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到共情

儿童小说以表现儿童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情状为创作核心。儿童世界在儿童小说中具有核心地位。儿童在小说中被看作是具有独立价值，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区别于成人的完整个体。新时期以来，随着"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及儿童文学观在理论界、创作界的不断深人，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质也不断得到强化。由于儿童世界在儿童小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凸显其特点，在该类小说中成人世界成为儿童世界的参照，而这种参照往往将两个世界对立起来。

有女性主义理论家注意到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背后所隐含的传统父权制的思考习惯："如果我们阅读或者说话，同一条思路或二元关系会一直引导我们穿越文学、哲学、批评数百年的再现和反思……难道文字中心论（L。g。centrism）的主体-所有的概念、符号和价值-其实是一种二元系统，与男人/女人"这"对关系相关联……等级组织让所有概念体制都屈从于男人。"①虽然"儿童文学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强调一组对立的关系-儿童与成人"，②但这种对立关系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尖锐，如曹文轩的《红枣儿》中小婷婷的诚实、善良与叔叔的狡诈、欺骗，《静静的水，清清的水》中鸭宝的纯洁、率直和卖假药的爸爸的龌龊、卑鄙，常新港的《独船》中石牙的叛逆和父亲的专制等。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呈现出与上述作品不尽相同的图景。本文着重探讨新时期以来女作家创作的儿童小说中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连续统一体"，③并试图揭示其映射出的作家心态，以及这种关系对中国儿童文学文类划分的影响。

一、成人与儿童的双向启蒙：《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的诗意启蒙

20世纪80年代初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风尚席卷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新启蒙思潮作为继五四启蒙思潮之后的又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虽然以其"反抗封建，高举人性"的思想宗旨为新时期的文坛注人了新活力，但其"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框限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话语层面的影响之外，它还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深深影响了80年代的文学观。为了完成"反专制"、追求西方现代性的表述，"新启蒙主义"以"文革"这个否定性的"他者"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④这在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班主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情节涉及师生关系及儿童成长问题，这部小说也常被看作是儿童小说。小说中谢惠敏和班主任分别代表受"左倾"思想毒害的青年一代和渴望为新一代灌输新思想、疾呼"救救孩子"的启蒙者。两者在思想和行为上剧烈的对比和冲突指向专制与自由、蒙昧与文明、进步与落后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下的表征。如果说《班主任》以和《狂人日记》相同的结尾表现出成人对儿童应负起的教育责任，希望他们"从此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①那么这种自上而下的启蒙在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中已发生了逆转。小说中的"我"是一名教师。"我"的学生章杰酷爱雕刻，为此甚至不参加集体活动。除此之外，章杰还经常发表与众不同的看法，显得有些"鹤立鸡群"。深受集体主义教育观念影响的"我"最初无法理解章杰的言行，但在与章杰父亲的一番长谈之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可以说，章杰和其父亲的行为和言语对"我"产生了触动，帮助"我"完成了在教育理念和教师作用方面的启蒙。无论是《班主任》中班主任对谢惠敏的"拯救"，还是《我要我的雕刻刀》中章杰对"我"的"抗议"，这种影响都是单向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地位在小说中一目了然。但如果将目光聚焦于这一时期女作家创作的儿童小说，我们便会发现其中成人与儿童关系的不同。

张洁的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发表于1978年。小说主要讲述了伐木工人之子孙长宁在被下放劳改的音乐家梁启明的耐心教导下，音乐天赋被发掘，最终被音乐学院录取的故事。既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启蒙自然是小说的核心主题。有学者曾这样评价小说的启蒙主题："这篇小说试图显示一条面对文化蒙昧情势的、不同于理智启蒙或情感启蒙的诗意启蒙道路。诗意启蒙，简单来讲就是以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体验去传达理性意图，即凭借艺术的审美体验而使蒙昧的心灵获得解放。与理智启蒙突出理智觉醒、道德启蒙强调道德责任、情感启蒙重视情绪感染不同，诗意启蒙要求启蒙意图必须寓于艺术形象之中，并始终不离艺术形象体验。"②小说中的诗意启蒙不仅体现在音乐这一给人以审美体验的艺术形式上，更重要的是，音乐是沟通梁启明和孙长宁的桥梁，是音乐让他们跨越代沟，彼此间有了共鸣。这种近乎理想的相互促进的长幼关系让启蒙具有了浪漫化的诗意。在谁是启蒙者谁是被启蒙者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这个只和鸟的鸣啼、伐木工人的呼喊声打交道的孩子迫切需要被启蒙。启蒙者是谁？即是因为走"文艺黑线专政"而被下放到森林里的梁启明"。③这种判断当然是合理的。因为，不论从两者的年龄差距还是受教育程度，或整篇小说的价值立场来看，梁启明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此时的梁启明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处于低谷，小说中的"癌症"一语双关。梁启明虽不是愚昧之人，但对生活已然失去了希望。在偶然间发现孙长宁的音乐天赋后，梁启明又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梁启明的笛声让孙长宁丢掉了孩子的蒙昧，"自小在大自然里感受到的，那片混沌、模糊、不成形的音响，却找到了明晰的形象。在这许多热情、粗犷的听众里，却只对孙长宁成为一种必然，仿佛他久已等待着这片笛声"。④而孙长宁的陪伴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梁启明的伤痛，让他找回了孩童般单纯无忧的快乐，"有时，为了使孙长宁欢喜，梁老师听任和迁就着他喜爱的这个孩子，仿佛他自己变成了一个比他还小的孩子，老孩子"。⑤

同时，远离政治动荡的自然林区以及大自然馈赠的想象力也赋予孙长宁非凡的天赋。这天赋令梁启明欣慰，"许多简单而淳朴的旋律，并不经过什么构思，却不断地、随便地从他的口哨里流泻出来"。⑥同时，淳朴勤劳的伐木工人和孙长宁也让梁启明真正深人生活中，并激发出他创作的灵感，"演奏常常是即兴的东西，伐木工人们往往从那动人的旋律里听到他们自己平时随随便便哼唱过的家乡小调，他们好像在这笛声中遇见了自己熟识的朋友，快乐而亲昵"。①

启蒙的本意是照亮黑暗，如果说梁启明用音乐照亮了孙长宁未来的道路，那么孙长宁则用善良和天赋点燃了梁启明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们不仅像"磁石似的互相吸引着，形影不离"，②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彼此靠近，在严峻的环境里，给予彼此光明和希望。

二、回望与展望：镜像关系中的自我审视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在审美取向和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抒情倾向，与同时代的作品存在明显差异。这或许与女性作者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虽然是男性，但他们之间的等级关系是相对平等的互助互惠关系。卡罗尔吉利根在《不同的声音一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中曾指出∶"从男女幻想与思考的主题得出的等级制和网络意象表达出构建关系的不同方式……根据妇女自己的关系意象来重新解释他们的体验不仅澄清了这种体验，也为人类的联系提供了非等级制的视角……当它们转变为网络意象之后，便把不平等的秩序变成相互联系的结构。"③梁启明和孙长宁之间双向启蒙的网络关系便是作家女性思维在作品中的体现。

这一网络意象在之后的女作家儿童小说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以16岁的高中女生安然为中心人物，勾连组织起她的人际网络。小说围绕安然的红衬衫和竞选三好学生等事件，着重表现了安然与周围成年人的关系。这些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安然与母亲和班主任韦婉的关系、安然与姐姐安静的关系。在人物功能上，母亲与韦婉属于同一类角色，她们与安然的思想观念有着天壤之别，所以两者的冲突十分激烈。以安然与韦婉的关系为例，韦豌是安然的班主任，安然穿了一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款式在当时十分时髦前卫，韦婉便如临大敌，把这视为安然的一大缺点，因此使得安然屡次竞争三好学生落选。新时期初期，许多人还未从僵化教条的"左倾"思想中完全解放。韦婉是守旧派，思想古板，行为专制，而安然则是那个时代新思想、新风气的象征。处于花季的她，个性张扬、思想独立，从内到外散发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朝气。韦婉和安然两人一老一少，一旧一新。她们之间的矛盾是代际冲突，无法调和。相比之下，安然与"我"的关系则更为微妙。

小说开篇便展现出了安然与姐姐"我"之间的亲密融洽。两人在街上边逛边聊，几乎无所不谈。"我喜欢她超过喜欢我的父母，就像她喜欢我那样。"④尽管安静想要满足安然的所有要求，但在是否让安然继续穿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这一问题上，安静犹豫了。"她（安静）对安然怀抱着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她很欣赏喜爱安然身上表现出的那种精神风貌，那种个性气质，另一方面她又希望安然能改变自己，能抛弃那些令她欣赏喜爱的东西。"⑤安静这种矛盾的心态与她本人年龄和经历不无关系。首先，小说多次提及安然的言行举止让"我"不自觉地反思动荡时期的思想潮流和社会风尚，由此可知，安静在内心深处是认可安然的做法的。其次，安静是一个刚进入社会不久的文学编辑，仍旧是个爱幻想的年轻女孩，她的思绪常常像"一头精力充沛的小鹿，灵妙、敏捷地突奔、跳跃，不受拘束、无遮无拦地四处冲撞"。⑥她能从"苔丝德梦娜想到烧茄子，能从百褶裙想到萨特的存在主义"，⑦从日常事物联想到艺术、政治或者自己过往的经历，这既是年轻女孩的普遍心态，同时也反映出安静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活泼大胆的安然恰恰为安静沉闷单调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和生气。因此，安静对安然的做法不仅仅是认可，甚至是鼓励和赞许的。然而，即便是安静这样的年轻女孩，也深知以韦婉为代表的顽固分子思想僵化程度之深，不会轻易改变，更何况她掌握着三好学生的名额，这对安然来说至关重要。安静为此违心地将韦婉写的"甩膀子"诗刊出，还奉送了内部电影票来拉拢韦婉。安静的做法既是出于对妹妹的爱护，也是一种社会化的举动。因为，当一种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时，其他与此相异的观念只有妥协和退让。如果说上班前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是安静儿童化和自然性的表现，那么违背自己意愿主动与韦婉拉近距离，则是成人化和社会性的体现。在生理上，安静已然是完全的成人，而在心理上她则处于过渡阶段。

这种处于中间状态的成年人形象在同时期的许多女作家儿童小说中时常出现。陈丹燕的《青春的谜底》中的曾惠出于调查学生中"金剑党"的目的，假扮成高中生在中学里学习生活。这无疑给了曾惠一次重返青春的机会。小说中的曾惠虽然有着不短的工作经历，但与学校的其他领导老师有着本质的不同。与韦婉相似，学校的其他领导在听说"金剑党"后，都本能地将它与社会上的非法组织联系起来，想要防患于未然，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而曾惠从一开始就抱着期待和兴奋心情进入角色。当曾惠经过女中的田径场时，"那十六七岁女孩子才有的高亢而快活的尖叫声像利刃一样划开曾惠十年沉寂的、十分疲劳的心，早已忘记的鲜活和叫喊的欲望喷薄而出，使曾惠不禁微笑起来"。①在与庄庆等女中学生的相处中，曾惠多次被她们身上的青春朝气和内心的细腻敏感所触动，感觉庄庆就好像是曾经的自己，"曾惠看着庄庆，心里涌出一阵阵亲切，像看见自己的旧照片"。②而正是曾惠对庄庆天然的亲近与喜爱，令她在想起"金剑党"时感到心痛，甚至希望庄庆与此事无关。

但无论曾惠的外表和内心怎样年轻，她毕竟是已婚的成年女性，职位晋升和婚姻生活对她的吸引力不可低估：因为想要尽早破案，争取进修的机会，曾惠牺牲了周末和丈夫团聚的时间。当丈夫浑厚的声音以及"香烟气味掺杂着他独有的男人气味亲切扑来"时，"曾惠脊背上立刻掠过一阵渴望。靠在丈夫的臂膀上对曾惠来说是最放松最愉快的时刻，靠在那儿安安静静看一本好书，吃零食，对曾惠来说是一种理想"。③生理和心理上对伴侣的双重渴求暗示了曾惠与庄庆等人的不同。成年人的生活虽然时时蒙上灰尘和阴影，却能满足曾惠的现实需求。青春的时光虽然美好绚烂，却终究是昙花一现。正因怀着这种犹豫彷徨的心态，曾惠在撞见庄庆明媚的脸时，"感到有两个曾惠在身体里争吵，一个年轻，一个成熟……那个年轻的曾惠穿着永远的白衬衣向她暗示着她忘记了的秘密通道，能绕到这个阴谋后院，去看一眼后院裸露着的东西。一个成熟的曾惠怀着好不容易完成到新单位的第一件重要任务的欣喜、无以名状的惭愧和困惑不解"。④最终，实用主义战胜了理想主义，成熟的曾惠打败了年轻的曾惠。曾惠在获得庄庆们信任的同时背叛了她们，将"金剑党"一事告诉了校领导，揭开了青春的谜底。"金剑党"的终结不仅造成了庄庆们的青春之殇，也让残存在曾惠心底的美好走向消亡。在经历了短暂的时光倒流后，曾惠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如果说《青春的谜底》中曾惠在重新体验青春时光后彻底埋葬了青春，那么在张晓玲的《斐济的阳光》中，"我"则通过与侄女砚华的交流更加理解和走近少女的世界。小说中的"我"起初受砚华母亲之托来为砚华补习功课，在相处过程中砚华不断促使我回望过去，反思当下。作品中一段关于世界地图的描写颇具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