的历史镜像，也是现代人永远的心灵景观和情感寄托。如何书写乡村日常、民间文化、乡土变迁、大地诗意、后现代乡愁，甚至元宇宙与乡村未来，有很多话题值得探讨。

近两年，乡土小说重要的收获有胡学文的《有生》和罗伟章的《谁在敲门》。这两部长篇小说为当代乡土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形态和审美样态。胡学文和罗伟章都出生于1967年，"60后"作家的乡土情感体验和乡村生活记忆是复杂的。有论者把这两部长篇小说称作中国版《百年孤独》和乡土版《红楼梦》。这里面隐含着中与西、乡土与城市的深层对话关系。如果放在乡土中国历史和当代文化伦理视野中，两部小说复杂的乡土意识显然值得反复考量。《有生》中的"接生"和《谁在敲门》中的"葬礼"，作为生命的起点和终点，不仅仅是现实层面的生死白描，同时具有超越现实的文化象征意义：祖奶和父亲，作为乡土伦理的绳结和精神纽带，构成了传统社会秩序的内在基础。《有生》追踪生生不息，勾勒出传统乡村强大的民间活力。《谁在敲门》敲响生死之门，隐喻了现代乡村转型的外在动力。"不是以支配人类行为的法则来寻求关于人类的解释，也不是把人类行为消解为其所基于的结构中，而是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不是试图预测人类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的意义。"①胡学文和罗伟章选择的出发点不同，路径也有差异，但是殊途同归，两位作家思考的重心和关注的焦点都是紧紧抓住人，抓住时代与人心的动荡。就此而言，两部作品各有突破之处，两位作家既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又有独立的思想追求，而且都擅长讲故事，同时又有着小说艺术探索的高度自觉。两部长篇小说因此具有了丰饶的艺术魅力和厚重的史诗品格。

《有生》的立足点是人。小说通过乡村事物、家族历史、个人命运的讲述，揭示了现代意义上生命世界的宽度。"中国文化的根脉在乡村，至少是最发达的一支。现代化的冲击，乡土文化萎缩，甚至崩塌、消失，痛惜哀叹或冷漠无视，乡土文化在告别曾经的辉煌，几乎不可逆转。""我写的是生和活，生是开端，活是过程。"②通过文字为土地招魂，复活正在土崩瓦解的传统乡土文化，胡学文敏感地发现了乡土文化的新鲜萌芽。"复活"有双重含义：一是以文字为之赋形，二是以现代性尺度观照和发现文化再生之源，这是他对乡村现代化的敏锐思考和独到眼光。《有生》把生与活分置，重返"生"的内核，探究"有"的哲学，站在"有"这个出发点去写"生"，从而构成土地、历史、现实和生命的四维集成。小说不仅写出了乡村生活史和民间文化史，而且写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生命哲学史。在乡土文化被都市生活方式和互联网技术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民间绵延的文化根底显然意义深远。社会转型改变了乡村政治经济生态，家族流散改变了乡村地缘结构和民间力量消长，现代化进程加速了乡村文化伦理裂变，而乡土世界的生死依旧沉重。作家立足人本主义基础上的生活创造是对传统生命意识的现代转化。《有生》写家族聚散笔力千钧，写时代浮沉收放自如。这部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根系里生长出来的长篇小说因此避免了两个误区：一是过度渲染风土习俗作为奇幻景观，二是以漫延的日常性消解可能的思想深度。从文学史层面看，《有生》依然是鲁迅现代乡土启蒙的延续，其现代性拓展主要体现在对生命和存在的深度理解。《谁在敲门》的立足点是人性。小说以父亲的生日、生病、去世和葬礼为主线，以家族成员面对城乡变迁的种种表现为辅线，揭示乡村变迁、情感冲突和伦理困境。以"门"为题的小说不少，夏目漱石的《门》隐喻个人与社会的隔绝;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象征善与恶、生与死的分割;《谁在敲门》中的门是家门，是生死之门，也是时代之门。许家几代人在时代大潮中处境不同、表现各异，罗伟章捕捉到大时代细微的情绪起伏和轻微的晕眩感，不是波澜壮阔，而是暗流涌动。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始于外部冲击，完成于自身结构重置。父亲的葬礼标志着一个家族走向分崩离析，旧的文化从内部解体，父亲灵前的种种闹剧消解了悲剧感。传统习俗的袅袅余音里，缓慢回荡告别和背叛的声音。对于罗伟章来说，故乡是生命成形的地方，也是他出发的地方，很多东西都是深埋在骨血里的。罗伟章对故乡怀有深刻情感，因而思之甚深，忧之更切。这部小说有很多关键词，诸如城市、乡村、文化、伦理、家族、人性、亲情、生存、故乡、离散、欲望、孤独、焦虑、疾病、死亡等。这些关键词串联起来，大体可以看作我们这个时代大众生存状况和社会情绪的总概括。如果把回龙镇看成是一个缩影，一个微型舞台，《谁在敲门》则是这一舞台正在上演的传统乡村世界和乡土伦理的一曲挽歌。如果说胡学文的历史回望是对乡土文化的重新审视，罗伟章的现实关怀则是乡村走向现代社会的路径探究。

梳理当代乡土小说可以看到三大主要叙事类型。首先，革命史视角下的家国史、村庄史、家族史，以及现实性视角下的乡村日常生活、农民身份困扰、乡土文化变迁，形成了现实主义乡土叙事的重要脉络。陈忠实、贾平凹、李佩甫等作家的创作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建构可做同步考察。其次，现代乡愁视角下的诗意乡土、精神家园、田园牧歌，形成了浪漫主义乡土抒情小说传统。史铁生、张炜、张承志、迟子建等作家带给读者的是乡村世界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精神根系，是栖居在大地之上的诗意之魂。再次，部分作家延续先锋写作传统。莫言、阎连科、吕新、王方晨等人的乡土写作带有福克纳、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的鲜明烙印，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隐喻表达。写作者讲述时代生活的角度和方式很多，立场也差异巨大，无论侧重写实还是抒情，真正透过芜杂表象写出生活本质，需要作家的理性和真诚，即思想能力和共情能力。

二、重大主题创作的平衡性追求

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主题写作，是我们考察乡土中国现代转型以及农村现实状况的有效路径，也是探究乡土文学新变的重要视角。当下的重大主题写作还存在一些局限：一是写作者对农村生活不熟悉，对农村问题复杂性认知不深人，只描述表面变化，没有写出有灵魂的、真实的乡村世界;二是人物塑造不够饱满立体，模式化倾向比较普遍;三是过度迎合主旋律，有些写作看起来像新闻报道、工作简报和材料堆砌，艺术性较差。对写作者来说，既能够写出真实的时代潮流趋向，又能够突破身在其中的思维和视野局限，给出对社会发展的超越性认知和整体性判断，且具有较高的艺术表现力，无疑是很严峻的考验。

重大主题写作包括虚构和非虚构写作两大类。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田野调查都是重要路径，尤其是非虚构主题写作，作家往往通过扶贫村挂职、实地走访、体验生活、回老家会友、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等方式，了解所写乡镇村庄，形成比较扎实的数据支撑，以及人物和故事原型。"无论聚焦新农村变化还是挖掘乡土传统，新时代乡土文学都在现实与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双重变奏中，不断丰富内容构成，增强主题的厚重感。文学通过对广袤乡土的观照，打开了自身视野和格局，超越感性的个体经验，将家园、家国、责任、理想与现实人生联系到一起，体现出命运相牵、甘苦与共的担当。当下乡土关联着历史，又向未来敞开;乡土作为理解中国的重要视角，更是在向世界讲述生动的中国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乡土文学在今天蕴含着丰富的故事资源和思想能量。"①写作者选择主题写作的初衷不尽相同：一是对时代的主动回应，二是对乡村的现实关切，三是受邀有明确方向的创作。无论出于何种心理，真正写出当代乡村的深层变革，写出活的乡村灵魂，都应成为写作者的共同追求。

近年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主题写作的代表性作品有：罗伟章的《凉山叙事》、鲁顺民和陈克海的《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陈涛的《在群山之间》等。这些作品侧重点不同，反映现实的深广度也有差异，总体上可以作为观察主题写作的有效样本。其叙事范式主要包括几下几种：一是以扶贫工作为主线，聚焦基层矛盾冲突;二是侧重贫困地区今昔对比，聚焦少数民族文化生活变迁;三是突出历史文献与民俗学档案，兼及边地人文地理图志。它们能够立足时代，植根生活，饱含个人情感，对现实问题有深人思考，艺术上也多有鲜明的审美个性。

回溯百年乡土文学发展史，山东作家创作成就突出。当代山东作家的乡土意识和乡土情感中包含着文化启蒙要求、乡土文化理想，以及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这双重情感立场交织在一起，既表现为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心理认同，也表现为历史反思、现实反思和文化反思。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大地情怀，赵德发的乡村现实主义与土地情结，尤凤伟的新历史主义与国族叙事，王方晨的乡野先锋，张继的乡村爱情，刘玉栋的乡土抒情，魏思孝的后乡土写作，贯穿新时期以来中国乡土文学发展主线。几代山东作家写下的乡土中国历史与现实，为当代乡土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文本。

这里仅以赵德发《经山海》和王方晨《大地之上》为例，考察新农村主题创作的两种不同路径。两位山东作家都有由乡人城的经历，对乡村生活和乡土文化有着共通的体认和理解。首先，两部小说以乡村振兴为主线，在现实书写层面，设定了相近的人文地理特征：楷坡邻海、香庄傍河、民风淳朴。而且面临合村并居和发展经济的时代要求，都遇到了一系列冲突及纠纷。其次，两部小说在符号书写层面，都有意挖掘现实秩序之上的文化内核。楷树和神石作为具有超越性的文化符码，代表了乡土文化深层的心理积淀。两部作品在艺术风格上，表现为不同的审美追求：《经山海》重写实，《大地之上》偏诗意。就女性形象而言，吴小蒿作为大学生村官，充满理想主义，在现实的锤炼中不断成熟;二毛是典型的民间女子，倔强妖娆，在生活的伤害中始终坚持自己的个性。对于留守乡村的农民来说，他们更关心土地流转、教育投人、医疗保障、收人水平、娱乐方式、养老保险等。从这个角度看，主题写作更接近农民关心的问题，前提是能够反映农民真实生活状况及乡村生态。或者说，重大主题写作作为时代的表征，既可以用来观察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些"三农"问题的历史发展轨迹，也可以用来考察写作者群体本身的思想发展轨迹。

赵德发的《经山海》被改编成电视剧，成为当代新农村建设艺术表达的重要样本。"经山海"提供的乡村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社会景观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吴小蒿这个人物形象是为时代量身打造的，也是由时代洪流塑造的。吴小蒿分管过安全、环卫、拆迁，致力于引进"深海一号"、申遗、复植楷树、建渔业博物馆，这与她大学学习的历史文化专业有关。从"鳃岛"、楷坡，到山海、世界，不断衰落的农耕文明与不断扩张的城市文明相对照，使小说看起来更像是一部文化忧思录。赵德发是一位有着忧患意识的作家，《经山海》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乡村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既有情感的投人，也有思想的深化。虽是主题先行，小说并没有局限于浮光掠影地勾画农村变革表象，而是以真实、真诚、真切的表达，追求人物的生长性、生活的丰富性和叙事的艺术性。在各种现实矛盾之外，小说还有一条线索是文化地理图志，即把乡村文化看成是人类大历史的一部分，是社会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掘其超越时代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