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女性的生存书写和精神图景

摘要：付秀莹在长篇乡土小说《陌上》《野望》中塑造一系列“芳村”女性，这些“芳村”女性活跃了当下的乡土文学舞台。她们既追求“稳定”与“亲密感觉”的生命动力，又呈现出对前者的不断叛离。她们的日常生活、潜在追求似乎存在着言语中的“第二性”与实际为行动主体的悖论，这样的“芳村”女性成为当下再次思考“何为女性主体性”的一个典型样本。在小说《陌上》《野望》中，付秀莹独特的诗性写作，为乡村女性书写创造出更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一空间的创建为女性问题提供一个非本体论的思考方向。

关键词：“芳村”女性；生命动力；主体性；诗性想象

近百年来，乡土小说作为中国新文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众多作家的创作常常聚焦于“乡村女性”，她们的形象与命运伴随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她们也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在特征和价值诉求。近代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女性的独立和解放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于是，以祥林嫂为代表的苦难愚钝的乡村女性成为迫切需要被启蒙的对象，众多作家也塑造一系列追求经济独立和精神自由、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快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感召下，长期囿于家庭的传统女性终于从历史的幕后走上前台，在改天换地的时代拥有新的身份，拿起锄头、走向田地，甚或个别女性走向乡村政治圈层，成为“能顶半边天”的“新”女性。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文化的不断嬗变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更迭，乡村女性的形象也呈现更为复杂丰富的样貌：她们是伤痕文学中落难的男性知识分子的灵魂抚慰者（古华《芙蓉镇》中的胡玉音，《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苗家阿姐，李国文《月食》中的妞妞，张贤亮《绿化树》中的马缨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香久等）；她们是20世纪80年代初表现乡村变革的小说中渴求都市文明，勇于挣脱传统禁锢的“新”女性（贾平凹《小月前本》中的小月、《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烟烽，蔡测海《远处的伐木声》中的阳春等）；另外，在 20世纪90年代“寻根”文学热潮中，众多女性虽然具有女性的形象特征，但作家更倾向于将其塑造为某种传统精神文明的象征，是作者的理想寄托（莫言《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张宇《疼痛与抚摸》中的水秀和水月、李佩甫《黑蜻蜓》中的二姐、张炜《柏慧》中的鼓额等）。

纵观历史上长期以来的乡村女性叙事，乡村女性的形象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被塑造、被诠释，虽然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但也从侧面说明乡村女性叙事一定程度上的遮蔽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主义兴起，写作出现日常化世俗化倾向，乡村女性叙事也开始祛魅。当时的“底层文学”将关注焦点对准流入城市的乡村女性的生活状态及人生命运，亦有作家敏锐捕捉到进城打工潮中留守乡村的女性，这些作品首次将乡村女性作为叙事对象，而不是作为时代的侧影来呈现。譬如孙惠芬笔下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新婚女子，作家通过大量细腻敏锐的心理描写，展示乡村留守女性的真实一面。但与“底层文学”叙事相伴随的一系列争议也一直存在，诸如作家真能代替底层发声吗？作家群体的城市迁移是否导致对乡村的浅观察、刻板记忆及主观想象？由此可见，作家在如何深度书写“底层女性”这条路上，仍有较大的空间。

自从作家付秀莹于2009年发表短篇小说《爱情永流传》，她的“芳村”叙事就在文坛掀起讨论热潮，她笔下的“芳村”女性在中国近百年来的乡土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功能和审美价值。总结有三：一是付秀莹正面走向“芳村”女性，关注她们的一日三餐、喜怒哀乐和人情世故，塑造出一系列能够体现当下中国乡村女性现状的鲜活的生命形象；二是对“芳村”女性日常生活工笔画式的细腻描摹背后，接续对于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尤其是女性主体性的深入思考，为批评家与读者解读当下乡村女性提供典型样本；三是从作家创作角度分析，付秀莹提供一种超性别、超道德的写作范式，并依托着个人独特的文学敏思与乡村经验，表现出浓厚的地母情结，使其笔下的“芳村”女性呈现出诗性美感，这一诗性书写背后也传递出更为多元、开放的女性主体观。

一、稳定、亲密的生命动力与叛离

付秀莹笔下的“芳村”女性生活在中国最为普遍的乡村，这样的乡村具有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最基本的特征，人们维持生活日常主要依靠“礼治”原则。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解释：“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在身内的良心。”[1]这种礼治原则也是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所说的“时间秩序”：“对于会说话的动物而言，就是客观时间的钟表：通过定义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提供参照点，因而使度量成为可能。”[2]乡村女性作为礼治文化抑或时间秩序中最典型的文学形象图谱之一，历来受到不同作家的关注。从作家的性别角度分析，男性作家更多倾向于将笔下的乡村女性塑造为功能型、象征型、想象型角色。如擅长写陕西乡土风情的贾平凹，在其力作《秦腔》中有许多关于乡土女性哭闹打骂扯皮的生动描写，作家将细腻敏锐的眼光观察到的乡村女性的外在行为特点转为文字，成为其小说勾勒乡村图景的元素之一，同时，《秦腔》中有着完美人格的女主人公白雪，其实是作为乡土文明的象征来塑造，具有文化寻根中的超现实意义。莫言《丰乳肥臀》里的母亲，刘庆邦小说中一系列纯情天真的少女，也都明显带有象征及想象的指向性。对比之下，女性作家更为擅长描写乡村女性内心的成长变化、微妙的生命体验以及性意识等。女性作家凭借性别优势，能够从内倾性角度对乡村女性展开不同的探索。对于付秀莹来说，她的两部“芳村”长篇小说延续女性作家书写特长，敏锐捕捉到当下的时代背景下的乡村女性特质，并且擅长使用大量的日常对话语言，这样的语言网络织就“芳村女性”的形象图谱。

用王冰冰的话形容，“芳村”女性可以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青衣，一类是花旦”[3]。与茅盾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优雅古典的女性和时髦开放的女性代表着两种共存的文化一样，“青衣”代表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传统乡村女性，“花旦”则更具时代变化新质。对于“青衣”而言，儿女的婚姻大事、婆媳相处及邻里间的礼尚往来等是其日常生活的核心，她们通过这些日常行为来建构亲密、稳定的生命动力。如在《野望》一开篇，叙述人就用大量的篇幅来写翠台想尽办法劝儿媳妇爱梨回家。在《陌上》第三章，翠台在儿媳妇爱梨不在时，自己包饺子吃，爱梨突然回家，作者细腻描摹翠台当时的心理活动：“翠台见了，赶忙立起来，摩挲着两只沾满面粉的手，问爱梨怎么回来了？话一出口，又觉得不妥，好像是不愿意人家回来似的，赶忙说，还想着你会不会在田庄住一宿呢。这话又不对。仿佛是多嫌人家的意思。”[4]这段心理描写将婆媳之间相处的微妙展现出来，因为一个处世得体有分寸的婆婆形象对于翠台来说非常重要，这牵涉到礼治文化对一个乡村女性的浸润和影响。除此以外，乡村中常见的红白喜事更是礼治文化的强有力表达。在这些集体事件中，“芳村”女性如何扮演合适角色、如何合理言谈、如何恰当地处理问题才能更好地维持风俗礼治，是她们所依托的判断标准，也因此形成乡村礼治秩序中集体性的生命动力场。这在《野望》中一场红事和一场白事的叙事中都有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在表面的稳定亲密的秩序背后，伴随着现代化对乡村文明的不断入侵，“芳村”女性表现出不同于传统乡村女性的某些叛离特质，这主要表现在情感关系层面，礼治更偏向于成为一种浅表的惯性秩序，虽然在家庭之外仍起着一定的行为规范作用，但实际的家庭内部却经常处于一种崩裂的混沌状态。婚姻中的男性不再天然享有男权中心思想下的掌控权，尤其那些难以承担经济责任的男性，他们仅获得概念上的某种“中心”权力。像《陌上》《野望》中的大坡、根生、占良等，因未能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经济获利，成为同村男性中的“弱者”，处境最是尴尬。

在总体上，“芳村”女性在环境变化中有着更为主动的行动力，但她们更多借助男性所代表的传统“中心”话语来达成自己真正的目的。男性是她们口头上的“一家之主”，但在实际生活中，拥有决定权的主体已悄然被置换，女性是家庭琐碎生活的管理者，男性则更多以回避者的形象出现。所以，在经济和意识层面，“芳村”女性在维系传统的家庭秩序的基础上，她们的观念不再保守封闭，而是有着明显的趋利心态，尽管这种趋利心态，更多是由其所维持的传统礼治秩序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形成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心态。于是，在“芳村”的世界中，妯娌、连襟和兄弟姐妹之间的行为习惯逐渐失去传统礼治的依托，占有经济或权力的一方，成为潜在的话语中心，如大全、建信、中树、香罗和小鸾等。所以，“芳村”女性在新的环境变化中表现出既保守又颠覆、既淳厚又狡黠的新特质。现代化对“芳村”的改变也体现在性意识层面，传统礼制社会牢不可破的婚恋观念变得含混而充满悖论，所谓“贞节”“妇道”之类的传统观念，更多成为一种公共场合的修辞式话语，表面上依然传统的当代乡村女性，实际践行的却是一种开放式的性观念。在某些情境里，性甚至会成为一种带有目的的交换行为。如香罗的发廊、小栾饭馆的经营权等，都离不开与权力相关的身体交换。

费孝通曾说：“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5] “芳村”依靠皮革厂发家的男性成为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其他未能搭上经济快车的人成为厂里的打工者，因此在礼治秩序形成的亲疏关系基础上，又多一层经济利益关系，以此形成的强大衍射场使得“芳村”女性长久依归的价值体系逐渐崩裂，置于她们面前的是难以被辨别的复杂社会。可以说，这种对于稳定、亲密的生命动力的叛离是在无意识中悄然发生的，而这种叛离又有着极强的矛盾性：在欲望支配叛离行为的同时，有时是为了更好地回归稳定和亲密。《陌上》《野望》中的“花旦”香罗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香罗作为芳村最具威望的女性，依靠与大全的暧昧关系经营着自己的“灰色”发廊，优越的经济和丰富的资源改变她在芳村礼治秩序中的角色，成为芳村人心目中主持大局和解决问题的核心角色，翠台儿子和儿媳的纷争、有子的借贷麻烦和有子他娘的白事，种种事件都展露出香罗在芳村的特殊存在。而香罗本人张罗处理这些邻里事件，既是为了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和价值，潜在的动力更是为维护其内在一直习惯的稳定和亲密关系。除香罗外，其他的“芳村”女性也产生不同程度的精神裂变，她们在传统与现代、秩序与叛离之间不断蜕变取舍，呈现出变革进程中复杂鲜活的生命状态。

所以，由“芳村”女性管窥当下的乡村女性，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她们所能活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其主体意识的形成和转变仍然比较滞后，虽然拥有更多的角色属性，但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和水平还比较脆弱，并容易混淆性与爱、身体与欲望、自由与放纵等概念，从而表现出看似主动，实则被动的处境。这实际上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容易出现的阶段性特征，付秀莹把握住这一阶段的乡村女性独有的生命特质，进一步引起大众对于当下乡村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

二、不被定义的“主体性”

毋庸讳言，在《陌上》《野望》中，“芳村”女性所呈现的新的生命特质更多是从文化心理层面而言，而一直以来的乡村社会秩序依然稳固，她们如果想获得性别建构新的可能性，仍然有着重重阻碍。她们的主体意识虽然在觉醒，但她们依然要依凭男性所代表的权威，这造成某种意义上的分裂：在日常言语层面，“芳村”女性仍然依托传统礼治语境中的话语体系来维持稳定、亲密的生命动力，但在实际生活中，她们似乎已经具有某种主体性，拥有一定自由的生命空间，虽然这种自由十分有限。不同于以性和生殖为旨归的传统的生理性别，当下的乡村女性也具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属性，虽然这一社会属性的强化仍面临着难以把控的现状，虽然这些现状并未引起“芳村”女性警觉和思考，但是建构着她们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