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刘震云小说中的流民叙事

摘要：刘震云的乡土系列小说在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以刘震云对于河南北部地区流民现象的书写为典型。流民作为流动性的群体，具有无名化、世俗化的表征。本文以刘震云笔下的流民叙事为锚点，进而挖掘出其小说创作中深层的流民文化，以及豫北当地出走故乡的文化主题，最终切入流民叙事背后潜藏的批判乡土的叙事表征和情感指向。流民叙事使刘震云的豫北文化书写具有相当的独创性和当代价值，也使评论者对于刘震云乡土小说进行再阐释具有全新视角。

关键词：刘震云；走出去；流民叙事；反乡土叙事

千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葆有古老而厚重的乡土文化传统，现代以降，诸多乡土文学作家试图探讨乡村文化景观的深沉内蕴，刘震云同样通过创作述说自己对于故乡独特的情怀和关照。在其众多小说创作中，如《新兵连》《一句顶一万句》《故乡天下黄花》《我叫刘跃进》《一日三秋》均表现独特的流民文化与流民景观，于此种叙述背后，流动的是一代代以河南延津为代表的豫北人民灵与肉的出走境况，不变的是刘震云内心那一声对故乡的哀婉叹息。

一、流民内涵： 失去边界的经验呈现

刘震云的乡土题材小说创作中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即豫北地区的“流民叙事”。刘震云小说文本中的“流民”状态，更多倾向于学者王学泰在其对于游民文化相关研究中给出的定义：“流民”指离开其故土成为“流”状态的人，“流民”与“游民”不能完全等同，“流民”的概念需要结合“游民”的概念来理解。“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他们缺少稳定的求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1]在王学泰对于流民的关照视野中，“流民”的概念从属于“游民”，又能独立于“游民”。他在《中国流民》一书中指出，“流民”群体多因自然灾害、战乱频繁等外部因素与其他因素混杂而生成，属于“游民”的一支。[2]

王学泰梳理了自原始社会以来我国“流民”概念的流变与衍生，进而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上述对于“流民”的定义，将“流民”归结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与文化符号，并非单一的群体类型。从身份上来说，“流民”群体是暂时脱离了社会基本序列的集群，其本质依旧是农民、百姓，即平民群体。“流民”在不同地域的生存境况虽然显示出些许差异，但他们依然完整地携带着本土文化的经验标签，企图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起文化认同。

刘震云小说中的“流民”并不等同于王学泰的界定，而是对“流民”概念的当代演绎，范围更为宽泛。刘震云笔下的“流民”均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口，他们或出于对物质的需求，或出于对精神的追寻，或因遭受了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不约而同地主动选择出走故乡。走出乡土之后，他们不再是依附于土地、扎根于乡土的典型农民，而是从事各种营生，精神上处于游离状态在四处漂泊。刘震云的流民书写多以河南延津县为中心，扩散至周围的地市或相关省份。流民现象遂成为刘震云笔下的一种地方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刘震云笔下的“流民”，不仅是一种社会现实，还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评论者若想真正挖掘出刘震云乡土书写中“流民”现象的内核，必须着眼于流民现象背后的历史文化缘起。詹明信认为，文化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含义。它不是被禁锢在某种范畴与框架下的现象，而是能够跟随时代的发展与更迭而不断被赋义的。所以，人们想要找寻一定话语书写下的文化建构，最重要的不是刻板地按照文化本质论的思维模式寻求在具体地域中的风土人情和人物事件，而是发掘出特定群体生活下蕴藏的整体的历史文化经验。经验是文化的经验，经验的汇聚形成某种文化风尚，架构出了独特的历史话语体系。正是由于经验的形成具有不稳定性，所以它不可能完全依照理念来形成，而总是与一时一地的具体愿望、社会心理和情境化的实践纠缠在一起，在所有与文化相关的历史中，历史推进和演变的每个新阶段都会出现诸多观念的变革。[3]其中，文化的“经验”也顺其流而下，具有了某种齐泽克所谓的“事件”的弯曲与游移不定的属性，构成文化经验史构成因素的内在变量。所以，刘震云对于豫北独特的流民文化的关照和书写，主要通过豫北乡村的文化经验而表达出来，丰富的乡土经验成为刘震云写作的独特标识。正如贺绍俊认为的：“知识性写作的青年作家的弱点是缺乏生活的积累和对生活的体验，以及对生活的认识。或者说，有的作家对于生活的体验和认识是比较狭窄的，局限于自我的生活圈子以及主观的认知。”[4]刘震云通过对豫北独特的流民现象的描摹，建构了一种非本体论的，不受固定地方、群落规约的历史文化经验，这正是刘震云乡土书写中独一无二的经验表达。

不同于王学泰把流民的概念放到整个中国历史的演进之中，刘震云笔下的“流民”更多与其故乡的地理环境相关。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观照，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属的新乡市是河南省地级市，地处河南省北部，南临黄河，北依太行，西连焦作并与山西接壤，东接油城濮阳并与山东相连。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尤其是水源、土壤分布情况，使得豫北的百姓可趋向北方拓展自己的生活范围，离散开来寻找新的生活和机遇。同时，言及太行山区的古代交通，“太行八陉”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一组地理概念——即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军都陉。诞生于东晋末年的“太行八陉”，时至今日仍然是连贯多地的交通枢纽。[5]其中一陉——“白陉”即贯通豫北与其毗邻省份的核心古道。豫北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为豫北人民通过白陉古道上穿山西至内蒙古、东北地区，下达湖北武汉等地提供了地理环境的便利。

所以，刘震云并非记录式地描摹现象，而是依托于白陉贯穿的地理因素，叙写豫北多地区交融和豫北人民的多地域流动。刘震云作品中的流民，背井离乡去外地谋生，大多从事各种手工业，这也和豫北地区的地理环境相关。因为新乡市自古以来就是晋冀鲁豫接壤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如今，现代物流、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和旅游业等的发展，都为人们提供了众多机遇。比如《一句顶一万句》上部中的主人公杨百顺（即吴摩西）的父亲老杨，就以卖豆腐为营生；镇上老李的“带旺铁匠铺”打制些饭勺、菜刀、斧头、镰刀、门搭；牛爱国的小学同学李克智成年后在山西临汾营生，成为当地大鱼市的头子……小说人物的生活经验超出豫北地域，是某种失去边界的经验呈现。在这样的叙述中，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正在被慢慢消解，刘震云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如果故乡是指一块地方，这个地方是指一个社会整体，即不但包括人、人居环境，还包括维持人、人居环境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及生活方式，或者说作为一种社区来考察的话，在一个民族内，这块地方与另一个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6]所以，在刘震云笔下，豫北的流民现象始终不是地理位置上的或是文化本质定义下的，而是一种独属于豫北人民的历史文化经验，是具有历时性的行为表征。

二、流动现场：出走故乡

刘震云小说中“走出去”的文化主题，凸显为流民现象的书写现场。而对于故土难离的中原人民来说，他们之所以选择“走出去”，是因为家园一次次被摧毁。因为自古以来，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政权更迭，战乱频繁，自然灾害不时造访，特别是黄河的多次泛滥，都让这里的很多人民不得不出走故乡寻找生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但它的一次次改道和泛滥也给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正如河南作家李凖所言：“黄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又是一条受难的河流。她给人类带来了灿烂的文化，又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她不断地决口、泛滥、改道、淤积，仅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年间，她决口和改道达一百四十九次。咆哮的洪水冲毁村庄，淹没农田，吞噬了无数的生命财产。”[7]黄河是河南的骄傲和荣光，又赋予了河南人民对灾难与死亡的恐惧，推进了河南人出走故乡的历史进程，使流民现象自古有之，至今绵延。

南宋时期，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逐步南移，中原文化不再占据中心地位。多地流离失所的百姓涌向河南，河南本土的民众也以流民的状态逐渐出走。据史料记载，清代中叶前后，关内大批汉人移居东北，并随之负载而来中原文化，移民主要来自山东、河北，少量来自山西和河南。[8]如今东北作家群写作的“关东风情”即与此相关，由此可见，河南的流民文化在历史和文化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流民内在的漂泊心态、异乡情结，以及其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戏谑、嘲弄的复杂心态，给中原文化造成了极大冲击。可以说，流民群体的身上聚集了中原传统裂变的可能性，以往那些以仁义礼智信、忠孝、中庸为中心的伦理认同和价值体系摇摇欲坠，形成文化暗流产生深远影响。

进入当代，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每年为全国输送大批务工人员，刘震云就曾在访谈中提到他在城里打工的亲人们，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而这其实也是中国当代流民潮中的“冰山一角”。需要指出的是，和很多关注流动人口的生活遭遇的作家不同，刘震云更为关注的，是那些漂流者的精神状况，最为典型的是斩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在某种程度上，由上部“出延津记”和下部“回延津记”组成的《一句顶一万句》，是对《圣经》故事中《出埃及记》的戏仿，不仅因为小说采用了宏大的史诗结构，而且小说的主人公杨百顺后来改名为“吴摩西”，也恰好与《出埃及记》中“上帝的使徒”摩西形成互文关系。摩西带领着犹太人民出走埃及，找寻“流着奶与蜜之地的迦南”，是为了使犹太人摆脱埃及人的残酷奴役；吴摩西（杨百顺）出走故乡，除了寻找被自己弄丢的养女巧玲，也是为了寻找那个精神充实的理想的自我；小说下部《回延津记》的主人公牛爱国因其妻子与别人偷情的不堪绯闻，而不得不离开家乡北上从商另谋出路。牛爱国在探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也在寻找失去的自我。不管是吴摩西还是牛爱国，漂泊无依的他们都因为无法与他人言说而倍感孤独且极端压抑，亟待寻求真正的精神归宿。

在刘震云的小说中，除了《一句顶一万句》，还有众多漂泊者的身影：《我叫刘跃进》中的主人公刘跃进，本来是建筑工地一个老老实实的民工，但有一天在街上一不留神背包被抢，于是，他被卷入一个惊天秘密，仿佛一只无辜的白羊无端被卷进了狼群，平稳的生活被打断之后，他在仓皇流窜中变为一个流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牛小丽俏丽精干，因长相酷似外国人而格外引人关注，却因为在寻找嫂子之路中经历的风波，被迫走上了漫长的讨债之路。《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因为与秦玉河的情感纠葛打官司，在不同的地区辗转维权，不惜从乡村一路走到北京，生活漂泊。《一日三秋》中的陈长杰、陈明亮父子，因迫于生计等种种因素而背井离乡，在不断流浪中反观世俗人生和大千世界……以上作品中的流民叙事，都使刘震云的写作不仅仅停留于流民现象表面的描述，而让这些人物和事件具有揭示人生哲理和世界真相的象征意义。具体说来，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中原民众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求生渴望与流民心态交融，生发出一种带有强烈犬儒色彩和功利色彩的生存智慧：在生活中既世故又圆滑，生存态度既谦卑又坚韧，对权力既狡猾又忠诚……而这一切所谓的“智慧”均指向一个终点：让作为弱者的流民有支撑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在中国当代文坛，诸多乡土小说作家对于河南地区的流民现象有过抓取，虽然只是将其作为背景化的碎片叙事，但也可与刘震云笔下的豫北流民现象进行互文性的解读。如中国当代作家路遥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描写孙少安在街边游荡的场景时，描写了集市上的铁匠和拉风箱的老师傅，他们都是辗转来到关中地带谋生的河南人。作家对于这些现象的表现，蕴含着作为作家的路遥和作为主人公的孙少安，因经历相似而对离家远走的人生出的同情心。在当代乡土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中，也有多处描摹关中地带的河南流民。他们或因外出谋生而漂泊到关中，或因躲避饥荒而流转到白鹿原一带。“河南连年灾害，饥民如蝇盗匪如麻，这姓刘的回河南招兵说：‘跟我当兵杀过潼关进西安……’” [9]和路遥一样，陈忠实用一种怜悯而温情的笔触去叙述河南流民苦难生存的历史真实。可见，不同作家描述从河南出走全国的流民，已经形成一个值得探讨的文学现象。

三、流动成因：失落的故乡

在刘震云小说中，以豫北人民为代表的流民现象从来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滥觞自民众对于故乡的物质与精神贫瘠的双重无望。若按照“知人论世”的路径索骥，刘震云出生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在县城的父母无法养活他，就由外祖母把仅仅八个月大的孩子带到河南延津的乡下来抚养。黄土地养育了他，他也在这里亲历了饥荒、自然灾害甚至是“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灾难与变故。事故、背叛、死亡、贫穷、饥饿、欲望……这些字眼浮现于刘震云眼中，进而凝结成无言而苍老的故乡的一隅，而非类似于沈从文笔下澄澈而空灵的边城牧歌。故乡这位母亲，给他生命最初的呵护和温情，却无法让他有物质上的安全和精神上的认同，内在精神的压抑吞噬了人的生命活力，人仅仅作为肉身存在，精神失去皈依之后不得不出走故乡寻找灵魂的栖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