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与"歌性"的互融

一、现象说

中国古代诗歌史中，歌诗作为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从《诗经》、楚辞、乐府、南北朝民歌，再到唐声诗、宋词、元曲，歌诗底蕴博赡、源远流长，特别是宋词更具代表性。宋词依照曲牌的曲调格律填制词句，①因曲调的长短决定词句的长短，宋词也被称为"曲子词""长短句"。实际上，宋词就是当时的歌词，初始由乐工、歌女填词，大多简单粗俗，经知晓音律的文人将其"镀金"后，宋词由"令""引""近"发展为"慢词"，②篇幅更大，审美性更强，愈发精致典雅，具备了诗歌的质素。宋词的这种生产方式使其插上了音乐的翅膀，扩大了传播途径与受众范围。其后，尽管它的音乐形式丢失了，③但作为歌词的宋词，实现了歌诗与诗歌的有机融合，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新体式，成为古代诗歌雅俗共赏的经典文体类型，这就是本文所谓的"宋词模式"。但现代以降，我们的诗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这种诗歌与歌诗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呼应、你我难分的"宋词模式"，并由此带来了较大的问题。

自清末民初始，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白话势必"打破传统白话讲究"口，与"手，一致的"声音场，的限制，赋予它新的言语方式，适度地与声音脱离，使白话进入"文字中心，，开辟一个充满着张力的白话"文字场，"。④现当代诗歌也如此，"当诗歌变成纸面上的文字，对"视觉，的依赖自然超过了对"声音，的要求"，⑤人们习惯于"看"诗而非"听"诗，诗人创作时更注重诗歌的视觉效果，"声音"在诗中似乎变得"无足轻重"。现当代诗歌的创作方式、阅读方式、传播方式与古代歌诗传统，特别是"宋词模式"，完全割裂，它不再人乐而唱，与音乐行渐分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书面化、默读式的文体，更偏重于语言、思想与哲学层面的思考，追求所谓的"诗性"。长此以往，现当代的诗歌变得越来越高雅化、神秘化甚至晦涩化，现当代歌诗则以歌曲歌词的方式转型呈现，它以配乐演唱为主要传播方式，语言通俗易懂，旋律和谐优美，逐渐发展为大众化、通俗化的艺术体式，从流行歌曲、电影插曲，到红色歌曲、革命歌曲，再到摇滚歌曲、MTV歌曲等，受众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越来越强。

21世纪以来，诗歌与歌词二者之间的割裂现象呈现逐步加大的趋势。伴随着互联网多媒体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人们对传统纸质媒体的关注度不断降低，纸质版诗歌刊物的发行量逐年减少，受众范围和影响力度愈加萎缩。诗歌面对当下数字网络时代较20世纪更加力不从心，诗歌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受到进一步压缩，诗歌的地位愈发边缘化。近年来，数字化、多元化类型的歌曲形式迅猛发展，如网络歌曲、"经典咏流传"类型电视节目中的歌曲等，当下歌诗较20世纪形式和内涵更为丰富，更加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和欢迎，影响力和作用力更大，对诗歌的冲击力也更强。同时，就创作主体而言，当下写诗的人不愿意写歌词，而且词作者或是专职作词人，或由音乐界的跨界人士担纲，他们与诗歌创作少有"交集"和勾连。可以说，归属于音乐学科的歌词创作已经脱离了诗歌的轨道"自由"发展，并与诗歌呈现出"各自为政"的局面。针对当前这种歌诗与诗歌相互分离的现象，笔者认为，我们应借鉴"宋词模式"，重视诗歌与歌诗的相容与相融，重视当下诗歌的"歌性"功能研究，为当下诗歌发展摆脱困境寻求对策。

二、原因说

作为产生了中国古代诗歌经典的"宋词模式"，其在当下的式微并非无缘无故，而是有因可循。

首先，20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学科理念的输人，我们也逐渐建立起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现代学科门类，其中，带有"歌性"功能的歌诗被划分至现代音乐学学科，诗歌则归属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从学科诉求与专业要求出发，诗歌与音乐脱离，拘囿为纯粹书面化的默读体味式文体形式，追求语言逻各斯和现代诗学范畴内的"诗性"，不参与音乐领域内歌词的创作和发展;与此同时，歌诗创作由专业词人、谱曲作者和专业歌手等专业音乐人一起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也不参与诗歌的创作，两者界限森严，交集甚少。由于学科细化后产生的"厚壁障"，诗歌与歌诗已经无法像"宋词模式"那样亲密交融、互促互进，只能在各自固定的学科领域内，单维度地踽踽独行。

其次，文体功能的不同也是"宋词模式"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诗歌发展历程来看，中国诗歌的总体趋势为逐步从歌乐一体的模式中剥离出来，摆脱对音乐的依赖，向语言文字的维度发展。秦汉时期有专门的乐府机构进行民间采诗，负责采集民间之诗或飨宴乐歌，进行整理、编纂，其目的是为了观民风，解下情，知政教，察得失。宋词虽然也像汉乐府一样，是一种音乐文化，但其文体功能与汉乐府截然不同，无论是曲牌还是歌词，都是个人化的抒情言志。至现代，受西方诗歌哲理化、私人化、隐秘化的影响，现当代诗歌在个人化功能向度上相比宋词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纯诗""象征诗""朦胧诗""第三代诗"，或追求诗的"纯粹性与暗示性"，或推崇"意象的朦胧"，或坚持"反崇高的姿态"，都十分注重私人性、个人化的体验。与之不同，伴随着现代音乐和网络音乐的发展，现当代歌诗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文体功能和社会功能既可以满足情感需求，也可以教化民众，宜传思想观念，引领舆论导向。与现代诗歌的语言逻各斯相左，歌诗的纯语言功用被限制和削弱，歌词与乐曲的节奏、韵律、声调相配合，形成高低缓和、跌宕起伏、委婉曲折的综合性音乐形式，让广大受众产生或积极向上、或昂扬兴奋、或悲壮悲伤等共通性情感体验，并与时代精神和社会趣味相协调。与诗歌的个体或私人小圈子式的自我欣赏和自我表现不同，歌诗的文体功能更多表现为世俗化、社会性和群体性。加上市场资本这只"无形的手"的幕后操作，快餐文化的需求，以及"短平快"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当代歌诗不能像诗歌创作那样精雕细琢，某种程度上会出现粗制滥造甚至媚俗之作，因而与诗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距离诗歌与歌诗互融互进的"宋词模式"越来越远。

再次，现代汉语的成熟和发展也是"宋词模式"式微的一大缘由。自胡适等文学革命先驱提倡现代白话文以来，现代汉语语法越来越精密，词汇越来越丰富，语言的逻辑性、哲理性、精确性越来越强，现代汉语越来越适合传达哲思化的思想，以承载丰富深厚的情感，表现内心朦胧、隐秘、暖昧与晦涩的情绪，这种语言成为现当代诗歌的最佳思维方式和文体方式，与表达哲理性、私人性和神秘性的现当代诗歌"一拍即合"，成为"绝配"。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语言文学受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如乔姆斯基的转化生成语法、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诗学、索绪尔的符号语言学等，诗歌开始"回归语言自身"，语言获得了本体论意义，诗人对现代汉语的话语方式更为痴迷，不断对其进行精细的推敲、锤炼、挖掘，将其运用得驾轻就熟，炉火纯青，诗歌创作更多的是在现代汉语的"诗性"语言中锤炼表达个体的思想理念，传达个人的美学体验，诗歌创作甚至衍化为语言的游戏、话语的圈套、文字的狂欢。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视之，锤炼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思想的凝结和固定过程，有利于表达哲理化和神秘化的理念，但对语言的过度重视可能会造成诗歌与世俗、大众脱节，在文字游戏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现代汉语除了书面的"诗性"语言外，还有口语化的另一失向。与诗人对后者视如敞屣不同，现当代歌诗却对此视为珍馐。"语言的彻底口语化就使歌曲中的歌词的表述过程与听者接受过程的阻隔被彻底打破，使歌曲在整体上呈现出与现代人的亲近感和交融性：表述方式、结构方法的自由性，就使这种歌词体式除了还受到音乐上的一些限制和规定外，是不定声调、不限句数字数和长短自由的。"①这种形式自由、表现灵活、鲜活生动、通俗晓畅、过耳即懂的语言方式成为娱乐化和通俗化色彩明显的歌诗文体的不二选择，与中国现当代诗性语言与口语语言二者间的罅隙越来越大。中国文学史上宋词的语言却弥合了二者的鸿沟，既有典雅精巧的文言"诗性"话语，亦有通俗化的白话语言，二者有机融合，半文半白，共生共进，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成就了独特的"宋词模式"的话语方式，被胡适称为"中国诗歌的第三次解放"。②可惜的是，某种程度上，当下人们已经放弃了宋词的语言生成方式，割裂了与古代汉语的关联，文白融合、半文半白早已鲜见踪影，即使有人尝试、有人提倡，③但在现代汉语的滚滚大潮面前，也显得人微言轻。因此，在现代汉语的日益成熟和不断发展的今天，在越来越"形而上"的现当代诗歌语言与越来越"形而下"的歌诗通俗语言各自发展的前提下，"宋词模式"的消失，歌诗与诗歌的分裂亦成为必然。

三、建构说

面对当代诗歌与歌诗分离而造成的诗歌逐渐边缘化的困境，笔者认为应该建构当代诗歌的"宋词模式"，既让一部分诗可以人乐传唱，也可以使部分歌诗增加"诗味"，成为名副其实的诗，让诗歌与歌诗有机融合，相得益彰。"歌诗的范围应当划清"不是所有的诗都能人乐，也不是所有的歌词都可以称为歌诗，歌诗只是二者交界的一部分。"④这对于当代诗界与歌坛来说，都是未来能够实现良性发展的最好选择。当下，已经表现出建构歌诗与诗歌融合的新型艺术形式的端倪。

（一）诗词乐化

建构数字时代的当代歌诗，要继承古代歌诗传统，将诗人创作的诗词根据时代和音乐需求，重新谱曲演唱，并尝试与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相融合，"经典咏流传"式的经典传唱就是一种具体尝试。2018年2月16日，由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推出制作的音乐文化类节目"经典咏流传"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共播出4季44期，谱曲传唱经典诗词240余首，既有古代诗歌，也有近现代以来的诗歌。经典传唱主要采用"和诗以歌"的表演模式，由不同的经典传唱人对诗歌进行重新创作演绎，让传统经典诗词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或将本身具有韵律的古典诗词直接谱曲重新演唱，或引用部分原作诗词并结合当下音乐流行形式进行改编，与原作诗词的情感、风格、诗意、内涵等融为一体，从而重唱经典，传播经典，演绎经典，再造经典。

第4季第1期中，谭咏麟演唱的《定风波》就赢得了满堂彩，其歌词如下：

放下千斤重/只剩无法承受之轻/得之我幸/纵有失去不怨命/酒先于为敬/是非留给后人评/喧器过后/心中风波为谁定/英雄皆寂寞/铮铮铁骨尚有柔情/时光无心/留不住奔波的身影/愿不负曾经/半生爱恨岂无凭/万籁俱寂/梦里长歌还未静/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装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睛

歌词方面，改编者结合现代白话将苏东坡的词进行了扩写，押韵自然，平仄谐和，唱来极富韵律美感，歌词内容本身又与原词意境符合，表现出面对风雨波澜，依然笑对人生、不畏坎坷的达观之态;编曲方面，将古诗词与现代音乐元素混搭，配合电吉他、爵士鼓等西洋摇滚管弦乐器，加之3D立体环绕双声道交替混音的现代音频技术，让该词在当下重放光彩。谭咏麟也真正参透了词人的心境与词的意境，体悟到苏东坡即使惨遭贬滴、屡处逆境却依然拥有无所畏惧、从容豪迈、旷达超脱的开阔胸襟，在音乐中间插人了扭动摩托车油门的音效，就像是古代肆意人生的策马奔腾，体现出潇洒豪放的气势。另外，在副歌部分唱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时，谭咏麟加人了"哈哈"两句爽朗的笑声，真正将苏轼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谭咏麟荡气回肠的歌声中，甚至可以想象出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快意达观的现代版苏东坡形象。《定风波》以现代摇滚旋律结合古典诗词元素，将古诗词中的文学叙事意象以视觉化、听觉化的方式表述出来，使观众以全新的方式品味音乐，重新认识诗歌经典，较为完美地实现了古与今融通，诗与歌共生。同样，歌曲《青玉案.元夕》的传唱人陈彼得借助吉他、贝斯、萨克斯，从诗词意境人手，以现代曲风进行演绎，将历尽沧桑与沉淀后的爱国诗人辛弃疾的形象呈现在听众面前。歌曲《沁园春.雪》的传唱人许魏洲以铿锵有力的摇滚曲调与豪迈磅礴的原诗词结合迸发出巨大能量，产生了震撼性效果。此外，从传播层面上看，节目除了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外，还在央视网、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视频等视频网站同步播出，同时在当代年轻人聚焦的微博、抖音、哗哩哗哩等用户平台进行短视频播放。为了拓宽传播渠道，该节目还在0音乐、酷狗音乐、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等各音频平台推出音频歌曲……这种多平台的"融媒"传播模式，真正实现了大数据"互联网+"的传播效应。

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的最大意义在于实现了互联网时代的诗乐结合、诗歌合一。一方面，通过多元化现代音乐演唱和多媒体传播方式，使经典诗歌的文化意蕴与个人情感融人当下音乐媒体中，与受众产生情感共鸣，重新展现中国经典诗歌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对于音乐创作而言，经典诗歌中的诗意、诗情、韵律也为当下音乐注人了浓厚的文学气息，提升了审美水准，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魅力。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诗乐"结合的尝试，也可以视为建构当代诗歌"宋词模式"的一个路径。

由谷建芬谱曲的《新学堂歌》也是建构当代歌诗"宋词模式"的另一次成功探索。研究《新学堂歌》，还应从"学堂乐歌"开始。所谓"学堂乐歌"，通常是指清末民初中国新式学堂中的开设的音乐"乐歌"。①当时的"学堂乐歌"为选曲填词，大多采用西方或日本曲调，以及我国民歌或小调，即"旧曲新词"，填词大多浅显易懂，产生了许多脸灸人口的作品，如《送别》《早秋》《兵操》《赛船》等。进入21世纪以来，谷建芬专为少儿谱写的古诗词歌曲-《新学堂歌》进入大众的视野。2006年，《谷建芬古诗词歌曲20首-新学堂歌》由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2018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再版。《新学堂歌》历时10余年写就，共50篇经典古代诗歌。与"学堂乐歌"借用西方的现成乐曲，配以维新变法时代需求歌词的方式不同，《新学堂歌》则先选好古诗词，然后依词创作新曲，量身定制，乐曲多采用传统的五声音阶，以传统的民族乐器箫、琵琶、笛子与之配合，兼以吉他、打击乐等现代音乐元素，紧跟时代潮流，旋律音韵更为协畅，诗乐更为和谐。如《出塞》，开始由清脆、明亮的琵琶声人场，"由慢到快渐渐进入创造氛围……大切分的音符，与每句的末句字形成对比，第一段音乐结束之后，快速的八分音符加密了音乐的节奏，琵琶也随之加快，渲染气氛"。②整体曲调坚定、锉鹊，在音乐中传达出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使锉鹊的音乐旋律与《出塞》的语言韵律和意蕴意境相融。《新学堂歌》所选取的古诗词的语言韵律节奏明显，辅以谷建芬节奏明快、旋律优美、风格清新的乐曲风格，使其既具有现代音乐的美感，也保留了古典诗词韵味，表现出诗乐双赢的审美效果与情感意蕴。不能否认，《新学堂歌》继承了宋词的衣钝，与百年前的"学堂乐歌"一样，是中国歌诗的一部分，也是建构当代诗歌"宋词模式"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