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生生不息的大地，记录永不再来的时光

周瑄璞长篇小说《多湾》插画/袁小真。西芳被石灰味呛得走出了陵园，来到颍河故道边，站在一排高大的白杨树下，隔着一条干河，看对面的麦田绿油油的，无边无际。麦田上，清晨的雾气还没有消散，缓缓地，丝丝缕缕地漂浮着，轻柔地抚摸着麦田。这麦田，这雾气，千百年来就这样生长，飘荡，见惯了人间种种变迁。

作家周瑄璞是河南临颍县人，她的老家在河南临颍县下面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因为周瑄璞而变得更有名气——至少文学界应该有不少人已经知道这个村子了吧？围绕着自己长大的那个村子、那块土地，周瑄璞已经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多湾》《日近长安远》 《芬芳》。另外还有一部“非虚构”作品——《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据老家和周瑄璞的老家相距不远的评论家孔会侠讲，周瑄璞不仅频繁地写自己的老家，而且回到自己的老家，甚至还有在自己的老家重修旧宅长期深扎的筹划。一个人能做到这些，是很让人羡慕的，当然也很让人佩服。这些，自然都是文学带来的。因为文学，因为写作，一个人在离开故乡很久之后，重新跟故乡建立起一种血肉相连的很温热很切实的联系，这是文学牵起的“姻缘”。笔者读周瑄璞新作《芬芳》，又勾起当年读《多湾》时的记忆和感动，遂有了如下这篇访谈。

李勇（以下简称李）：感谢周老师接受访谈，也衷心祝贺长篇小说新作《芬芳》出版。《芬芳》的开头，写的是杨烈芳离开西安，和那个死了老婆、大她一轮、有钱的南方商人离婚。这个开头是经过斟酌和选择的结果吗？为什么要这样开头？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这是小说中间的一个情节，我原本期待着有个首尾呼应，但它是中间插入的，或者说是被摘出的一个情节。我不知道这样开头是否暗含深意？

周瑄璞（以下简称周）：您说的是楔子部分。我想用简短的文字抛出杨烈芳这个“线头”，凸显出她的独特性格，她和前夫的两句对话有先声夺人之感，像是她命运的速写，引起读者的好奇。

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庄重沉稳、舒缓悠扬的，但在这个基调上，我想有一些轻松别样的色彩，有闪转腾挪、自由灵动的切入方式。再者，我喜欢火车，尤其是那种绿皮火车。一定要是夜火车，夜晚适合回忆，有神秘浪漫的色彩，火车也象征着这部作品，承载着众多人物命运，从某一个站点缓缓启程，紧接着是第一章，里面叙述20世纪70年代的麦收，那时这趟列车将我们带向遥远的过去，顺着时光之河回到从前。

李：在《多湾》里，你用的是“顺叙”，整个故事是按时间一贯而下的。《芬芳》的开头却是这种“插叙”的方式。这种叙述方式看起来似乎是更“现代”的。《多湾》更“传统”，甚至在有的人看来是过于“传统”。但其实，除了开头之外，《芬芳》还是基本上延续了《多湾》那样的“顺叙”的方式。我个人是更喜欢《多湾》那种叙述方式的，在我们几年前做的那个对谈中，记得你曾经说过，《多湾》那种叙述方式是更顺应着你自己的生命感觉的，也曾试着不那样写，但总感觉别扭。那么这次呢？是有意识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叙述一个新的故事吗？

周：不能每次都是完全一样啊。这次，其实也并没有用什么十分特殊的方式，还是传统的“顺叙”。我喜欢文学本身的庄重感，而不愿意搞形式大于内容的、神神玄玄的写作，我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将语言打磨到每一页翻开都能读进去，有没有故事都能看进去，而不是动用什么“技巧”。我学不来，也不愿意去钻研什么技巧，我用我耐心的语言和诚实的叙述以及人物命运和时代烙印来打动人。

相较于38岁时书写《多湾》时的我，现在的我已经是个年过五旬的女性。生命及情感节拍舒缓起来，不像十多年前那样紧绷，叙述中总有一种疼痛拉紧的感觉，现在少了一些生命的尖锐紧张激烈，多了一些从容淡然。这是一种自然表现，而不是有意为之。

李：我觉得《多湾》《日近长安远》《芬芳》可以称为你的“返乡三部曲”。不过，《多湾》《芬芳》被称为“姊妹篇”似乎更合适。与《日近长安远》相比，另外两个作品的人物、故事、精神格调、艺术风格，都更为接近和相似。它们唤起来的阅读感受，也更趋一致。但是毕竟隔这么多年，写《多湾》的时候，跟写《芬芳》的时候，世界、故乡，包括你自己，都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所以，触发你要写《芬芳》这部长篇小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周：我更愿意称它们为“大地三部曲”或者“乡土三部曲”。“返乡”好像说明是有距离的，而在我心中，与故乡大地没有距离，情感总是一步到位。

“姊妹篇”一说，你感觉挺精准，作家出版社也即将再版《多湾》，正是要作为《芬芳》的“姊妹书”出版。这两部书和《日近长安远》的区别在于，“姊妹书”写的是生生不息的大地，大地上的人们及日常，是首先触动我自己的生命记忆，而《日近长安远》写的是他人，写的是人物命运和人生故事，它更像是一个寓言故事。

《多湾》写的是自己家族的经历，《芬芳》虽然完全不是，但我却把《芬芳》当成童年回忆录来写，作品的时代背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恰是我人生记忆里的乡村生活，我不厌其烦地写了琐碎的日常生活，并试图将它们写出诗意和温暖。中年之后，我总爱回头看，回忆生命中尤其是童年的点点滴滴，想把那些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光详细地记录和挽留，于是就要写一个长篇，让人物，尤其是众多女性在时光长河里慢慢流淌、成长。很多情节都凝聚着我心底对故土最深切的情感记忆。我写了大量生动鲜活的乡村志，比如烧鏊子用麦秸、做饭烧秸秆、蒸馍蒸红薯烧柴火棍、劈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些画面，我想把人类历史上不会再有的情景记录下来，让人们若干年后看到这些依然能感到亲切和温暖。

这就是我写作《芬芳》的初衷吧：书写生生不息的大地，为普通人画像；追忆似水年华，记录永不再来的时光。

李：我在读《芬芳》的时候总是想到《多湾》，它们确实有很多相像之处。您在写的时候，有没有刻意考虑过回避《多湾》，或者说回避过去的那个自己？

周：当我书写中原乡村的时候，不管写哪里，其实在头脑中闪现的都是我大周村的模样，不论哪个村子的人，都是在我大周村街里走动，那么不可避免地，腔调和气息是相同的，《芬芳》会与《多湾》有所重合，偶然会有相同的句子和场景，这是我在重读《多湾》、配合作家出版社的再版工作时发现的。相隔十多年，竟然一些语句、一些场景、一些表达方式高度相似，因为写《芬芳》时，也没想到她会和《多湾》成为“姊妹书”一起出现。两者相距8年出版，偶有重复倒也没什么，放在一起出版，就应该避免，于是我删掉《多湾》中与《芬芳》重复的几句话。

《芬芳》中基本没有我个人的影子，但人们读后会认为从西安归来的丽雯是我，那随便吧，这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

李：和《多湾》相比，《芬芳》结构似乎更“散”。它好像有意消解人物主线，当然引章、烈芳兄妹的故事篇幅更大，但也不能算是绝对的主角。这种比较“散”的结构，也是斟酌、选择的结果吗？跟这两部作品比，《日近长安远》的人物主线就更突出。

周：越过几十年的时光，书中所写20世纪70年代的生活画面，变得愈发珍贵和美好，或者我试图美化它们，详细地描绘人们如何做饭吃饭穿衣花销、过日子走亲戚，有些段落就像是散文，可单独被摘出来阅读。这种比较“散”的结构与形式，并不是斟酌、选择的结果，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和漫溢。我老家人形容人在说话，用“秧秧秧”，我的理解就是像豆角秧一样随意攀爬，闲扯。再加上年龄原因，比之《多湾》《日近长安远》，我的个人状态也变得松弛许多。《多湾》写自己家族的故事，有着切肤之痛，再加上那时年轻（三十七八岁），总有着一种尖锐、紧绷、激越的感觉。而《芬芳》是用一个游子回望故乡的眼光，看每个人都可爱，一人一物、一草一木都想写，于是将他们集中在一条过道里，把我知道的、听说的人物命运漫漶地一路书写下来。这可能就是你觉得“散”的原因吧。我个人没有感觉到，经你提示，审视这几部书的创作，或许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风格走向吧。金宇澄老师如果年轻时写《繁花》，不会写成这样，不会有耐心讲述那些细碎动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跟年龄有关。

是的，《日近长安远》故事性更强一些。主题明确，主线突出，篇幅紧凑。因为我意不在抒发乡情，书写大地，而只是想写女人对自己身体的开发利用方式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命运，想写一个恒定而荒诞的自然法则、生活法则。也就是说，《日近长安远》用几句话能说清，而《多湾》《芬芳》用几句话说不清，需要用较大的篇幅来表达。

李：每一个题材，每一种人生故事，每一次写作，似乎都应该对应着某种特定的小说结构，这三部作品里，我个人更喜欢《多湾》《芬芳》那两部“散”一些的作品。它们更有一种生活本然的形态和样貌，真挚而朴素，温馨而感人。

周：这真有意思，今天一个人告诉我，三部作品中他最喜欢《日近长安远》。看来，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理解。

是的，“姊妹书”是生命深处的情感，厚重的，宽泛的，阔大的，是阳光空气风雪雨露，是四季轮转，我喜欢这种书写，像颍河水一样，漫漫漶漶地流淌，水面较平，你几乎看不到她的流动，但其实她在流淌，更像是土地一样深厚，包容，生长万物。这是对“日子比树叶还稠”的耐心描摹。我喜欢《繁花》这样的作品，不加道德预设，也没有非文学因素，不依附所谓的宏大叙事，就是凭着一颗文学之心仔细地还原那些一去不返的时光，她就是那么琐琐碎碎但魅力无穷。不要说这很容易，不就是记录吗、还原吗？其实这是有难度的写作。没有奇遇，没有巧合，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外部光环，只将过去的时光细细道来，将人心一一呈现——是真实而勇敢的呈现，只有好作家做得到。

李：说到《芬芳》的结构，延伸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你小说的地域风格问题。你觉得自己更像陕西作家吗？有人说陕西作家是一种“史诗风格”，但其实《白鹿原》《平凡的世界》，都是人物、故事极为突出的现实主义之作，跟你那种缺少大悲大喜、跌宕起伏的故事和情节、人物多是被放置在更接近日常状态里塑造，还是很不一样的。

周：我当然是一个陕西作家，也追求史诗风格或者诗史胸怀，但史诗并不一定是宏大结构、大悲大喜、跌宕起伏。我对“大”和“正”有一种本能的戒备。很多时候，大即空。我愿意将笔触落在细处，落实到具体的人与物上。《芬芳》尾声，我写道：“这个季节，大地总是这样，一望无边，玉米黄豆，黄豆玉米，外加一点儿花生地，高高低低，低低高高，不知疲倦地铺展，单调成一部史诗。”这种恒定、单调而伟大的事物，就像芸芸众生一样代代相传，默默无闻，这才是真正的史诗。当然这也给作家提出要求，就是具有写好这一切的能力。你先去真心地热爱，才能将感情倾注于此。

李：刚才说到《日近长安远》，我个人虽然读另外两部作品更受触动，但《日近长安远》中有一个情节却印象极深，就是写到那对闯荡西安、在康复路开早餐馆的夫妻，由那对夫妻写到那条路的繁华荣辱，那大概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21世纪？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那条路，可谓一个时代的缩影。《芬芳》中也有一对因为在故乡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出走北京的夫妻，虽然他们在北京的奋斗故事没有充分展开，但也能想象，那应该也是很相似的故事。在你的笔下，这种对时代，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段社会转型史的勾勒，似乎饱含一种特别的时代沧桑感。在你进行写作的时候，是否有一种为时代造像的冲动？还是说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周：康复路是一个时代符号，在二三十年里，统领着西北及周边省市的服装批发业务，人流量及货流量大得惊人。普通百姓，好像没有人能离得了那里。在西安，很少有人说他没来过那里、不知道那里。犹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条街上的货物带给人的惊奇与眼花缭乱。那是刚刚走出物质匮乏的国人，领略着来自南方的各种新式衣物，感受着遍地都是钱、风从南边来的冲击。真真是一个时代的风潮和缩影，我一想到要将我的主人公安放在这条街上，整个人都兴奋起来，血流的速度都快了。要写一个奋斗人生，要写一个发财梦，怎能不写康复路？现在看来，那二三十年，像是一场梦，结束了。康复路的兴盛和消亡，一去不返，可遇不可求。我很庆幸，自己在作品中写到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