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的"承担诗学"论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潮的变化，中国当代新诗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置身新的境遇，部分诗人表现出承担意志与精神。王家新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走来的诗人，经历了时代的宏大叙事，其经历与个性使他成为那一代诗人中独特的"这一个"。面对新的时代命题，在随笔、创作谈、诗论、诗歌访谈录中，王家新自觉思考诗与时代之关系，探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专注于诗歌的"承担"问题。何谓承担？王家新认为：""承担，，首先是承担生命之重。除此之外，一个诗人当然还应有一种更大的关怀，因为"人生的，也就是"历史的，，"语言的，也必然会是"文化的，。"①在他心中，诗是一种自我表达与承担，诗创作是以诗的方式介人时代、历史，介人人类的精神生活，承担人生、历史的重量，承担生命之重、语言之重、文化之重。王家新的承担精神是一种对时代的承担，也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承担，他的诗歌实践对这种承担精神做了最好的"回答"。

一、时代的承担

诗歌与时代的关系，是当下问题，也是古老的命题。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时世变化势必带来歌谣的发展;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章与时序处于一种共振关系。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序》中表达了类似看法："诗迹所用，随运而移。"诗歌创作随时运而变化，这是诗歌史演变的规律。王家新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经历了时代的变迁，经常在随笔、创作谈中论及与时代相关的话题。1997年，他著文称诗人应承担"历史与时代生活的全部压力"，认为："正是通过这种承担，我们的写作才有可能积极介人到目前中国的话语实践中并成为其中富有变革、批判精神和诗性想象力的一部分。"②只有这样，诗歌才能真正介人当下中国的"话语实践"，这是基于对80年代以来非历史倾向的诗歌创作的反思而得出的观点。1999年，他问道："在历史上当然不乏具有永久魅力的诗篇，但这是否意味着有一种对任何时代、任何语境、任何具体写作都有效的一成不变的诗学呢？"他本人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现象与问题—"无视历史和文明的变化，无视当下写作的处境和具体问题，抽象、静止、封闭地来设定一种文化本质和诗歌本质，这并不是一种严肃、诚实的诗学探索，恰恰相反，是对它的取消。"①他主张诗人不要空谈抽象的诗歌本质，应立足自己的时代，关注真实的生存处境。2003年，他提出："其实"时代"是不邀自来的。"②王家新时刻关注所处的时代，诗与时代的关系是他诗歌思想的重要内容，贯穿了他整个诗人生涯并仍在延续。

在注重诗歌时代性的同时，王家新对于"纯诗写作"或者"不及物写作"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坦言自己从80年代以来，就是"一个或半个纯诗主义者，并且到现在"诗的纯粹性"仍是我在写作时的一个重要尺度"。③诗人必须重视诗性、诗美，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诗不能无视时代，在他看来，脱离时代背景与历史脉络的写作只是逃避现实的手段。对此他提出一连串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中，我们怎么来承担历史赋予给我们个人的重量？我们的写作怎样与真实的人生发生遭遇而不是陷在某种"美学的空洞"中？我们怎样把文学的超越性建立在一个更坚实的、可信赖的基础上？"④其答案在于诗必须承担历史的重量，将诗之超越性反映在坚实可靠的时代生活上;换言之，他追求诗的纯粹，但不主张诗疏离时代，坚信"诗的纯粹性"与时代书写之间的相容性。当一些诗人以讽刺或嘲弄的口吻述说着时代的浮躁，或者走向"与世隔绝"的写作道路时，他在诗中写下："路过崇文门劳工市场，/看到那片在寒风中期待着被领走的人们，/我再次想到我们都曾有过的贫穷与无助。"⑤从电报大楼到西单闹市，再到崇文门，他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感受着这个城市的变化和生存的艰难。与此同时，当拔地而起的商业巨楼、四处可见的广告牌、对老外穷追不舍的三轮车、傍晚在街边等候的美丽姑娘逐渐成为一种日常时，王家新感到自己正在与这个时代慢慢脱节，社会的急速运转以及周边的景象对他来说如同幻境。王家新的诗歌承担着显现时代的重任，这一观点突破了时代决定诗歌写作的观念，化解了诗歌的纯粹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对立关系，超越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诗人所主张的疏离时代、仅在诗歌内部谈论诗歌艺术的纯诗观。

王家新曾经援引阿甘本、罗兰.巴特、尼采等学者所提到的"不合时宜"或与时代"错位"的观点，认为不合时宜者"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与自己的时代之间是一种奇异的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⑥这种关系是非一般意义上的紧密关系，"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诗人只有坚持这样独立的姿态，才能把握时代。王家新认为，"诗人当然关注他的时代"，但他也指出："任何一个伟大或优秀的诗人在内心里都不可能与他的时代完全保持一致，事实是，正是一种深刻的错位感而非"合拍感"造就了诗人。"⑦以独立的姿态与时代之间建立一种"深刻的错位感"，这是一种辩证的观念，是王家新对作为个体的诗人与时代关系的一种理论把握。他认为诗人不仅需要"凝视"时代，还应该通过"征引历史"以"回归当下"，即通过"阅读历史，并以此向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回归"。⑧时代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存在，是诗人所置身的社会状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当下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具有某种延续性，因此思考诗与时代的关系不能不思考诗与过去的历史、文化艺术之间的关联。那么诗如何与时代发生关系，承担时代重量？他认为，"从古到今，在诗人与他的时代之间，也一直有着一种痛苦的对话关系"，"我当然希望我的写作愈来愈具有一种深刻独特的个人性质，但我知道，身在这样一个国家，作为一个诗人又不能不以某种"痛苦的视力"来观照他自己的生活和时代"。诗歌的时代感不是刻意为之的，而是"在写作与语境、个人与历史的张力关系中产生的"。①诗人以个人化方式介人时代，在个人与历史紧张的关系中承担时代的重量。时代在哪里？在王家新看来，时代并不是空洞的宏大概念，时代是具体的生活片段构成的，诗人每一次对生活细节的表达，便是对历史的进入，对时代的表现。

王家新认为自己的创作"总是在词中上路，又总是永无归宿;总是在本土与异乡之间，在个人与时代之间，甚至在生与死之间来回移动"。②他把诗歌创作归结为"以词上路"，其间个人与时代构成交互关系。生活的沧桑使王家新特别重视诗中的生命书写，当他发现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在一些诗中几乎不见踪迹时，他内心极度不安。他倡导具有担当精神的个人诗学，既让语言显露它的本真，又让历史在其中现身。王家新诗歌创作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大地经济、政治大变革时期，诗歌与时代常常显得格格不人，这是当代中国诗人共同面对的诗歌课题。而对于诗歌所处的边缘境地，他坦言："在历史上恐怕从来就没有过一个专门为诗歌而形成的时代，但那些真正的诗人们却在非诗的时代开创出了一个个诗的时代！"③王家新坚信诗人可以在"非诗的时代"开创出诗的时代，这是他对新的历史时期诗与时代关系的回答，是一种建立在历史认知基础上的诗歌观念。

二、知识分子精神承担

在八九十年代文化转型大潮中，知识分子面临自我身份确认和价值重构的困境，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位置与价值成为讨论的重要话题，对此，文化界开展了广泛的"人文精神"讨论。有学者提出："在当代诗歌无比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性，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又屡屡受挫的未完成性话题。"④诗人群体的边缘化感觉强烈，诗人何为、诗歌何为的问题开始凸显。1987年，王家新作为《诗刊》编辑，参与举办了"青春诗会"，会上"知识分子精神"成为重要议题。在如此文化语境和诗歌发展状况下，王家新开始思考诗歌与知识分子之关系，倡导诗歌应该表现、承担知识分子精神，他从三个问题人手对知识分子精神和知识分子写作进行了阐释。

第一，何谓知识分子？王家新这样回答："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他更是一个文化的产物，在少数杰出的优秀者那里，他还是人类千百年来所创造的一个"灵魂，。正因为如此，愈是在动荡和危机的年代，人类的理智和良知愈是要求他能够守住一线文化命脉，拒绝各种时尚诱惑，而独自维系并深化人类更根本的精神存在。"⑤这是在更广阔的人类文化视域中定义知识分子，认为其不仅具有一般社会成员的属性，更是"文化的产物"，是人类的"灵魂"，所以关键时候应坚持自我独立性，能够独自"维系"和"深化"人类"更根本的精神存在"。有学者曾经这样评价王家新："王家新的诗歌已被视为当代中国诗坛的启示录，象征了诗歌领域的一种内在精神的觉醒。"⑥在王家新的诗中总能找到一种精神的在场，这是一种支撑命运重担的力量，而他习惯于将生存的压力内化，其语言具有极强的信念感。这种信念感源于诗人对诗歌的深切认识："诗歌之所以有其存在的必要，正因为它能帮助我们重新唤起我们自己忘记的灵魂。"⑦诗歌之于王家新，不是赖以生存的工具，更不是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升华，一种直达灵魂深处的自我拷问，所以他的作品总是透出历史的沉重与现实的苦痛。

第二，诗人与知识分子是什么关系？传统语境里，这本不是问题，因为在原有的观念体系里，诗人是读书人，是有知识的人，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但自90年代开始，随着萨义德、福柯、萨特、丰伯等人思想的引人，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观念被中国学界所接受，知识分子不仅指有专业知识的人，还必须有一种独立的意志，超越狭隘的专业知识限制，具有正义感与良知，关注社会，关注公共文化建设，敢于抨击愚昧、丑恶与不合理现象，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关注边缘与底层，勇于质疑、指证与对抗不公正的行为与规则。王家新说："知识分子当然并不等于诗人，但诗人从来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说应具备知识分子的视野和精神。"他认为在大众文化时代，诗人首先应该"具备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和认知态度"，也正因此，"诗人与知识分子并不对立，相反，只有把中国现代诗歌及当下写作纳人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历史境遇和命运之中，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它的职责和意义"。①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等于诗人，这个判断没有问题;但诗人从来就是知识分子，则不准确，与事实不相符，所以他补充道—诗人"应具备知识分子的视野和精神"，"行使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即诗人应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品格，这种品格就是"独立立场和认知态度"。这是他对当下诗人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写作就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

第三，什么是"知识分子写作"？王家新认为，"它首先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对写作的独立性、人文价值取向和批判精神的要求，对中国诗歌久已缺席的某种基本品格的要求"，这种写作需要"切人我们当下最根本的生存处境和文化困惑之中"，关注现实，"担当起诗歌的道义责任和文化责任"，这就是"知识分子写作"。②王家新在对中国当代诗学进行话语分析时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诗坛出现了一种"非历史化的诗学倾向及"纯诗"口味"，诗歌创作看似繁荣，实则有一种内在的萎缩倾向。他追问道："非历史化的抽象写作或不及物写作纵然可以把某种诗歌写到纯之又纯的程度，但它们能否和人们当下的生存及语言经验发生一种切实的摩擦？"他的答案是否定的，认为正是这种不及物写作、"纯诗"写作导致"这些年来一旦社会生活发生震荡，诗歌一下子就显得那么苍白、虚幻、不真实"，所以诗人们应自觉介人现实，介人生命真实的存在，"重获一种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能力和品格"，③创作出具有历史批判精神与诗性想象力的作品。这是一种忧虑，不只是自我反思，更是对诗歌发展状况的反思，是对诗歌发展走向的期待。这种知识分子写作观，源于王家新对八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写作状况的观察与认识，它意味着中国诗歌写作"由八十年代普遍存在的对抗式意识形态写作、集体反叛或炒作的流派写作、非历史化的带有模仿性质的"纯诗"写作等等到一种独立、沉潜的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和文化责任感的个人化写作的转变"。④即是说，知识分子写作被界定为承担知识分子精神的个人化写作。

透过这三个问题，王家新构建出自己心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并把知识分子的承担精神作为对自己写作的要求。他对"复杂世界的可怕简化""二元对立思维""话语的绝对性和排他性""思想的暴力及极端主义"⑤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他看来，"一种文学，如果要想获得它的成熟、高贵和尊严，就必须在任何境况下都能保持住一种知识分子精神"。⑥他极力避免脱离语言的现实感进行空泛的创作，同时拒绝"意识形态""诗歌派别"以及"写作立场"对自身的束缚，其写作最重要的特征是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与批判性。批判是建立在独立人格之上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抵制了盲从的诱惑之后，在理性、道德约束下所做出的公允的判断，是深人诗歌内部，以一种广阔的文化视野对个人命运以及现实境遇进行的深刻反思，更是"摆脱"对于"独自去成为"的恐惧，最终达到能以个人的方式来承担人类的命运和文学本身的要求"。①他常常引用阿多诺的名言："奥斯威辛后写诗仍然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对此他的理解是："奥斯威辛之后写诗的前提应是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不仅是对凶手，还是对文化和艺术自身的重新审视和批判！"奥斯威辛之后能否写诗的问题已经不再单纯地怀疑"写诗"行为的合理性，而是对整个文明的发展、艺术的演变以及人类自身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的高度质疑。当人类无法解决自身最根本的问题时，不止写诗，任何行为都没有意义。在王家新看来，这一切都是"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②他试图从这类极端事件中找到人类发展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