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的"读法"

浩然代表作在近年的集中再版是当下文坛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①这表明，自1978年的"浩然重评"现象至今，浩然的文学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他并没有真正离场。如何理解浩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难题。而遗憾的是，研究者大多以浩然为材料印证自己预设的观念，结果一次次落人站队式研究的模式。浩然被抽象为一个文学符号，成为不同知识立场缠绕的扭结点。作为曾经被树立为文学样板的"一个作家"，他的遭遇实则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文学研究的普遍问题。

面对浩然现象，无论是程光炜提出的整合"新时期文学视角"和"七十年代视角"，"从七十年代再出发"的方案，②还是贺桂梅寻找的"在"金光，或"魅影，之外谈论浩然的方式"，③无不提醒我们走出狭隘的历史观，走出新启蒙范式设置的文明和愚昧的冲突，"地上"和"地下"的对立，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中理解浩然以及70年代文学。受此启发，笔者试图通过引人"阅读史"的理论与方法，规避在"文学"内部无法调和的矛盾，转而以"阅读浩然"这一历史现象和社会行为作为研究的切人口。

阅读史是西方近30年来新兴的研究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关心书籍的生产、流通以及最终到读者手中的方式;其二是将阅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讨论阅读的方式和读者的心态;其三是分析阅读对于个体、社会和历史的影响"。④本文即试图以这些问题为导向，探讨浩然在70年代如何被阅读，以此勾勒支撑浩然作品广泛传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呈现70年代阅读史的复杂面向。

一、作为"地上文学"的浩然作品

1972年5月7日，叶圣陶在给叶至善的家书中写道："昨夜浩然来，谈了一小时许。《金光大道》中旬可出，印数惊人。"人文，和"北京人民，两家共印一百万册。有十三个省、市、区订了纸型，每地以十万计，即为一百三十万册。"⑤由此可见，《金光大道》仅初版的印数即可达230万册，整个70年代，《艳阳天》《金光大道》均是一再重印，其最终的发行数量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

笔者关心的是，这么大规模的图书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印制完成？这些书籍又如何到达全国的读者手中？这关系到对书籍制作、流通环节的考察，通常不在文学研究的视野内，却是阅读史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相对于书籍的内容，阅读史研究更关注书籍的物质形态。它不仅涉及传统文献学的范畴，还意味着把书籍的制作和流通看成社会分工的结果，设想了一套涵盖作者、出版人、印刷人、运输方、书商、读者的传播线路系统。①目前对70年代文学的研究，不论是情感还是理论上，重心都在挖掘反叛性的"地下阅读"和潜在写作，而往往以简单的价值判断的方式处理"地上文学"。其实，对于理解70年代的书籍传播线路系统而言，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地上文学"反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这一套体系如何运转，就隐藏在叶信"十三个省、市、区订了纸型"之说里。

通过《金光大道》初版本版权页可知，承担一版一印任务的印刷厂全部集中在北京。70年代的出版物种类不多，但政治学习材料以及类似的畅销文学作品印数极大，动辄以百万为计算单位。若只由北京供应全国，既不能适应需要，也会增加图书运输、发行的成本。这样，区域出版生产力与全国性的出版物需求以及图书发行的成本之间就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供需矛盾，国务院出版口1972年8月专门下发文件，推行跨地区租型，分区协作印制的办法。叶圣陶所讲的，正是出版史上这一特殊现象。

《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印刷早于出版口的文件，或许带有试验的成分。不久后，分区协作印制的政策在正式文件中被落实下来。图书取自中央出版单位出版的全国需求量很大的部分图书，北京之外，另设上海、山东为印刷点，并将全国分为8个"协作印制区"，每个区推出一个省负责与中央出版单位联络，召集本区的印制计划。供型书目发出前，中央的出版单位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商定每种书的印数，再分配到其他印制区。文件要求分区协作印制的数量要除去北京发行所的分配数，即印制北京发行所供应不足的那一部分。②

为了标示"身份"，记录版本时，租型印制图书的版次按照原出版者的记载，记载原出版者和重印者的名称，如"1972年5月北京第1版/1972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这种版本的印刷时间并不统一，且略晚于一版一印本。据笔者查阅的版本，山西、四川完成于7月，辽宁、安徽在8月，河南在9月。《金光大道》第一部出版后，"各省出版社租型印刷都供不应求"，③想来各省读者接触的多是此类本子。中央供版、地方租型、协作印制，实质上是通过中央出版社让渡部分版权的方式，实现了国家行政权力对印刷生产力的调度。

印刷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便要考虑如何把书籍从印刷厂运送到书店，进而送交到读者尤其是工农兵读者手上。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普通读者的阅读记录，这些隐藏在各类回忆性文章中的"边角料"，因为可以揭示接触书籍的情境，反而变成了具有研究价值的材料。

在笔者梳理相关材料时，两位边疆小读者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位蒋晓华70年代生活在"新疆兵团农四师六十五团场最偏远的八连，图书这种资源十分匮乏，找书十分困难"。他在团部住校的姐姐每周六从学校图书室借阅小说带回家，周日下午带回去。他凭借这种方式，在小学和初中时期阅读了包括浩然作品在内的许多流行小说。④而另一位小读者潘小松少年时期"在闽北的一个前线小岛上随父亲过着军营生活"，小岛上有一家公社一级的新华书店，当时公开出售的只有《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为数不多的文学书籍，他因此对阅读浩然记忆深刻。①从北国边疆到前线小岛，从学校图书馆到公社书店，这种散点式的阅读个案并发，显然不是遵循西方世界"书商"的商业法则，而体现着一套依托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发行体系在井然有序地运作。

在当代中国的书籍传播线路系统中，发行方新华书店始终是一个固定项。1958年，除保留极少的外文书店、古旧书店外，私营书店全部并人新华书店。为了扩大农村的发行网络，根据当时的文化部与供销合作总社1956年的联合指示，新华书店依靠基层供销社和部分零售点进行图书发行工作，最终形成了"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渠道，以供销社书刊门市部为支渠道"②的全国图书发行网络。"文革"期间，发行工作以工农兵读者为重点服务对象，工作重心由此向农村和边疆倾斜，并通过全国供销社合作售书点拓宽发行渠道。

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当时的交通网络又远不如现在健全，即使出版口指示印刷分配数量适当照顾边远地区，但在一个"协作区"内部，如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以及跨度更大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图书发行难度依然很大。汽车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把图书从乌鲁木齐运到南疆和田地区，边疆、沿海地区还有骆驼驮运、帆船运输的方式，西藏曲水县书店的两名工作人员则是轮流骑马下乡卖书。即使地处沙漠边缘的巴伦别立公社供销社，书店亦可以做到备有图书七八十种。③通过国家权力的毛细血管，"地上文学"得以渗透到最基层的读者手中。在此意义上，读者所面对的书籍，便不单纯是作为审美对象的文本，更是一套被建构起来的文化秩序。

除了书籍形态的传播之外，《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小说被改编为电影公开上映。根据浩然作品改编的连环画达百余种之多。《艳阳天》则被改编为评剧、话剧、京剧、黄梅戏、眉户剧、吕剧、锡剧等多种艺术形式。④浩然作品为其他艺术形式提供了底本，相应的改编也扩大了阅读行为的范畴。在诸多外溢的文本形式中，笔者拟对电台的小说连播略做梳理。

"小说连续广播"是中央广播电台的经典栏目，在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和经典化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节目在1966年后一度中断，1974年重新开播，1977年的节目时间表显示，栏目的播出时间固定在每天12：30—12：50。⑤据《建国以来全国电台〈小说连播）节目录制重点书目汇总表》记录，《艳阳天》集数为100，制作台有中央台、天津台、鞍山台;《金光大道》集数为70，制作台有中央台、黑龙江台、鞍山台。这两部前面都用符号△标记，代表这是70年代受欢迎的节目。⑥

鞍山广播电台于1972年首先恢复了"评书连播"的录制生产和广播，录制者系艺术家杨田荣。不过，由于电台覆盖范围的影响，传播度最广的并非鞍山台，而是曹灿在中央广播电视台播讲的节目。曹灿的风格以朗诵加评述为主，声音条件优越，擅长对人物性格的创造和对外部环境声音的模仿，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收听《艳阳天》也是李敬泽对70年代的一个特殊记忆。"每一句中宣喻式的煞有介事的起始重音和暗示性的拖音，在庄重和引逗之间滑行。"曹灿的男中音给他留下了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至今翻出一页《艳阳天》，我仍能在内心按照曹灿的语调诵读，我认为，那就是浩然本人的声音，奇怪地混杂着造作与生动"。⑦

书面阅读以阅读者的意愿和能力为先决条件，但是没有人能够拒绝声音。彼时的乡村，"各个大队都有广播喇叭，家家户户都有小喇叭"，⑧农村广播网的建立和普及赋予"声音"以政治的意义。每当公共高音喇叭响起，不论听众意愿如何，都在客观上被纳人读者群中。这种方式也使得浩然及其作品在70年代家喻户晓，沉淀为无数普通人生命中的一段记忆。出身、年龄、地域、教育程度、文学趣味千差万别的普通读者共同组成了浩然作品的接受主体。因此，浩然作品是在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中留下刻痕的社会性文本，"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这个圈子里打转，很少关注圈子之外普通读者的反应"的"内循环式研究"①显然不足以应对它所蕴含的问题。

二、"教材型"读法一如何组织与引导"阅读"

70年代书籍传播线路系统的政治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在本质主义的判断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如何引导阅读、个人读者如何接受当时的文学作品等问题，依然有待于学理性的讨论。《金光大道》出版、《艳阳天》《金光大道》被改编为电影在全国上映后，"阶级斗争教育的生动教材"②"农村基层干部的好榜样"③等类似字样直接被用作文章的标题。"教材"作为一个关键词，引导出阅读浩然时"教材型"读法的规范。

作为"政治教材"，传播浩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基层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据报道，北京市亦庄管理区在1972年底开始启动讲革命故事的活动。他们选择《艳阳天》等十几部长篇小说和浩然的《新媳妇》等十几个短篇故事，"利用管理区广播站，每天占用半小时广播时间，向全管理区一万零一百多口人播讲革命故事"。④这种做法被《人民日报》树立为"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的先进事迹。

在先进事迹的示范作用下，浩然作品的教育作用在公开的材料中被放大，小说中的人物事迹在基层治理中被转换为现实社员的行为规范。黄社章是湖南秦家坳生产队的图书管理员，针对队上弃农经商、搞副业单干、蚕食集体土地、损公利私等资本主义倾向，他向社员推荐《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图书，帮助基层党支部克服了这种不良倾向。⑤黑龙江某奶牛场大队里有个干部主张高价售出剩余的谷草，文艺评论骨干便给大家讲评萧长春拦车的故事，以此实现对干部的社会主义教育。⑥类似的阅读个案只有在文化工作向农村倾斜的时代，在将文学作品等同于现实生活指南的时代，才有可能以这种方式进入公众的视野。

1972年前后，部分公共图书馆开始恢复活动，提供借阅或开架阅览。囿于当时的出版环境，可供公共图书馆采购选择的书目很少，于是只得加大每种图书的采购量，由此造成了购书品种稀少而复本极高的现象。因此，《艳阳天》《金光大道》在各级别图书馆都有极高的馆藏复本。据查，成都市图书馆、天津市河西区图书馆复本量均在100册以上。⑦即使是公社一级的图书馆，如苏家屯区陈相公社图书馆，复本也可达二十几册。⑧重新开放的图书馆构成了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的公共空间，大量的馆藏则保证了浩然作品的可得性。余华的文学阅读便是在这样一个小环境中展开：1973年海盐县图书馆重新开放，余华在父亲和哥哥的帮助下得到一张借书证，自称"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他所举篇目中，便包括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①

公共图书馆除了供给书籍，还通过开展读者座谈会、作家交流会等形式组织、引导读者的阅读。当时的北京市延庆县文化馆（1974年恢复，1975年建县图书馆）曾陆续邀请包括浩然在内的文化名人为文艺爱好者讲课36次。②黄石市图书馆在70年代还为小说《艳阳天》《沸腾的群山》等举办了读者座谈会，为《冷月英》《鲁迅杂文》《金光大道》等组织了读书辅导活动，并有专题讲座等录音报告会。③长春市图书馆于1973年2月、1974年5月分别组织《金光大道》小说报告会和《艳阳天》小说报告会。④公共图书馆作为一条重要的阅读渠道，它们的活动为读者以"教材型"阅读浩然作品提供了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