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精神痛苦与“个性化”进程中“后现代”的空虚

摘要：中国诗歌中的苦闷是一种“古典文人式”的政治苦闷，在现代诗人那里，他们的苦闷则转化为“政治—生命”苦闷。更为年轻的90后诗歌则站在这两大苦闷书写传统上，开掘小人物精神深处无边的痛苦，揭示“个性化”进程中“后现代”的精神空虚。在苦闷的表达方式上，他们普遍采用的是一种独语或倾诉的方式，表现出一种迫切的表达欲与被理解的需要，并使用一种综合议论、叙事、抒情的方式使之呈现出来。

关键词：90后诗歌；苦闷书写；精神痛苦；后现代空虚

一、中国诗歌中苦闷书写的历史传统

苦闷是一种日常情绪，每个人都难免经历苦闷，诗人也不例外。《毛诗序》里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1]笔者的理解是，人心里萌动了情感，想要表达，就会把它表达出来，如果日常的生活语言不足以表达它，那么他就会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苦闷大概也是这样，诗人心里感到苦闷，日常的生活语言无法有效表达它，那么诗人就会用诗歌把它表达出来，而这首诗歌里也就有了苦闷的因素和形态。这就构成诗歌里的苦闷书写。

当然，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苦闷的诗人众多，而诗人笔下之苦闷也数见不鲜。人生中的不同时期会经历不同的苦闷，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青年时期的苦闷尤具特色，有一定的典型性，因而探究诗人青年时期的苦闷书写便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意味。在漫长的中国诗歌史上，苦闷书写众多。《诗经》里有一些苦闷书写，大多是关于爱情的，由于作者不详，无法确定诗作创作时间，不便展开。[2]屈原的创作，如《抽思》：“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3]这样的忧愁苦闷多是政治生涯的不顺，而且几乎都创作于其被流放之后，在时间上很难将其归于青年时期的创作。其实，在古典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应该是李贺的诗歌。“秋风吹地百草下，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4]这是李贺在青年时期写的一首诗歌，它表达了李贺在青年时期遭遇的苦闷，而且这种苦闷持续了他的一生。李贺二十一岁应河南府试。初试告捷，犹如雏鹰展翅，满以为从此便可扶摇直上，不料有人以李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5]为由，阻挠他参加进士考试。“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6]正是这种苦闷悲愤心境的写照。这里的“枯兰”是由眼前的秋花引起的联想，用它来形容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忧伤绝望的“心”，奇特而又妥帖，形象鲜明，含义深厚。兰花素雅，象征诗人高洁的胸怀；兰花枯谢，则是他那颗被揉碎了的心的生动外现。王惠就认为：“在我国历史上为数很多的文学天才中，李贺也许是最早熟、最能敏感地体味人生苦难的诗人，这决定了他的诗歌基调的忧郁悲愤。他是一个苦闷的诗人，他的诗歌主题就是抒写内心的苦闷，作品情调阴郁低沉，奇崛冷艳，李贺卓异的诗歌才华，从某种程度上说，亦得力于他的反常性格。”[7]其实，李贺诗歌中的苦闷不仅与自身性格有关，也与时代有关。中晚唐的社会政治已逐渐走进一个死胡同，王朝也渐渐衰落，在这样一个全面衰退的时期，苦闷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的。这个时期出现的“苦吟诗人”就是一种群体性的暗示。而他们所苦闷的，除了日常生活中的不顺，更多的是政治生活上的失意。这是一种“古典文人”式的苦闷，普遍着眼于仕途不顺和政治失意，北宋辽国的耶律铸曾用“志终伸不得，遗恨海长深”[8]来表达这种苦闷，笔者认为是相当贴合的。

陶东风教授指出：“中国古代有关苦闷的言论具有极强的社会政治内涵，表现出苦闷文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诗人的苦闷正是由于这种抱负不得实现而滋生的。”[9]这种“古典文人式”的苦闷是对诗人社会责任和自我实现的强调。而中国现代诗人的苦闷深受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苦闷的影响，他们的苦闷集中在社会政治抱负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其苦闷的核心诱因。相比之下，正如武淑莲老师所言，中国现代诗人“深受西方竞争奋斗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影响，不仅将个人的苦闷与国家人民的疾苦离乱相结合，而且还体现了西方式的个人奋斗和自我意志得不到张扬而产生的苦闷”[10]，有些深受西方文化背景影响的诗人，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他们的苦闷更是“上升到了对具有抽象意义上的人性深处的大烦恼大痛苦的认识”[11]。其实说到底，“一切苦闷都离不开时代、社会和文化等环境，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纯生理的苦闷或纯个人的苦闷，是难以圆满解释艺术家的苦闷及其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的，更多的应是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合力’因素。只有将这两者结合，才能较全面地触及作家苦闷的实质”[12]。

在现代诗人中，将青年“苦闷”宣之最切、诉之最直的大概是郭沫若。他的《女神》《天狗》《炉中煤》等诗，表现了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受时代压迫至窒息的青年的内心呼唤，表现了他们的苦闷与彷徨，展现了他们对于个性解放的要求。他用直白式的抒情，诉说了青年内心的烦悒与苦闷，他更以大胆的否定的描写，来同旧的制度和封建道德对立。“郭沫若诗歌中的苦闷和反抗，是带有青春期色彩的，那种无所顾忌的叛逆和要求重估一切价值、重构一切价值的勇气和决心，对自由决绝的向往和不留退路的毁灭式做法，大概也只有在叛逆的青年中才能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13]

而浅草—沉钟社的主要成员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杨晦等人在五四时期“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的色彩”[14]，成为五四时期书写青年苦闷最具代表性的诗人群之一。只不过，与郭沫若直切、激扬的控诉相比，浅草—沉钟社的诗人们是以一种哀婉、清新的笔调诉说青春爱恋的烦扰与苦闷。与郭沫若的宏大格调相比，他们的情调要忧郁一些。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现代诗人而言，他们的青春“苦闷”是一种时代病，是中国与东亚现代性的一种集体呈现，集中体现为一种“政治—生命”苦闷。就如戴望舒《雨巷》中忧郁爱情的青春苦闷一样的事物，同样也包含了一种时代的追求生命和情感表达的自由而不得的苦闷，包含了一种主观与客观的错位和冲突，而这种苦闷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灰暗的时代。

二、90后诗歌中的苦闷书写

每一个时代的“苦闷”都有其自在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与伦理逻辑，都有其不同的时代症状与表现，当下90后诗歌中的苦闷书写亦是如此。

对于当下青年而言，他们苦闷的不再是政治上的失意，不再是宏大的社会问题，也不再是传统的道德伦理难题。没有了弱国子民的悲哀，没有了封建道德和封建制度的压迫，也没有了战争的离乱与忧患，那些传统中苦闷的根源似乎都失去了根基，可青年人的苦闷并没有就此结束。和平时代有和平时代的烦恼和苦闷，曾经由于时代的大剧变而产生的大苦闷在这一代青年身上渐行渐远，但远未消失。而那些曾经由于大烦恼的掩盖而被忽视的小烦恼，这时候就显示出他们的存在。在动乱年代，青年人很多时候顾不上那些小烦恼，更多时候为大烦恼而苦闷。而和平年代，大苦闷的历史语境已经不复存在，日常生活的小苦闷就显示出来。而这些苦闷的背后，都是一些中国式的心灵问题与现实问题。

对于90后乃至更年轻的一代诗人而言，苦闷更多是心灵与精神的痛苦。与之相对应的是其诗歌中新“苦闷”的表现：日常性焦虑、迷茫、倦怠、失眠、异化、压迫、陷于一种介于确定—不确定之间的追求的短暂性的愉悦与痛苦。总而言之，相对于传统诗人，当下的青年诗歌更加关注精神的苦闷，只不过这种关注更多时候是以自己为范本展开的。当然，这也可以视为90后诗人对自身诗人身份的特殊承担形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经历日常生活中那些传统的苦闷，生活的艰辛和奔波不易，依然构成当下青年诗歌中苦闷书写的来源。在苏仁聪的《月光高速》一诗中，我们看到一个为生活、为工作而奔波的青年：

“有一年冬天我从这个峡谷经过，山顶在下雪，那时高速公路还没有修建，大江右岸的山道上，颠簸着我坐的面包车。那时候的方向和现在相反，母亲在等我回家，饭菜热了好几遍，十五瓦的白炽灯挂在黑乎乎的墙壁。我有一个幸福的家，我正在远离它，为了活下去持续奔波，要去省城，向无数家公司投递简历。要忍受拒绝、孤独和贫穷，要忍受失眠和焦虑。天已黑透。我听着风从车窗外吹往家的一方。母亲，你曾感受到过我制造的风吗？你会被风吹倒吗？而我还在漫游呢，像没有方向的风。哦，母亲，就在我对着大江和你说话时，堂弟突然拽我的左臂，说：仁聪，那就是你要的诗歌。他的手指向悬崖顶端，一枚硕大的圆月，照着永远幽深的峡谷。母亲，我要忍住不哭。”[15]

“颠簸”“等我回家”“饭菜热了好几遍”“黑乎乎的墙壁”这些客观物其实都是诗人内在心绪的投射，它暗示着诗人内心的萦绕与焦灼，“为了活下去持续奔波，要去省城，向无数家公司投递简历。要忍受拒绝、孤独和贫穷，要忍受失眠和焦虑。天已黑透，我听着风从车窗外吹往家的一方”，则通过戏剧化的想象将内心的焦灼蔓延开来，直面生活中即将遭遇的人生难题，而这样一段羁旅也让诗人心中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愁苦，这也是诗人的苦闷所在。也许正如苏仁聪的诗集《无边》所昭示的那样，人生的烦恼、精神痛苦是无边的，也是永无止境的。

当然，当下的社会毕竟与以往不同，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每一个地方，而每一个地方也都参与了全球化的构建。在全球化进程中，个性化被一再推到前台饱受称赞，但个性化正在被消费话语所利用的现状及其带给青年一代的苦闷却少有人关注。由于个性化“有着人性化的一面”[16]，而“鲜有人将个性化进程的发展看作是资本主义培育商品的一种战略”[17]。不仅是劳动，消费同样也会导致人的异化，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未能表明的一点。其实，“消费革命导致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由此纵容了个体权利与欲望的发展，这种演变蕴含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更迭之中”[18]。它借助开放与多元化的举措，将现代化模式及其客体加以社会化，将人推入后现代社会场景之中，而一旦“进入后现代社会，意味着个性化的个人享乐主义变得合理了，而且不再会遭受任何质疑；进入后现代社会，意味着一个与现代主义相辅相成的革命年代、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代、一个希冀遍地的未来主义年代已经完结。后现代社会盛行着标新立异，充斥着懊恼与反省，渴望着个人自立……随着无数发明创造而来的是超强势集团、环境的恶化以及精神日渐空虚的个体；没有任何的政治意识形态能让群众激情重燃。后现代社会没有了偶像也没有了禁忌，它对于自身也不抱什么奢望，不再有激动人心的宏伟蓝图——这便是支配着我们的空虚，一种不悲不喜的空虚”[19]。空虚，正构成90后诗歌中苦闷书写的重要生命图景。

无聊而浮夸的现代生活、爱情求而不得的苦闷、社会价值的失落和冲突、校园与社会的反差、“零余者”的痛苦都是青年人正在经历的苦闷。“个性化进程一面是‘适当的’或者是可行的，这指的是所有动态的、非标准化的制度以及权力管理机关拟定设计的激励方式。”[20]而当这种奖励一再无法兑现，失落与空虚便接踵而至。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青年人逐渐意识到这种许诺的虚幻性，逐渐认识到自身平庸命运的无力改变。在一个逐渐技术化的社会，大部分人都无法伟大，人生也许注定平庸，失落难以避免。

今日青年之苦闷并非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21]。虽然没有了动乱年代的大苦闷，但和平时期的青年也正在经历着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的大苦闷，这种苦闷之所以“大”，是因为它几乎是一个时代的特色。人工智能、数字社会已经朝我们涌来，新青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而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后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由新青年们承受。内卷、躺平为什么会成为当下生活的常态，啃老等曾经负面的词语为什么又逐渐中性化，这些都在表明现实在起变化。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无可避免地形成压力，造成新青年的大苦闷，在一定程度上，这并不比李贺的“古典文人式”苦闷、郭沫若的“五四”式苦闷要轻。

社会的不平等在不断扩张，资本的压迫问题以另一种方式浮现，制造叛逆和不安。社会转型的痛苦，如失业、无意义的内卷与倦怠问题更加突出。正如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所言：“在内有想要动弹的个性表现的欲望，而和这正相对，在外却有社会生活的束缚和强制不绝地迫压着。在两种的力之间，苦恼挣扎着的状态，就是人类生活。这只要就今日的劳动——不但是筋肉劳动，连口舌劳动，精神劳动，无论什么，一切劳动的状态一想就了然。说劳动是快乐，那已经是从前的话了。可以不为规则和法规所絷缚，也不被‘生活难’所催促，也不受资本主义和机械万能主义的压迫，而各人可以各做自由的发挥个性的创造生活的劳动，那若不是过去的上世，就是一部分的社会主义论者所梦想的乌托邦的话。从今日的实际生活来说，则劳动就是苦患。从个人被夺去了自由的创造创作的欲望，使他在压迫强制之下，过那不能转动的生活的就是劳动。现在已经成了人们若不在那用了生活难的威胁当作武器的机械和法则和因袭的强力之前，先舍掉了像人样的个性生活，多少总变一些法则和机械的奴隶，甚而至于自己若不变成机械的妖精，便即栖息不成的状态了。既有留着八字须的所谓教育家之流的教育机器，在银行和公司里，风采装得颇为时髦的计算机器也不少。放眼一看，以劳动为享乐的人们几乎全没有，就是今日的情形。”[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