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中的诗意、情意与深意(下)

作者: 西门杏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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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一起读《唐诗三百首》中柳宗元(773—819)的诗。

柳宗元在《渔翁》中写道:“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jí)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ǎi)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郡人,世人称之为“柳河东”“河东先生”。柳宗元曾任监察御史,后因参与王叔文改革,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眼看政治抱负落空,他内心十分苦闷,只好寄情于异乡山水,并写下了许多吟咏永州地区湖光山色的诗篇,《渔翁》就是其中的一首代表作,其中“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两句历来被后人称赞。

柳宗元看似写渔翁,实际是写自己。他说,夜晚依傍西岩歇息,晨起打水生火。晨雾散尽,太阳升起,却没有看到渔翁的身影,忽然听到水面上传来摇橹的声响,那摇橹的正是渔翁,只见他的身影已被这青山绿水所笼罩了。渔翁已经摇船远去,此时回头望向天边,只看见西岩上朵朵白云无忧无虑,竞相追逐。

柳宗元被贬永州,本来是倒霉的事,但是永州的山水,治愈了柳宗元的不顺心,他开始寻求超脱的心境。想起作家余华在《活着》中的一段话:“明天和意外你并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所以在活着的时光里,活出真实的自己,不用在乎身外之物,也不被别人的任何评价左右,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每天能和家人在一起,且行且珍惜,就是一种幸福。”

《渔翁》写的便是一个在山青水绿间自遣自歌、独往独来的“渔翁”形象。热闹是别人的狂欢,孤独是自己的自由。庄子云:“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一个人左右逢源,未必能和自己好好相处;和别人打成一片,未必能忍受一个人时的孤独。有智慧的人,都喜欢独处。内心清静,便是自由。活得孤独,是人生常态;而享受孤独,则是最美姿态。

董宇辉说:“我本不擅辞令,却忙于各种应酬;我本喜欢独处,却四处奔波劳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那能解万千惆怅的碎银几两。原来这个世界,不允许我们内向。”孤独是内向吗?不是,内向是性格,孤独是状态。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孤独的时刻,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内向的性格。内向的人,精神世界很丰富,思想也足够成熟,该发声的时候比谁的话都要多;该沉默的时候,也比谁都沉默。孤独是一种主观自觉与他人或社会隔离与疏远的感觉和体验,而非客观状态,是一个人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的自我封闭。

在一次读书会上,作家张炜谈到孤独,他举了海明威“误读”托尔斯泰的例子:海明威曾多次叹服托尔斯泰的描述、对话、人物、山色及作品格局,但每次读到托尔斯泰理路清晰的滔滔大言,他都恨不得将伯爵的嘴巴捏起来。他觉得托尔斯泰在这方面犯了创作的低级错误。而韩愈在其时也遭到过类似批判,叙事、状物、言理用赋即可,却以文为诗,滔滔不绝,但他显然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后来苏轼的“以诗为词”提供了启示。讲杜甫,张炜也有不同于常理的犀利洞见,他引用苏轼对杜甫非常著名的一句评价:“一饭未尝忘君。”即说随便吃顿饭也会想到皇帝。在所有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和普及类的读物里,这一定是作为杜甫的闪光点加以褒扬的,但张炜却说:这未尝不是皇权对人的一种异化。他认为,在对权贵的依附和借重这件事情上,杜甫不亚于李白。或许这正是作家感知世界的方式,并不局限于诗人和他所处的历史背景的关联,而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建构其独特的不论东西的诗学审美和具有现代性的文化视角。

陈丹青说:“一个人物,一件作品,如果缺乏上下文,缺乏它周围的对照和前后的脉络,我们就会产生认知上的迷失。”那么如何去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诗人形象呢?张炜给出了他的“生命诗学”的概念,在他看来,首先要从诗的文本出发去全面理解一个诗人,而不应以诗人的经历、际遇为出发点,去反向印证他的作品。艾略特曾经有一句名言,即:读一个人的作品一定要尽量避免先去了解他的生平。而我们的相关研究者常常会犯颠倒的错误,把这种复杂的相互关联过于简单化了。

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到了楼下,不立即下车上楼,反而要在车里坐很久?”有个高赞回答:“很多时候,我不想下车,因为那是一个临界点。打开车门,你可以是老公、是父亲、是儿子,唯独不是你自己。而在车里,抽根烟,放空大脑,这个躯体此刻只属于自己,从而赚得片刻自由。”这段话听上去是不是很有共鸣?有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听起来却格外扎心:“越长大越发现,我们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家人、朋友、工作,唯独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给自己。”作家张皓宸曾说过:“有一种独处,是自己刻意安排的。远离喧嚣和是是非非,是为找到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时光,体谅内心所有的情绪。”就像在车里的片刻,我们可以尽情释放自己所有的情绪,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独处,也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

人,毕竟是社会性物种,社交是在所难免的,可是低质量的社交,远不如高质量的独处。洛克菲勒说:“你开10万元的车,他开劳斯莱斯,你请他吃饭属于无效社交,层次、能力远超你的人,不要试图去讨好他,没啥用。”

作家木心,在19岁那年,为了能静心写作,决心离开烦扰的大城市,去往僻静的莫干山。他雇人挑着两箱书,租了一间破旧的房子,一住就是半年。在幽静的莫干山,他总是伴随温暖的阳光晨起读书,晚上靠着微弱的烛光写作,正应了《庄子·让王》中所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就这样,过了半年,再下山时,木心的箱子里已经多了厚厚的几册书稿。

笔者有自知之明,一介书生,最终的归宿也应该是在自己读书和写作的岗位上,至于“医生”“学者”“作家”诸如此类的身份标签,那不过是“标签”而已(现在大家更重视实惠的内容而不是好看的标签),何况今年也已经是60岁的本命年了,尽力而为吧,能做多少做多少。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说:“田园将芜,胡不归。”笔者暂时无法去种田,但是可以继续笔耕,继续思考,继续读书——读古典诗词。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通: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李白写的三首《行路难》中的第一首,诗的前两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弃置的惋惜,于是不惜金钱,设下盛宴为他饯行。全诗共十四句八十二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属短篇。但诗中跌宕起伏的感情,跳跃式的思维,以及高昂的气势,使它成为后人称颂的千古名篇。

到了花甲之年,才了解什么叫“行路难”。人生之路有多美,就会有多艰辛。从出生时学走路的踉踉跄跄到中年时的举步维艰,这一段人生路,简直太难走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认为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亲身体会才是王道。

人生这条路,漫长而曲折。每个人的人生路并不永远被鲜花簇拥,也有批评和嘲讽。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路,可是这条路走起来太难太难,从出生到成长至终点,我们要经历很多很多。人生路如果好走了,你会珍惜你所拥有的东西吗?困难肯定是有的,但要学会乐观地向前看呀。

一条路有多么难走,别人只有看到你脚底的血泡才会明了;一个人的故事有多么凄美,只有聆听后流下感动的热泪才能说明;一首歌有多么动听,只有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洗礼才可肯定。

人生有很多条路,可每条路都不是那么好走。人生的路口,不要太犹豫,选好一条路好好地走下去,不要半途而废;重新选择一条路,那走起来会更累。

人生这条路,走着有多么辛苦,只有自己知道,再苦再难也要走下去。既然是自己选择的,就必须无怨无悔地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这是你一生的必经之路,你不能改变结局,只能跟着结局改变。

风雨人生路,没有永远的晴天,也不可能永远是阴天。

你是愿意做温室里的花朵,还是愿意做暴风雨下的小草?没有尝到人间的酸甜苦辣,那就白来世界一趟。只有尝到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你的人生才会更加有意义。

人生路,最远的距离在于知与行。去做,就不难了。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用生命再创生命。有一句话说得好,“人生不求伟大,但求决不平庸。”

无论命运多么晦暗,无论人生多么坎坷,这条人生之船的舵柄,就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这个世界,用感性看它是悲剧,用理性看它是喜剧。

世上最难走的是心路,最难过的是心坎。漫漫人生路,我们会遇到同伴,幸运的话,同伴还能在适当的时候拉我们一把,但心路上,却只有一个人走。痛,自己抚平;错,自己改正。无论谁,都不能替你去做。生活不可能没有痛苦,感情不可能没有情殇。人这一辈子播种什么就收获什么。生命中有足够多的云翳,说不定也能显现一个美丽的黄昏。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关于人生之路,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一度引发了全民大讨论。人生的道路上有许多的十字路口,横着竖着的几条路,到底走哪一条好呢?面对种种抉择,人们常常只顾眼前的利益,草率作出决定。

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全国热议的“高加林现象”吗?1982年,路遥发表在《收获》杂志第三期的中篇小说《人生》。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全国。不仅发行量突破了10万册,还获得了全国第二届(1981—1982)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人生》在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后,又获得了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部13万字的经典之作,不仅给无数奋斗中的青年带来了光,也仿佛让我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作品中的爱情悲剧、命运浮沉和时代反思被全社会广泛热议。

高加林抛弃了农村姑娘刘巧珍,攀上城里姑娘黄亚萍,不惜违背道义良心也要走出农村,结果被引向悲剧结局。小说出版后,高加林成为一个标签化的人物、一个时代的缩影,“高加林难题”代表了一代农家子弟改变命运所经历的痛苦选择,这也是作品最大的争议点。在当时,一度出现“人人都骂高加林,人人都是高加林”的“高加林现象”。

路遥的成名之作《人生》,是60后、70后永远的回忆。那时,国家规定农村青年高中毕业后,如果考不上大学,回原籍农村务农;城镇户口的青年高中毕业后考不上大学的,就在父母所在的城市分配工作,俗称“吃商品粮”。国家哪个工作单位缺工人后,会通过政府部门到农村招工,被招工走的农村青年,就从农村迁出户口,当时叫转户口吃商品粮。高加林就是这样,被村支书高明楼和县劳动局马占山,把不是给高加林的名额,给了高加林,并且运作成以工代干。高加林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部。高加林的同学黄亚萍,因为父母都是城里干部,户籍在城里,高中毕业后,就理所当然被招工安排工作。

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就是“当代陈世美”吗?至少当时他背负了“当代陈世美”的骂名,甚至在村里也被人戳脊梁骨,他的父母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

生活有多残酷,想要改变现实的决心就有多大。有心理学研究显示,在贫富差距大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有两种心理特征:一种是极度自卑,把自己封闭起来;另一种是极度自强,想让自己更优秀,而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欲望。高加林是后者,他敏感但好胜心极强。十几年拼命读书,他就是为了不像父亲一样一辈子扎根土地。

高加林本身条件非常优秀,但农村的落后与贫瘠就像一根针扎在他心里,促使他有了超越自我人生的强大动力。他想通过自己的能力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改变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生。人生抉择让他内心遭受巨大的痛苦。黑格尔说:“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高加林的性格里充分体现出这种矛盾。农村的落后闭塞以及城乡的极端分化,让他一方面深陷和巧珍的爱恋中,另一方面又不想因此留在农村。

歌德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以及整个命运的,只是一瞬之间。刘巧珍和黄亚萍分别代表了黄土地和大都市,选“良心”还是选“前途”,高加林的摇摆不定表现出他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高加林难题”成了无法逃避的成长代价,这是一道无解题,也是“人与命运的博弈抗衡”。高加林只能自己面对。走对了,是运气好;走错了,就要做好承担磨难的心理准备。高加林的人生,是千万个人的缩影;高加林的心迹,是每个时代的奋斗者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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