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杰散文的“破”与“立”

冯杰的散文当然是散的，一直如此，谈天说地，谈鬼说神，似乎漫无边际。但是，似乎《闲逛荡》更过分散漫了一些，他把《清明上河图》与历史、当下结合起来，由画而入史，又关联当下的开封城，让画上的人物、动物自由走进历史，进入人间，洋洋洒洒，洒脱不羁。这和当下流行的以正襟危坐的姿态表达感情、讲道理的散文浑然不同，当然，或许这正是冯杰散文的独特价值所在。从这部书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冯杰的散文立场。

一、散文之散：对规范性散文文体的突破

关于散文，常见的说法便是“形散神不散”，强调散文在形式上的自由，但是，散文实际上早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写作套路。比如从内容上，散文常见写人、记事，以及游记，写人、记事之文，必然有抒情感叹，写游记的话，必然有自然风光之描绘，亦有对历史遗迹的怀古咏叹。当然，这种怀古咏叹之文，常有掉书袋之嫌；写人、记事之文，亦常有抒情过度之嫌。事实上，对于散文的过度抒情，汪曾祺先生很多年前就有过批评：“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也多少要有点儿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1]显然，散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化的套式，而这些套式则显然又限制了散文发展的空间，导致散文日渐朝着一个狭窄化、模式化的方向前进。这种限制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以至于很多人一提起散文，想到的便只是抒情美文。这显然是在扼杀散文的生命力。

从呈现散文的可能性这个角度来说，冯杰的散文，一直都在挑战着大众习以为常的散文的边界。从选题来说，冯杰的散文显然是不拘泥于写人、写事、抒情的，事实上，在冯杰笔下，似乎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写的。他写野草，写瓦松，写虎子，写北中原乡下的日常饮食，甚至北中原乡间流传的鬼怪故事也都可以成为他写作的对象。在写作方法上，他不抒情，不掉书袋，常常在杂七杂八地叙述之后戛然而止，快捷得不给读者留下准备抒情的时间。其新作《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显然持续了他的这些写作方法。比如其中一篇写当年开封的香饮子的小文，先是由何家香饮子店的招牌，漫无边际地说到牌匾问题，然后又虚构出一个以占卜为业的老解对何家香饮子的推崇，以及何家的感激，接着由何家香饮子，联系到柳永、杨志，说这些人都饮用过何家的香饮子。由杨志饮用过何家香饮子，又生发到《水浒传》讲述的杨志押送生辰纲被劫的故事，由此又说到老解对杨志的点评，以及何掌柜因为杨志饮用过他家香饮子而利用杨志做广告。冯杰写完围绕何家香饮子的这一切，最后却以“招牌上是用规矩的楷体，符合米芾的题匾要求”一句话结尾。其文章结构方式，显然突破了传统散文的“描绘”“记事”“抒情”的规定化套路，而是自出机杼，新意迭出。当然，《闲逛荡》这部书相比较冯杰之前的散文，显然不是承续那么简单，而是在之前的基础上，朝着突破既往散文的文体规定方向又迈出了一大步——他打破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虚实莫辨中结构文字。

冯杰的散文一直都强调虚构。比如他的散文中经常出场的二大爷，显然就是冯杰虚构的一个万能人物，这个人可以在他家跑上公路的大白猪被过往车辆轧死之后，和司机据理力争：“虽说公路上没有猪圈，可你能说俺家的猪身上有公路吗？”[2]他也可以一本正经地说《清明上河图》中的驴队是从河北来的，驴背上驮的是醋。（《驮炭驮醋的小行者》见《闲逛荡》）不过，冯杰之前的虚构，显然都是点到为止，随意点缀文字，却没有将之作为文章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意图。可是在《闲逛荡》这部书中，虚构已经成为该书最主要的特色。该书开篇，就是一篇苏东坡给作者写的序。这篇序，实际上就对读者宣告了这部书虚构的特质。于是，在文中，作家可以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对历史人物作出自己虚构化的解读：“不喜欢吃羊肉的人也有，是几个专攻婉约派的文人，包括周邦彦、晏几道、李清照、朱淑真，他们对外解释说，专业上是保持‘清口’，想保持句子清洁，上阕和下阕之间不散发羊肉膻气为佳。词境和气息最重要。对婉约派而言，膻气不宜过大，它与句子里面的梅花香味相对抗，必将彼此消长。没想到文人挑剔到如此状态。”[3]事实上，多数散文家，以及散文理论家都在强调散文书写的真实性，以如此大张旗鼓的方式宣告散文的虚构性，在散文中并不多见。于是，在这部书中，全知全能的二大爷不仅继续出场，另外还虚构了搞文化创意产品，先后开发出“西门西装”“庆头巾”“金莲内衣”“金内衣”“金围胸”，以及“孙二娘包子”的商人崔天财；还有常驻开封的宋学学会会长庞作道等等。庞作道此名亦颇为有趣，似乎是“旁门左道”之谐音，于是，此人在《闲逛荡》中便负责提供各种关于开封的正史、野史的知识。利用这些虚构人物，作家在增强文字趣味性的同时，亦在嬉笑、戏谑之间便完成了各种讽刺、批判和自嘲。文中关于崔天财的创意产品的虚构，显然就是对为了热点而丧失价值立场的现代社会风气的批判。

《闲逛荡》的虚构性，还表现在对虚构场景和虚构故事的营造。或者说，正是这些小说化的虚构场景、虚构故事的营造和书写，让《闲逛荡》极为明显地松动了传统散文的边界，呈现出一种跨文体的特征。书中《裁缝小传》一文，虚构了一个裁缝王复春，作家妙想连篇，先是将此人与梁山好汉史进勾连，又说此人鉴于京城需要裁缝店，便决定来东京发展，后来竟成为这里最好的裁缝。他先投靠赵员外，两年后开了一家裁缝铺。他后来出资赞助画家，让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添上了他的商店位置。其中饶有意味的是王复春和一位来做衣服的客人的对话，在明白了客人的制衣需求后，王复春还问客人在衙门供职多少年了，客人不解，王复春遂做了解释：“我是想把衣服做好，当今京城有个规律，年轻官员刚就职，春风得意，平时多是抬头挺胸，裁衣服就要前短后长。当了两年官职，意气逐渐少平，知道收敛一些，衣服应该前后长短一样。若是当官年久了马上要致仕，或新旧两党上下隔阂失意，抑郁不振，走路难免弯腰低头，做的衣服就要前短后长。所以小的问官人做官多久，是想给你做一件称心如意的衣服，好游刃有余。”[4]如此故事、场景、细节，在《闲逛荡》中随处可见，在《草料袋子》一文中虚构了《清明上河图》中赶驴脚夫周桐子的故事，在《两张菜单子》中，作者讲述《清明上河图》中从“刘家香铺店”前拿扇子遮脸的太守赵守敬与太师蔡京家一个厨娘的对话。在《闲逛荡》中，既有历史、现实中的真人如苏轼、蔡京、赵清勃、鲁枢元，又有从画中看到而虚构姓名的人物，如王复春、赵守敬，亦有作家为表述方便而虚构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如庞作道、二大爷、崔天财，这些不同人物可以穿越时空、穿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讲述故事，发表讲话。冯杰书写这些不同人物的故事、对话，宛如小说，栩栩如生。以小说笔法呈现对话性场景，在既往的散文中也有出现，比如余秋雨在《道士塔》中对“王道士对莫高窟的破坏”的书写，显然就是这种场景书写。但问题是，余秋雨所描写的场景，虽然形象，用的也是小说笔法，却还是有事实可遵循，作家不过加了一个对历史场景的形象化描述而已。在冯杰散文中，如上文所谈到的裁缝王复春和客人的谈话，赵守敬和蓝厨娘的对话，则纯属虚构。这种虚构场景的大量呈现，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散文的写作章法，却和传统小说也并不一致，呈现了鲜明的跨文体特征。

二、在雅俗之间：对散文雅语体的突破

在散文的发展过程中，作家们对散文抒情的强调，客观上导致了散文语言越来越朝着适合抒情的雅化的方向发展，所以，带有诗化语言特点的抒情美文一度成为很多人认知中的散文的典型代表。散文语言也经常被认定为应该是雅的语言。冯杰散文在这一点上，似乎也非常不像散文——他的散文中虽时常有带着诗化痕迹的句子，但是就总体而言，冯杰却习惯以民间俗语入文，以日常口语入文。也正是这种语言风格，让冯杰散文呈现出亦俗亦雅、大俗大雅的特色。

冯杰散文中俗语的使用，大体来说，主要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历史中的人物、场景的民间化书写，还有则是在书写当下时，直接以来自民间的质朴，甚至粗俗的语言入文。众所周知，我们的语言使用是分层级的。一方面，对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的同样的事情，在语言表述上会有区别，比如同样是一个人的死亡，地位高的人被称为“逝世”，一般的人则被称为“死亡”。另一方面，不同阶层的人，在说同样的事情的时候，用语是不一样的，具体来说，地位较高、文化程度高的阶层在表述事情的时候，会更强调文字的修饰和优雅，而地位较低，文化程度较低的人表述事情则往往会更朴质，直接使用日常用语。散文写作，属于读书人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又兼传统强调用散文抒情，所以一直以来，强调语言的雅致也成为散文一大特点，在进行场景描绘、事物描写时，也往往有将之雅语化的传统。在这方面，冯杰的散文可以说相对于一般散文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但没有把散文所描述的对象雅化，相反，还往往将民众观念认知中雅化的东西给通俗化。如《在东京向火》一篇中，说到1059年的冬天，是大宋百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东京市长欧阳修请示：今年元宵灯节办不？营造气氛否？仁宗特批：不办了，缺柴火”[5]。欧阳修的请示，仁宗的批示，以如此乡野、直白的方式呈现出来，构成了与他们身份的反差。这种雅语俗化其实类似以民间的方式对官方的、宏大的东西进行解构，剥下其主流、雅化的外衣，呈现出其内在的朴素的生活本真状态。

在对当下场景的书写中，冯杰散文虚构的那些人物，如二大爷、崔天财等，则都是普通的农民或来自民间的商人，他们的语言也自然应该带有民间的质朴。冯杰也就尽量把这些人的语言原生态地呈现在文本中，从而呈现出鲜明的俗化色彩。在散文《三款》中，有一段商人崔天财劝“我”的话：“崔总说：你是作家，也把握时机建议一下，抓住时代商机。做宋朝服装样式，要有时代性，千万别弄个‘白脖儿’。上次老子纹个身还让你在澡堂里看到，嘲弄俺，写成文章。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一辈子总犯一个通病，口患，心是好的，啄木鸟栽跟头——全吃了嘴上亏。”[6]

在散文《神的布袋》一文中，二大爷也痛快淋漓地发了一通见解：“二大爷说，你个书呆子懂个？！官员和你交往都是利用你的虚名，让你围着转，给他们美言，助阵，不信你找个口头爱谈文化的官员办个实在事看看？我听出来了，二大爷说的也就是鲁迅说过的‘帮闲’。”“二大爷进一步说，官场上再号称有文化情怀的官也都是为了当官。官最终想的啥？是欲望和贪婪，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喝穿，是想当更大官，捞更多的钱。只是彰显和隐藏的不同，凡当官者皆不可信。他说得我哑口无言，尽管说得有点儿绝对，看来我还是安心写自己的字保险。”[7]

无论是崔天财，还是二大爷，他们的语言都不是知识分子语言，也不是官方语言，都是活生生的来自民间的、土地的俗语。这种语言书写，本质上属于以民间俗语的方式对民间生活进行解读，其中蕴含生活智慧，人生道理。如上文，借助崔天财、二大爷他们看似粗俗的语言，作家完成了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也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特点、社会功能的呈现和自嘲。

在这种俗语化的散文书写中，冯杰也直接把民间粗话放到了文章中，不避俗字俗语，这也让散文带有大俗的色彩。在散文《什么叫“中隐”》中，讲到一个细节，县里一个得势的领导，因为“我”看见他没有打招呼，遂大怒，说：“他以区区小鸡巴画家，就会画个公鸡毛驴。还是同学嘞，见我连招呼也不打，分明看不起我这堂堂县级领导。”下文，叙述者自述：“县级领导哪里知道，我那次全是因为一个月没吃过大肉，贪嘴吃多内急，见他时正急着找厕所去拉掉那一泡稀屎。肠里只有屎，眼里根本没有级别。”[8]在散文《神的布袋》中，开篇便是：“我二大爷说过一句话：东京一半政府官员脑子灌屎了。这是变相说，还有一半没有灌屎。”[9]一般而言，在散文中直接采用这种民间粗话是一种大忌，很容易影响到文章的格调。不过，由于冯杰散文通篇都采用日常俗化语言，这些粗话放在其中，并不违和，而其中以“屎”和级别的对应，更让人在忍俊不禁中显示出其批判的犀利。

客观来说，冯杰散文的这种对俗语的采用，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精神立场的呈现。这种俗化语言，是在北中原乡村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虽然粗俗，其中却也贯穿着乡村智慧、乡村文化。比如上文提到大量二大爷对于知识分子和官员关系的分析，虽然用语粗朴，却显得话糙理不糙。事实上，冯杰的这种写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一种空白的填补。一般情况下，生活在乡村环境中的人，会更熟悉乡村语言，更熟悉乡村智慧，但是，这样的人因为一直生活在乡村，所以一般并不熟悉主流话语的操作规则，没有办法进入主流话语场中，所以，他们的乡村智慧、乡村话语自然也不能被呈现在大众面前。另一方面，能够进入主流话语中，熟悉主流话语规则，具有发声能力的人，却一般不能表达出乡村智慧、乡村话语。这些人即便出生于乡村，但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在他们逐步融入主流话语的过程中，他们也会一步步地失去他们原本习惯的乡村语言、乡村表达方式和认知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说，冯杰的散文，其意义不仅仅是用俗语表达，打破了传统散文的边界，呈现出了散文更多的可能性，还在于他用这种语言呈现了乡村民间精神的复杂性，以及乡村民间的认知方式、语言表达方式。

三、“言志”与“有我”：冯杰散文的立场

冯杰散文从形态上看与当下主流散文相距甚远，不过我们显然不能据此就说冯杰的散文是“野狐禅”。（虽然冯杰自己谦虚，把自己一本书命名为《野狐禅》）事实上，从冯杰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散文一直坚持着“言志”，强调着“有我”，而这两者，却是中国现代散文开端以来，一直被周作人、林语堂等散文大家所提倡、强调的散文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