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乡土的芬芳，女性绝美的芳华

摘要：《芬芳》是作家周瑄璞历时两年、七易其稿创作的长篇小说。作为70后知名女作家，周瑄璞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敏锐的时代感受力，用细腻的笔触再现中原乡村从20世纪70年代至当下的变迁。本文从“地母”的承载与包容、女性的成长与力量、周瑄璞的乡土书写对乡土文学的贡献三个方面，来探究《芬芳》所蕴含的中原乡土的芬芳，女性绝美的芳华。

关键词：地母精神；女性力量；乡土书写

周瑄璞的作品《芬芳》以杨烈芳、罗巧芬、杨素芬、魏春棉等众多女性沉浮跌宕的生活状况为线索，通过记叙杨家这个大家族中四代人的故事，再现从20世纪70年代直至当下的河南乡村历史演变，从而留住几代人扎实热烈的乡土记忆。作家不仅关注农民的物质生活，也关注农民在社会转型中的精神世界，以文学的眼光关注乡土生活，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

一、“地母”的承载与包容

“‘地母’这一概念来源于土地崇拜，她是中国农耕民族在原始宗教中信仰的大地女神，是大地之母，在《左传》《礼记》《山海经》中都有过记载。她象征着大地的恩惠，给人们带来充足的食物与庇佑。由此可知，‘地母’这一形象带有包容、庇护、支持的特质。”[1]张爱玲曾对女性的繁衍与哺育价值予以肯定：“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儿‘地母’的根芽。”[2]王安忆也曾书写女性像大地一般的奉献与包容，有论者指出：“王安忆不但在散文中明确表达她对地母精神的认同，而且这种地母精神已经深入其血液，并反映在她的作品之中。”[3]到了70后女作家周瑄璞写作的《芬芳》，“地母”精神有了更为日常的表达，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大致是半个世纪：从20世纪70年代的集体化劳动，到80年代的包产到户，再到1993年之后城市化对乡村的冲击，一直到21世纪国家的乡村振兴政策。乡村女性由于所处背景环境和经历遭遇的不同，造就思想和行为的差异和变化，但不论怎样变化，她们都承载着“地母”的光辉与力量，在坎坷荆棘的生活里，顽强地开出缤纷的花。

（一）顽强奉献的棉花

棉花不是花，但它比花还旖旎芬芳。它的纤维虽然细小，但用尽全力抱成一团，坚强地抵御寒凉酷热的磨砺、旱涝病虫的侵蚀。它可以被纺成线织成布做成衣物，棉“花”可酿蜜，棉短绒是重要战略物资……伴随棉花一生的是“地母”般的奉献与牺牲，这在《芬芳》中的女性春棉身上有很好的体现。

春棉人如其名，她像被子里絮的棉花般温暖，照顾瘫痪的丈夫和年少的孩子。作家抓住“乳房”和“眼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产生的变化，写出生活对春棉的磨砺与刁难。起初的春棉是这样的：“正在哺乳期的乳房鼓胀得如胸前挂了两个大茄子，走起路来一颤一颤，脚步嗵嗵有声。”[4]“眼睛常年红着，不是害眼就是被烟火熏得流泪”[5]；后来的春棉是这样的：“春棉已经被生活撕扯得不像样子，花汗衫被汗渍浸得朵朵图案，巨大的松弛乳房在里面疲乏地滚动，眼睛被烟火熏得睁不开来，总是有眼泪流出。”[6]最后，春棉“腰直不起，眼睁不开，坐在那儿都能睡着”[7]。春棉一人扛起照顾一家人的重担，日复一日沉默地做饭、干家务、下地干活……真正经历大浪受过大苦的人，反而不会自言其苦了。春棉坚强地活着，从未放弃生的希望。

乡村女性的美像棉花一样，她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外界，主要负责照顾家庭和孩子，日复一日地操劳带走她们的青春，磨灭她们的光彩，但她们却是生生不息的“地母”，给卑微残缺的家庭带来温情、庇护和博大的爱，如同大地母亲总是忠厚赤诚地匍匐在地面，不论是生活的厄运和祸患，还是人情的冷漠和严峻，都在她们温暖的臂弯下变得有了温暖和希望。

（二）凌寒独放的红梅

在百花凋谢的寒冬，梅花凌寒而独放，傲然而挺立。滋润它的不是甘甜清新的春水，而是严寒腊月的冰雪；照耀它的不是明媚和煦的暖阳，而是落日余晖的残阳。梅花红色的花瓣拼命地向上伸展着，用大地母亲般的承载与包容莞尔面对命运里的波折困苦，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幽香。作品中的杨素芬便是这样的女性。

丈夫招干转正后，对农村户口的孕妇素芬不闻不问，发现生的是女儿后明确提出离婚。在农村，被丈夫抛弃的妻子，大多数耗上自己的一生也不离婚，素芬却特立独行：丈夫温柔体贴时他是素芬的一切，丈夫寒冷如冰时素芬爽快离开。后来，素芬回到娘家，在泼辣机智的堂妹杨烈芳的帮助下，拿到女儿的抚养费，明确回绝改嫁，一心只想把女儿抚养成人。她深知顾影自怜最是无用，从来没有向女儿诉过苦。素芬心灵手巧，做的吊带裙、连衣裙、小半裙别出心裁，逐渐发展成事业，从自行车摊位扩展为城里小秋学校旁边的门面房。这样既可以满足母女的各种开销，又方便照顾正在上学的小秋。

不论生活多么波澜冰冷，女性天性中的母性总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博爱和温情。像素芬一样的母亲，在婚姻中受伤的心因孩子的存在而坚挺地撑着不肯凋零。“地母”是辽阔而宽广的，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能力，能够包容丑恶苦楚在内的世间的一切，就像高洁淡雅的腊梅，即使有刺骨的寒风吹来，粉红柔嫩的花瓣依旧盛开。

（三）丰盈烂漫的玫瑰

玫瑰的花心是一小团娇嫩的花蕾，花蕾周围保护它的蓬松的绿叶，为玫瑰增添了清新与生机，作品中的新时代女性小秋被比喻成玫瑰花再合适不过。因为“地母”精神的内核是慈悲与爱，正是母亲柔如春水的慈爱滋养灌溉小秋，烂漫的玫瑰才能丰盈盛开。

虽然生活在单亲家庭里，但母亲素芬用爱把小秋紧紧包围，小秋才逐渐成长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看到城市里有现代化的卫生间、空调、自来水，生活比较便利，她就也学着把自己家的院落打造一新；她开车跑遍周边所有村庄，看见美丽的景色就扛起相机拍照，最美风景是大地，独自一人也能感知生命的美好；她想当作家，要当中国的勃朗特、中国的麦卡洛，要写中国的《简·爱》、中国的《荆棘鸟》……她已经33岁了，却不着急找对象。面对担忧的妈妈，她说：“一个人，应该有一种能力，结不结婚，都不影响她的生活质量。我现在就是在锻炼自己的这种能力。妈，放坦然点儿，不要让结不结婚成为咱俩的问题，也不要影响你的心情。”[8]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地母精神，女性力量，乡土书原版全文

母亲素芬像沃腴辽阔的土地，给予女儿小秋的不仅是衣食无忧的生活条件，更有明媚鲜妍的生命态度。小秋不仅在职业规划上有与众不同的想法，也热衷于追求丰富多样的个人兴趣爱好，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她不依赖于男性或任何外部力量，追求自由、平等和尊严，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不畏世俗的眼光，积极追求梦想和目标。这种自由自在的生命态度是“地母”包容精神最好的产物，如同玫瑰花一般柔美而丰盈，在阳光下闪耀着充满生命力的光芒。

从春棉为家庭操劳一生的包容隐忍，到素芬女性意识的朦胧觉醒，再到小秋特立独行地自由做自己，不变的是女性血液里流淌着的牺牲和奉献、承载与包容、慈悲与爱的强大“地母”精神。她们如同中国《易经》里容载一切、润泽万物的“地势坤”卦符，承载生活中的刁难磨砺，用自立和自强孕育出芬芳的花。周瑄璞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敏锐的时代感受力，她摒弃批判立场，以温情的态度展现女性强大的生命活力，表达出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二、女性的成长与力量

作家周瑄璞出生在河南农村，9岁转学到西安，当过电车售票员，后来做过企业报编辑记者和出版社编辑……丰富的阅历令她对城乡生活都有着细腻体察和丰富感知，加之扎实成熟的文学表达力，才创作出《芬芳》这样醇厚丰盛的作品。作家通过塑造三代女性不同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探索女性的成长与力量。

第一代女性白氏是传统乡村女性的代表，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丈夫。但丈夫杨全本不尽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不给家里拿钱，白氏嘟囔就换来打骂。白氏的悲惨生活不仅仅于此，她还面临着儿子杨引章上学学费不够的问题。在逼仄丧气的生活中，儿子引章就是家的希望，白氏要不从地里刨挖东西拉到集市换取微薄的收入，要不四处找并不富裕的邻居一点一点地借钱，但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勤俭节约，也经常凑不够学费，“一张脸皱褶得比手里的毛票分票还要枯楚”[9]，“她恨不得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放锅里炼出一点儿油，榨了油拿到集上去卖”[10]，天不遂人愿，引章连续两年高考落榜，白氏的希望落空，眼泪落在峤寒的心里，一滴比一滴沉重，最终，她绝望地在房梁上上吊自杀。在传统男权社会下，中国普遍的家庭模式是男主女从，被禁锢在家中的女性，一旦丈夫撒手不管，基本没有经济来源。由于农村生存环境的闭塞，像白氏一样的女性不知变通，再怎么勤劳努力也承担不了养育子女的经济开销，由于物质的极度贫乏所导致的生命悲剧不时发生，这说明：女性想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必须改变自身的生活状态。

第二代女性小蝶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劳动者，比起第一代女性，她拥有赚钱的能力，并且更加独立自主。年幼时的小蝶就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即使她深知流水线的工作劳苦，也不顾自己最信任的姑姑的劝阻，毅然涌入大城市的潮流。都市的喧嚣如同热浪般涌向她，她徜徉在大城市璀璨富丽的商店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小心翼翼地学着城里人的样子生活。她努力融入城市却事与愿违：因为身材矮小，商场最小码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也宽松无比；在工厂里，她不论怎样努力地搬布匹，效率都很低，少量多次的搬运经常让小蝶汗流浃背；不仅如此，动作迅速的同事经常轻视嘲笑小蝶，“小蝶”这个名字成为委屈的代名词。小蝶的自卑让她像一个封闭太紧的盒子，不经意间，清冷潮湿的惆怅会阴暗地钻出来。甚至，小蝶认为世界把她排除在外：“我应该躲在哪个窟窿缝里，不要走出来见人，这世上的美好与阳光，我不配。”[11] 小蝶最终以死亡结束短暂的人生。小蝶是第二代女性的代表，她们多来自乡村，怀着对新兴世界的憧憬来到城市，在城市赚取一定的收益但融入不了城市的繁华。由于她们的工作能力、经济地位、社交圈子等多个方面都处于弱势，她们逐渐在城市被边缘化。

第三代女性以烈芳为代表。农村户口的烈芳虽然成功变为城市户口，但因在城市没有归属感再次回到故乡。烈芳聪明能干，凭借着编织手艺成为县里的工人，吃上商品粮，轻松达到哥哥考学多年才达到的目的。在市场经济逐渐活跃的20世纪末，烈芳通过在省城推销家具，年纪轻轻就成为万元户，后来，她和城里的玩具商相识相恋，在三室两厅的家里过上阔太太的生活，真正成为“城里人”。然而，尽管玩具商可以让她一生清闲，衣食无忧，但缺乏信任的生活让烈芳郁郁寡欢，最终选择结束婚姻。她回到生她养她的中原大地，开了一家玉器店，这不仅仅可以带来经济收入，而且让内心也变得坦然安宁，烈芳很享受和玉石待在一起的时光，玉镯戴在手上的画面让她体味到生活的美好和惬意。不仅如此，烈芳还开创了“烈芳说”公司视频号，娓娓道来的语言讲述色香味俱全的饭菜，不仅带来粉丝数的高涨也带来丰厚的广告收入。第三代女性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她们不依赖男性获取经济收入，而且在谋生的同时坚持自主、自信、自强的品格。所以，新时代女性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依赖者，而是积极的决策者和参与者，因此比起第二代女性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她们在城市奋斗后回到中原故土，在获取不菲收入的同时也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能够同时兼顾物质财富和精神追求。

周瑄璞说：“我要书写的就是我们国家最最基层的乡村，最最普通的人群。我想通过书写，留住几代人的乡土记忆。无论若干年后，人们拿起这本书，读到的生活都是真实的、扎实的、可亲可忆的。”[12]作家书写三代女性的乡土记忆：以白氏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性被禁锢在乡村，缺乏独立谋生的能力；以小蝶为代表的第二代女性勇敢地涌向城市，努力工作获取报酬，但因为弱势身份被城市边缘化；以烈芳为代表的第三代女性在城市立足后缺乏归属感，再次回到生养她的中原故土才觉得心安。几代女性身份的变化折射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作家描绘出中原厚土的无限魅力，有着不加雕饰的天然美态。

三、乡土书写的温情探索

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梳理乡土文学历史后指出：“直至1935年鲁迅在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时才正式提出‘乡土文学’这一概念。”[13]乡土文学以农村为背景，以农民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书写对于乡村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观察体悟，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乡村人民的生活、乡土社会的变迁以及外部世界对乡土的影响和改变。在乡土文学中，恬静怡人的田园风光和粗犷愚昧的民风陋俗同时存在。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地母精神，女性力量，乡土书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