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艺复兴"的伪命题、真问题和唯"新"主义

"东北文化复兴"的口号或概念是2003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衍生品，本质上是深化东北经济改革的产物。张福贵、邴正、逢增玉等学者也是从东北经济与东北文化互为依存、相互联动的宏观视角，阐述东北文化的特质、正负价值及其复兴路径。①田毅鹏、王星等学者则关注东北计划经济模式和重工业产业结构形成的独特社会文化，破解阻碍东北经济振兴的文化症结。②谷曼、吉国秀等学者则主张把东北抗联精神等优良文化遗产作为重振东北经济的文化资源。③或者说，"东北文化复兴"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命题，必须从东北社会现代转型与东北文化关系的角度做整体考量。"东北文化复兴"是整个东北复兴的综合呈现。正如李象群所指出的："我们向来是就工业谈工业、就经济谈经济，但始终走不出困境。如何走出？那就需要文化的介人。历史证明，文化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灵魂，当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意大利，它复兴了整个欧洲，因此文化的复兴可以使东北真正走出低迷。"④

众多学者在21世纪初已深人阐述了"东北文化复兴"的重要价值和具体路径，但作为"东北文化复兴"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北文艺复兴"引发集体关注则是近几年的事情。2019年11月30日，东北网络歌手董宝石在《吐槽大会》上，以调侃的方式提出"东北文艺复兴"的口号。后经媒体发酵，接连炮制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东北文学复兴四杰""东北野生文艺""东北民间哲学家"等众多概念。乐队"二手玫瑰"、脱口秀演员李雪琴、短视频博主"老四"等一时间成为"东北文艺复兴"的代表。尤其是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青年作家的崛起，以及由此产生的"新东北作家群"⑤的命名，更是让"东北文艺复兴"成为社会公共事件。诸多群体纷纷加人讨论"东北文艺复兴"的行列。一时间东北文艺似乎加持了"还魂大法"，瞬间激情四射、光芒万丈。但当我们理性审视这一现象时，难免会产生诸多疑问：东北文艺衰落了吗？东北文艺要复兴什么？怎样复兴？

事实上，百年东北新文艺虽有低潮但始终在场，也从未衰落。从此角度看，"东北文艺复兴"是个伪命题。但其中又涉及一些真问题：东北新文艺为何能持续保持生命力？有哪些内外因素在起作用？如何延续这些因素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力？解释清楚这些真问题，也就阐明了"东北文艺复兴"的背景、内容、路径和价值。

因此，本文把"东北文艺复兴"放在百年东北新文艺史中勘察，认为东北新文艺与中国和东北现代历史同生共存，尤其是每一次东北社会的现代转折都伴随着东北新文艺的崛起，且形成独特的文艺经验。自1949年以来，这种文艺经验呈现出更为显著的社会问题意识，以此构筑起东北新文艺的特质。这体现在横跨百年的"东北作家群"和"新东北作家群"写作的内在连续性上。当然，不能否认其中发生的"新变"，但"新变"并不意味着断裂和再造。在此意义上，以"复兴""新变""再崛起"等口号和概念来指称当下东北新文艺就难免陷人唯"新"主义的窠臼。或者说，"东北文艺复兴"指向的是现实，面对的是历史，落脚的是未来。

一、东北的三次现代转型与东北新文艺的四次崛起

1919年11月至1920年4月，《盛京时报》连载了东北现代作家穆儒丐的长篇小说《香粉夜叉》。小说在叙事主题和表述形式上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小说特征，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①姑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准确，从对小说的定位中可以得知，东北新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休戚相关。从此时期白杨社、启明学会、中华青年会等大量东北新文学社团的涌现，《新文化》《关外》《北国》《冰花》等新文学期刊的创立，以及穆儒丐、于成泽、杨晦等青年作家在五四文坛崭露头角中可见一斑。②此时期的东北新文学仍处于蓄势阶段，没有引发轰动效应，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同步同质，紧贴着启蒙话语，以想象现代中国为己任。例如，朱灵修的《娘啊，错疼了我了》讲述了青年冲破封建家庭，反抗包办婚姻的故事。虽然小说艺术水准不高，但无疑呼应了建构现代中国的集体诉求，必然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用。与此类似，赵鲜文的《金钱世界》、刘静遥的《大地主》③等小说都将反传统文化、建构现代人生作为叙事主题，围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现代话题展开。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东北新文学就是中国和东北社会现代转型的一个侧影。

东北新文艺的第一次崛起是在20世纪30年代，与中国反殖民的抗争历史相生相伴，显现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审美特征。萧红、萧军等东北青年作家正是在此时期凭借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坚定的抗争精神和充满地域风情的苦难书写，得到文学家和批评家的全力推介。学术界认为他们的作品以"全新的场景、新的人物、新的背景"，④"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⑤提供了新的写作经验。端木燕良甚至被誉为"第一位中国现代小说家"，⑥《科尔沁旗草原》被称为"当时最具实验性的中国小说"。⑦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也在"艺术的成就上和反映时代的浓度和阔度上，都逾越了我们一般的文学水准"。⑧骆宾基则被贴上"怪"和"出奇制胜"⑨的标签。这些东北青年作家的集体崛起和共同的审美倾向让他们呈现出作家群的面相，经由蓝海（田仲济）、高兰等人的不断阐述，最终进入文学史视野。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以"东北作家群"对其进行专章论述，且这一标准在多种中国新文学史中得以延续。可以说，30年代"东北作家群"是在与东北现代反殖民历史的对话中崛起的。除此之外，"东北作家群"文学对东北文化传统的美学转换，也使东北社会、东北人和东北精神得以示人。例如，对东北土匪、淘金客、垦荒者、挖参人形象的塑造，主张继承东北历史文化中的野性精神，重塑东北民间伦理，以及充分利用东北方言和口语，凸显东北地方意识等。时至今日，人们在谈论东北新文艺时，首先提及的仍然是"东北作家群"，因为他们首次将东北新文艺推向顶峰。

东北新文艺的第二次崛起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与中国现代经济建设休戚相关。东北新文艺的叙事中心也由抗日救亡转向对现代新中国的想象。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国家统一，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东北建立解放区，并为此抽调大量干部进驻东北，其中就包括众多文艺工作者，"东北文艺工作团"就是由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转移到沈阳的部分教师组成的，①对东北新文艺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及其成熟的文艺生产机制引人东北新文艺创作中。"而这样的工作，实质上为1949年以后新中国文学制度的建立，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和预制，是后来的文学制度的雏形。"②由此，东北新文艺再次进入繁荣期。《东北文学》《东北文艺》等数十种文艺期刊纷纷创立，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东北文艺工作团""鲁艺文学院"等文艺团体。同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草明的《原动力》、马加的《江山村十日》等小说成为同期表述土地改革和现代工业建设的经典范本。这是东北文艺"继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轰动效应之后，又一次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③例如，草明的《原动力》讲述了东北解放后工人阶级保卫和重建镜泊湖发电厂的故事，在"怎样写"上也充分汲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精神。"草明首创性地把工厂、企业、生产等工业物象比较大规模地引人工业小说，这些事物作为工人阶级的活动场域和展现工人形象性格新的空间和舞台，是工人阶级生活、劳动和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④而且，小说的表述语言吸收了工人阶级的日常口语，"我们学习工人的语言，主要的是学习他们说话时拿什么角度，什么立场去看问题，他们喜爱什么，憎恨什么，他们盼什么，想什么"。⑤可以说，草明的《原动力》是中国工业小说真正的肇始之作，它设置的叙事模式对中国工业小说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出现了文学史上的"草明现象"。⑥小说出版后，在工人、群众、知识分子中间引发了强烈反响。郭沫若在写给草明的信中庆祝中国第一部工人作品获得成功。茅盾更是明确指出小说具有的教育价值和美学意义。除此之外，小说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欧、东亚等地区广泛传播，产生了世界影响。⑦整体而言，40-60年代东北工业小说的强势崛起表明东北新文艺与东北现代经济建设历史休戚相关。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东北新文艺虽没有发生大规模引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思潮，但梁晓声等人的知青小说，马原、洪峰的先锋小说，张笑天的历史小说，迟子建的乡土小说都成为中国新文学思潮的扛鼎之作。此时期的东北新文艺虽然不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充足的文化资本，但依旧是中国新文学重要文学事件和思潮的重要参与者。

这至少可以表明东北新文艺没有消隐，依旧在场，且显现出坚韧的生命力。

东北新文艺的第三次崛起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与东北国企改革和大众文化兴起直接相关。关于这场改革正负价值的论争始终没有停止。李铁、鬼子、黑金等人将小说视角聚焦于此，但他们的作品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只留下东北衰败的模糊轮廓。他们既跟随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写作潮流，又被其淹没，难以形成独立的写作观念和审美特质。90年代东北文艺真正崛起的标志是东北二人转、小品、电视剧的全国流行。尤其是赵本山及其小品成为东北文艺的代名词，甚至成为东北社会和东北人的一种表征。人们对此褒贬不一，而且，这些争议主要发生在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意见相左的根源在于文化领导权的归属。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大众文化的勃兴，加之电视媒介拓宽了大众文化传播渠道，因此"称之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流行文化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参与着对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构造过程"。①这种状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知识精英的文化领导权被严重削弱。他们秉持的启蒙思想、大众代言人身份被"娱乐至死"观念、大众流行文化等削弱。大众文化及其媒介的本质决定了它们"是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②而东北二人转、小品和电视剧正是凭借自身的大众文化特性和电视媒介的推广而得到社会认同。学者刘岩曾对赵本山小品的大众文化特性、重建社会主义记忆的功能，以及迎合大众对东北前现代社会的想象，进行过详细阐述，③此处不再赘言。本文需要指出的是，赵本山的小品和电视剧在大众文化与东北社会现实之间建立了一个平衡点，既借用了大众文化的多种元素，又直指东北国企改革后东北人的生存境遇。这些特征典型地体现在电视剧《马大帅》中的人物范德彪身上。范德彪是由乡人城的底层小人物，却被赋予了诸多大众娱乐元素。其外表装束就充满了喜剧风格：美式复古绿色花皮夹克搭配红色圆领卫衣，外加大金链子、大金表。这种夸张的东北土野美学风格极具视觉冲击力。加之幽默的东北语言、外厉内荏的性格、装腔作势的行为，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迅速吸引了大众目光。大众在范德彪身上不断挖掘笑料，"彪哥"也逐渐演变为一个大众娱乐符号，甚至出现了"彪学"，但这背后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无论范德彪如何挣扎，仍然无法摆脱其身处底层的命运。范德彪在冬日寒冷的开原街头，脚蹬破旧的三轮车送煤气罐的苍凉背影有着深刻的影射意味。一声饱含辛酸的"送煤气罐了"击碎了一切曾经美好的印象。90年代的东北新文艺就在快乐并痛苦中崛起了。

东北新文艺的第四次崛起发生在21世纪初且持续至今，是第三次崛起的延续和拓展。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短视频的流行，活跃其中的一众东北人被大众所熟知。商业资本更是将他们打造成流量明星。东北社会和东北人再次引发关注。与此同步，东北国企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成为影视剧乐于书写的题材。衰落的东北瞬间成为文艺朝圣地，不在叙事中加人东北元素似乎是落伍的。《铁西区》《钢的琴》《白日烈焰》等电影揭开了东北的伤疤。人们看着它流血，体会着一代人难以愈合的精神创痛。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也以"新东北作家群"的名义聚焦于此。

从上述简要的梳理中可以得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东北新文艺从未离场且出现多次崛起，"东北文艺复兴"的口号或概念是个伪命题。既然如此，我们谈论"东北文艺复兴"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呢？从百年东北新文艺多次崛起的历史中可以发现，它之所以保持强劲的生命力是因为时刻与中国和东北现代历史紧密贴合在一起，始终突出社会问题意识，并形成坚固的现代写作传统。如果想"复兴"东北文艺，就要坚持这一写作传统。这体现在"东北作家群"和"新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内在连续性和相似性上。

二、两代东北作家群的"类似再现"和东北新文艺的现代写作传统

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青年作家的崛起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以"堪称惊艳"①的文学实绩不断引发学术讨论。虽然阐释的角度和重心存在差异，但在其呈现出的"新的美学原则"②方面大家是达成共识的，并最终在"新东北作家群"的命名中完成了一次阶段性总结：""新东北作家群"，概指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一批近年来出现的东北青年作家，称之为"群"，在于他们分享着近似的主题与风格。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抗战"，那么当下"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下岗"。"""新东北作家群"有效地超越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写作，一种新颖的现实主义写作。口语化的短句、依赖对话与描写、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几乎不使用心理描写、强烈的故事性，这大致是"新东北作家群"的现实主义风格。"③黄平在建构"新东北作家群"概念时已经意识到"东北作家群"的参照意义，但更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异和新变，忽略了历史关联和不变。事实上，两代东北作家群文学在发生语境、叙事场景、叙述语言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这种"类似再现"说明在东北新文学内部始终存在一种恒定的现代写作传统。以"新变"来指认"新东北作家群"有一定程度的偏颇。

学术界普遍认为"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发生直接源于九一八事变，"假如没有"九一八事变发生，哪里会有东北作家"。④"新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发生与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直接相关，"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1990年代的艰辛转型，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⑤从表象上看，两代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发生起因明显不同。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和九一八事变毫无关联，但二者却为两代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发生提供了相似的社会危机语境。一般意义上，社会危机是指在战争、自然灾害、暴乱等重大事件冲击下，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被迫重组。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⑥社会陷人不稳定的状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社会精神导向模糊而混乱。这些连锁反应使社会危机本身变得高度不确定、不可预测。具体而言，"从伪满洲国出笼的第一天起，日本帝国主义便把它置于毫无自主权利的傀儡地位上"，⑦东北完全丧失自主性，一系列殖民经济政策使东北经济"已濒于瓦解边缘"，⑧殖民者还通过设立文化殖民机构来培育他们需要的""满洲人"国家情感"。⑨东北社会整体陷人危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