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意识、历史情结与都市表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代际群体来划分作家已然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尽管这一研究方法存在着大而化之的风险，也可能造成对作家个性的遮蔽，但在当下似乎依然具有某种合理性。在卡尔.曼海姆看来，代际更替以一种"全新接触"的方式，增添了文化活动的活力："我们的社会中新的人类个体不断出现是对于个体意识的封闭和褊狭的一种补偿。"①在文学领域，新老作家的交替反映文坛更迭过程中的选择和差异，也提供了新的阅读趣味和审美体验。不过，"70后"作家群在这一变动的过程中往往陷人两难的境地，前有成就斐然、各具特色的"50后""60后"作家，后有异军突起、跨媒介运作的"80后""90后"作家，他们被称为"低谷的一代"，②或者"尴尬的一代"，③是"未完成的审美断裂"，④是"可疑的""一朵虚无的云"。⑤在评论者眼中，"70后"作家面临多重遮蔽，文学媒体的更新换代、文化市场对文学生产的干预，以及同时代批评家的忽视，都造成了"70后"作家群体处境的尴尬。⑥

尽管面临诸多质疑，"70后"作家已然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苏州的"70后"作家，以朱文颖、戴来和房伟为代表，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呈现出驳杂的思想世界和先锋的艺术观念，风格多样的创作尝试带来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个人与时代的多重文化体验。

一、"恋地情结"与地方意识

作家的写作往往离不开原生地，苏州"70后"作家，通过表现城市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氛围，将苏州的繁华与妩媚、妖娆与颓废诉诸笔端，构建了独特的文学家园。朱文颖曾谈到写作的过程意味着"到达生命本身"，意味着"和自己相遇"。⑦共同的地方气质和生活体验，给苏州"70后"作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审美体悟。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始终关注地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地方对人行为的影响、地方意义在人群中的建构、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中介关系等议题，强调人与地方之间无法割舍的情结。在他看来，人和故乡有着特殊的关系："对故乡的依恋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情感。它的力量在不同文化中和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联系越多，情感纽带就越紧密。"人之所以依恋故乡，主要缘于潜意识层面的熟悉和放心："是因为抚育和安全的保证，是因为对声音和味道的记忆，是因为对随时间积累起来的公共活动和家庭欢乐的记忆。"①朱文颖倾心于讲述南方古城的旧梦心事，她以《浮生》《花杀》《禁欲时代》《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水姻缘》等小说构筑古老而沉静的江南文脉气质。

在段义孚看来，地方原本是一个静态概念，却可以随时间的流动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关于地方的"感觉"，需要日复一日的经验，这些经验"是视觉、听觉和嗅觉的独特混合"，是"自然规律和人为规律的独特调和"，②看似平淡无奇，却能在潜意识中加深人与地方的羁绊，成为作家的创作原点。在评论者看来，"南方的神韵或灵魂"③在朱文颖的小说世界中居于显著位置。的确，正是花鸟市场、园林小径、木格花窗、文物商店构成了她的江南空间。《浮生》再现沈三白与芸娘的日常生活，沧浪亭、仓米巷、石桥、小寺被迷蒙的细雨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古典与现实的交织中生发出别样的韵味。《水姻缘》串联起苏州地标，玄妙观、十全街、朱鸿兴，顺着沈小红的步伐，苏州的大街小巷逐一展开，城市的人文图景也呈现出丰富的肌理。狐狸是朱文颖小说的关键意象，也是其营造江南神秘气息的重要手段。在《浮生》里，"狐狸就是讲不清楚的事物的代表"，④关于狐狸的怀疑、猜测和传说，推动着小说情节的演进，也给小说带来神秘莫测、亦真亦幻的效果。而《水姻缘》里的狐狸，则具象化为妖艳而狡黠的女人，在古典园林的意境中"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⑤续写聊斋的鬼怪故事。

段义孚用"恋地情结"（topophilia）来描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恋地情结"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确，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⑥段义孚认为，人与其生活的地方存在着心理和情感的联系，有些是短暂的快乐，而有些则是长久的依恋。熟悉的环境影响着人的感知世界，也是人身份认同和安全感的来源。朱文颖的南方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情感的联系，她笔下的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方位，更抽象为一种意义的表达。在《刀客》里，江南的气味借助斑驳的城墙、河边的茶楼、歌女的吟唱和飘香的松子糖传递出来，具有沧桑的江湖气味。在《重瞳》《禁欲时代》《花杀》《繁华》等小说中，江南容纳着更多的历史传奇和冒险故事，散发着包含历史张力的宏阔气质。正如郜元宝所说："朱文颖不仅真切地写出这些古今不同的人物浑身散发着多少可以相通的地域文化的神韵气息，也更加精妙地写出他们对空气一样包围着自己的特定地域文化的眷恋与决绝，沉湎与清醒，陶醉与不满。"⑦

当然，朱文颖笔下的南方既有暖昧的幻影，也有日常"细小"的底色。费瑟斯通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定义为"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⑧即强调在消费主义语境下，日常所接触的事物都可能被赋予审美影像。在中国文坛，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写实小说"开始，日常化叙事就成了一种流行的写作倾向，直至今日还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这一语境下，艺术与生活、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以往并不起眼的事物开始进入审美领域。

苏州城风景秀美，底蕴深厚，古城区保留着纵横的水系和粉墙黛瓦的传统建筑，民俗风物、评弹唱曲和美食文化更给苏州人带来诗情画意的生活体验。在温润、闲散的地域文化熏陶下，苏州生活已然具有天然的审美性。江南水土的滋养和古典文化的意蕴赋予苏州作家独特的审美眼光，而他们笔下艺术化的生活景观，自然也带有南方的独特美学烙印。《浮生》里的苏州虽是传奇，但又是接地气的、无伤大雅的传奇。人们在苏州可以游刃有余地择路而行，"苏州是出出太阳下下雨，是姑妄言之，是愿意听你就听着吧，所有的一切，在这里都能找到退一步的解释与进一步的可能"。①《水姻缘》细致地描绘各类饮食，既有宴席上精致的鸽子烧茉莉、碧螺虾仁和松鼠鳜鱼，也有日常要吃的头汤面、苏式点心和瓜子话梅。刀客在复仇的道路上也会被路边摊的美食吸引："喝酒呵，茶馆店呵，哭呵，都是些另外的事情。关上家门，走到街上，买菜、炒虾仁、拣豆苗，这些才是首先要做的。"②《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更是由生活的碎片构成，试图在电影院、唱片行、公园、街道和码头中触及人与人之间的细微情感。这些"细小"日常看似繁复琐碎，却能够为朱文颖缥缈暖昧的南方世界增添坚实的底色。江南文化散漫、闲适、颓废的"细小"气质，也为朱文颖的南方世界拓展出个人化历史的迷人空间。

二、"细小"又"宏大"的历史呈现

当然，苏州作家们的南方图景并不局限于"细小"的呈现，他们依然试图以历史的眼光架构百年城市与乡村的变迁，从而拓宽和重建文学的南方想象。朱文颖在早期的写作中已经开始探寻历史的尝试。《浮生》讲述沈三白和芸娘的日常生活，《重瞳》续写李煜和小周的凄美爱情，《绯闻》改编自《红楼梦》中晴雯和宝玉的故事，而《乱》则重讲《雷雨》中的疯狂与悲情。这些古典故事和历史传奇，或多或少地带有南方的阴郁气质，而朱文颖通过对其中南方意象的强调和重复，达成了对历史故事的再创作。不过，这些早年文本中的南方还停留在意象和叙述层面，而在《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中，朱文颖达成了对南方的历史沉淀的深层把握。通过徐徐展开的家族故事，朱文颖以运河水系来表达姑苏文化中的宏阔与坚韧，正如她在小说开头谈道："我知道，我们这个家族里所有的女人都有一种深藏在心里的粗鲁。她们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来自历险，来自如履薄冰怆然失重的片段""同样，也来自这种粗鲁。"③通过对外婆、莉莉姨妈、潘小倩、"我"等三代人的书写，朱文颖试图改变苏童、叶兆言关于南方的叙事规则，重塑南方文化中的女性，书写她们的力量、冒险和挑战。王德威曾用"南方的堕落与诱惑"描述苏童的写作，在他看来，苏童的南方是一种想象的疆界，"纤美耗弱却又如此引人人胜"。④但在朱文颖笔下，南方的历史却如同大运河的航线那般坚实汹涌。莉莉姨妈们疯狂地往返于河道两端，进行着爱情的历险。在她们柔软的外表之下，潜藏着剧毒的深情和暴烈，而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也形成了家族史中最具张力的结构。王尧在评述其小说时提到了作者叙述的机敏："当她在键盘上敲出"细小"两个字时，其实想说的是"宏大"。"⑤的确如此，作为城市文化血脉的大运河，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故事，也潜藏着涌动而粗粝的南方秘密，而这正是朱文颖笔下的南方力量："不论历史怎样庞大、粗暴，怎样坚硬、杂芜，那些看似散漫却又坚韧的、散布在南方的日常生活细节与文化气脉，总能找到自己的身段与方式。"⑥

如果说朱文颖通过"细小"的片段构筑"宏大"的南方景观，那么房伟则通过个体的生命体验，在战火和革命中呈现历史的宽广图景。房伟小说集《猎舌师》用18篇战争题材小说，深人大时代之下的个人经验，在历史与文学的对话中开启人性的反思。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新历史小说成为文学写作的新范式。相对于传统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更加注重以虚构的方式构筑个人化的历史视角，从而冲破时空的限制，形成关于历史的深邃感知。以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乔良的《灵旗》和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为代表的新历史写作，在刻意含混的叙事时间中将历史的记忆从公众转向个人，实现从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变。这类"以异样的方式重叙历史、重新赋予时间以意义"①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很大震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小说历史叙事的更新。

在《猎舌师》后记中房伟表示，当下有些历史小说"或流于戏说，止步于传奇性与戏剧性，或过于沉重乏味，成为史料的堆积"，②因而，他的历史小说创作，重在表达理性精神、地方特质和偶然性的统一。虽然房伟对抗战史料颇为熟稔，但小说的叙事不仅在于史料的呈现，而是从诸多边缘人物人手，提供个人化的战争体验。在海登.怀特看来，新历史主义推崇"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的写作方式，重视历史记载中的奇闻逸事、零散插曲和外来事物，因为这些内容在"创造性"的意义上，被视为是诗学的，"因为它们对在自己出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的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的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③

《中国野人》以被放逐的野人视角，关注战争年代的人性力量。野人在日本度过了13年，一度失去了姓名，当他终于恢复"中国人"身份时，喧嚣的话语和瞬息万变的时代环境却让野人难以适应。他开始怀念北海道的雪，也开始思考褪去了"中国人""劳工"等身份外衣之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本真存在。如果说《野人》呈现了人的自我身份寻找，那么《花火》则表现了人对身份的抛弃。曾经为革命浴血奋战的参谋长，决定抛下身份，做一个逃兵。但是，他的逃离却遭遇了重重困境，无处不在的追击者也给他造成难以摆脱的恐惧，回不去的故乡和找不到的未来也让他陷人无所皈依之境。他试图逃离历史，却始终被历史追踪，最后不得不抛下所有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走向无边的死亡。参谋长的逃遁必然无效，人无法摆脱自己的过往，过去的一切都会留下时间的印痕，"记忆太过残忍，它不时割裂时间的伤口，让美好或者灰暗的体验，变成不幸的留念"。④在《幽灵军》《副领事》《小太君》《七生莲》《杀胡》等篇目中，房伟试图以日本军人群像来表现战争的内部矛盾。小说中，黑木星羽呼唤和平，副领事期盼和亲人见面，佐藤帮助生病的村民，在浓厚的宗教气息和神鬼氛围中，这些日本军人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被无奈卷人战争的惶惑与迷茫。这些有关历史边缘人物的描绘，使得房伟的小说突破了战争视角的限制，直抵人性，同时也生发出对国家、民族和秩序的反思。房伟对过度追求戏剧性的历史叙事保持着警惕，以反战视角和忧患意识思考历史中的偶然性，试图以"个人"和"偶然"达成历史建构的"宏大"意图，从而呈现文学和历史的多重可能。

房伟的长篇新作《石头城》⑤是其前期抗战系列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小说以金陵蒋家几代人的故事为线索，将日常叙事与战争叙事相互联结，从南京城普通百姓的角度写出了全民抗日的悲壮气节。在房伟笔下，战争不仅属于正面战场，还属于童子军、磨剑社、红山义勇军，甚至属于游民、僧侣、妓女和匪徒。关于普通市民参与抗战的细节史料被房伟一一打捞，而日常生活也为战争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背景。除此之外，小说关注着饮食、文学、艺术等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注重表现战局即将结束之时的都市重建，体现生机勃勃的市井风貌和人性关怀。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具有复杂的结构特质："经验世界以两种模式存在：一个编码为"真实，，另一个在叙事过程中被揭示为"虚幻，。"①在苏州作家笔下，事实与想象的关系被重新编码，在"细小"的个人史与"宏大"的地方史、民族史之间，历史的多重面目得到新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