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长篇小说中的底层百姓形象分析

摘要：底层百姓的命运一直是当代作家的重点关注对象，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拉大，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明显，许多在城乡之间游走的百姓或在生存的温饱线上苦苦挣扎，或在生活的隐秘小道踽踽独行，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当代作家们，直面底层百姓的生活真相，为我们生动展示了在轻飘飘的一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背后，是怎样的无奈与现实。

关键词：底层百姓；人物命运；时代转型

20世纪的中国是波澜壮阔与水深火热并存的中国，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一直被世界主流国家远远甩在身后，而以自己的方式苦苦追赶。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辛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探索，在弯路与成绩中踉跄前行。政治的风云忽明忽暗，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逐步稳定。大环境影响小气候，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面对时代的巨变，大多无力把握风向，只能用个体的坚韧和辛劳求得生活的船只不至于翻覆，“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底层百姓在生存的挣扎中、生活的追逐中、生命的体悟中，奏响了一支“锅碗瓢盆交响曲”。

一、在生存的挣扎中颠沛流离

在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最低层次的两个需求。“生理上的需要与其他需要相比是要优先予以考虑的。同时需要食物、安全、爱和自我肯定的人，饥饿感压倒其他一切东西。”[1] 对于底层百姓来说，为生存奔波是他们生活的基本主题，摆脱生存焦虑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而摆脱这种焦虑的手段，则是想方设法地工作与劳动。《人世间》中的底层百姓主要是以周秉昆为代表的“六小君子”及他们中的部分家人；《装台》中的底层百姓主要是以顺子为代表的装台队伍及家眷；《黄雀记》中底层百姓主要是保润、柳生与仙女，其中尤以仙女为主。作为底层百姓，为生存奔波构成他们生活的主要面貌，并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方向，铸造了他们的性情与品格。

（一）被生存决定的人生命运

在三部小说所描绘的底层众生相中，生存需要的工作问题一直都困扰着众人，从某种程度来说，工作即他们的阶层与命运。顺子虽身处西京这座古城，却是典型的城中村人，早年依靠三轮车装货过活，后来做了装台的营生，下的是苦力，手下虽也管十几号人，但自己却从不以领导自居，言必称自己是“下苦”的。无论是工作本身，抑或顺子其人，都是被边缘化的。懦弱的顺子从生活到工作都处处忍让妥协甚至退缩，一方面固然是由性格所致，但另一方面更是害怕失去装台的生意。顺子的花销主要集中在两个女儿以及家庭开销上，作为城中村的住户，顺子有村里固定的拆迁补偿款，但都给了大女儿菊花，二女儿韩梅也正在上大学，尤其是菊花的挥霍无度，加上他自己的开销，这一切都使得他不敢休息，好似当代的祥子。顺子的痔疮是贯穿全篇的病痛，在工作劳累时更加严重，甚至一度要脱肛，但直至故事结束，顺子的痔疮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治疗。无论是面对剧团里剧务主任寇铁，还是面对亲哥哥大军，在顺子一次又一次的讨薪中，一次又一次因钱而心慌时，生存问题都像一把利剑，高悬在顺子的头顶。顺子面对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钱，还有装台队伍里所有人的钱。作为城里人的顺子如此，作为农村人的装台工人们更不必多说，结尾大吊的遗孀颇具乞求意味地希望借住在顺子家乃至最后委身于顺子搭伙过日子，都已赤裸裸揭示了人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真相。

在《装台》《人世间》中，均有主要人物意外死亡的情节，周楠在美国见义勇为而牺牲，大吊在北京擅自离队游玩而去世。俩人虽死亡原因不同，但面对亲友的死亡，周家拒绝了美国10万美元的抚恤金，顺子则要想方设法尽量争取赔偿。在拒绝合理的抚恤与争取不合理的赔偿之间，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钱所带来的安全感。周秉昆一家固然也不富裕，但彼时已是市委书记的哥哥和大学教授的姐姐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在大吊家里，是不存在的。纵观《人世间》中“六小君子”的人生轨迹，其命运也常在关键处因生存问题而发生转折，并由此引出另外一个重要现象，即底层众生的团结。

中国的民间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这里藏匿着许多迥异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古今莫不如此，比如“忠”与“义”，“六小君子”的组合颇有梁山好汉的味道，而梁山好汉恰是以“忠义”立身。“义”其实“对于那些离开土地的市民商人等三教九流的人来说，是维护异性关系的基本规范”[2]。可以说，道义贯穿了《人世间》整部小说，这在“六小君子”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现实要求同为底层的他们不得不团结在一起，才能迈过生活的风风雨雨。小说中无论是秉昆为国庆的姐姐安排工作，抑或赶超一家住进了秉昆的房子，背后都是这种鼎力相助的义气，而一旦有人略微跨越这个阶层，这种友谊则会“像含羞草、海蜇、乌贼或毛毛虫之类极敏感的东西”，出现分化的危险，如春燕德宝因分房的事情与秉昆渐行渐远，秉昆因国庆和赶超生活的不如意而打消了春节聚会的念头，都是最好的例证。小说中的其他底层人物，也时常经受着这样的考验。郑娟与秉昆自相识到相知所遇到的阻碍，归根结底还是生存压力，一个没有工作的遗孀拖带着一个失明的弟弟，还有那遗孀尚在襁褓中的非亲骨肉，这一度让秉昆望而却步，正如原著中的传神描写：“他觉得他和她的关系似乎成了这样——他站在一条河中，河的对岸是她，他为她而下水，却不敢再贸然向前，因为前边水太深，而他不识水性，每进一步都有没顶的危险。退回去不成问题，却又不甘心退回，因为身后的岸上没有能让他感到幸福的事物。因为她在彼岸，彼岸对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能让他对幸福产生丰富的想象。他希望她不停地向他招手，给予他前行的勇气。而她并不，似乎也不会主动望向河中的他，更不会自己也下水拉他过去。他如果真的退回去，她似乎还能够忘了他。”[3]伦理道德固然重要，但比起他们，周玥婚姻的伦理道德问题显然更严重，却由于经济实力的支撑，周玥本人在不断照顾秉昆好友和身边亲人的过程中，被周家逐渐接受。对于底层百姓来讲，谁能帮助解决生存问题，谁就能获得尊重和感激，那是他们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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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生存影响的人物性格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家庭如此，个体也是这样。在底层百姓的众生相中，每一个看似扭曲的灵魂背后，都有一段只能用缄默代替的隐痛。《装台》中的顺子处处忍让以致怯弱，在所有的人面前都缺乏自信，菊花向往刁大军而看不起顺子，乃至蔡素芬在遭受侵扰时，恍惚之间也觉得顺子不像男人。“性相近，习相远”，顺子并不是一开始就懦弱，是在生存的消磨中，逐渐变成了这样。顺子的前半生命运坎坷，结发妻子弃他而去，继任妻子又因病去世，供养两个女儿及维持装台队伍的生存压力摆在他面前，怯弱由此成了他性格的核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顺子“退休”之后的无欲则刚，不愿装台的他，反而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性格也一改之前的怯弱。生活处处充满辩证法，装台的生活给顺子带来了怯弱，但劳累繁重的工作，却促使装台队伍里的小工们苦中作乐。重压之下生活更需要松弛感，人们对于大吊的玩笑，对于顺子的婚姻调侃，都具有一种天然本色，这类玩笑因为枯燥辛苦的工作而成为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他们都是农民工，与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是一类人，是看不见而又真实存在的城市边缘群体。

性格决定命运，命运也决定性格。《黄雀记》中的仙女的一生，便是在命运与性格的不断交织中，被抛弃的一生。青春的仙女因对物质的贪婪而私吞了保润80元，悲剧的宿命由此开始，笨拙的保润想要讨回钱财但却因方法不当而适得其反，狡猾的柳生推波助澜，接着是仙女的远走，从此走成了灯红酒绿的白小姐。时代的癫狂在白小姐身上作了一个注脚，白小姐的悲哀，恰是时代的悲哀。

二、在生活的追逐中顾此失彼

底层百姓的愿望常常朴素而简洁，“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满足了对生存的需求之后紧跟着是对精神的需求，但自我价值的实现只能是“周秉义”们的专利，对于“六小君子”和“顺子”们来说，他们的精神需求集中在友情、爱情与亲情上。

（一）是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

底层百姓的爱情没有许多罗曼蒂克的幻想与奔赴山海的美梦，另一半对他们来说是同甘共苦，是知冷知热，是给予身体的慰藉和抵御困苦的武器，底层的男人为生计奔波，底层的女人为男人奔波。《装台》中的顺子与蔡素芬各自曾有过家室，顺子对于另一半的寻觅既有情感的需要，更有组建完整家庭的渴望。顺子的第二任妻子，虽带着韩梅，但她的到来迅速弥补了这个家庭过去的创伤，妻子的贤惠，女儿菊花的接纳，一切都预示着这个家庭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不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无疑是一个幸福的家庭。顺子第三任妻子蔡素芬的到来令菊花感到愤怒与意外，菊花的愤怒归根结底是对自己的愤怒，对自己长相与现状的愤怒，她大骂颇有姿色的蔡素芬，挑衅上了大学还有男友的韩梅，甚至嫉妒自己的闺蜜结了婚在外度假，她的愤怒颇似《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这愤怒里，是一个女人输掉的攀比而产生的对世界的恨，她必须赶走她们让自己赢一次，菊花最后对小狗“好了”的残忍，是恨扭曲了她的灵魂。菊花可以恨，而蔡素芬却不能，蔡素芬与顺子的相遇多少带着一些刻意的巧合，在这巧合里，是一个女人期盼在城市扎根的全部心思。纵观俩人由相遇到结合，因性也好，因生存也罢，爱在这段关系里的比重都太少，中年人的世界已没有纯粹。蔡素芬面对三皮侵犯时的退让，面对顺子在寺庙下跪时的反思，这种既要过日子还要真男人的念头，似乎已预示着她的离去，不能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离去”同样出现在《黄雀记》中，离开香椿街后，仙女的一生都在不断地追逐与离去，她渴望通过不断地选择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从一个又一个男人身边离去，不断追逐自己的未来，并最终在这种追逐中栽了跟头，年少时无奈离开，长大后依旧无奈归来，在“离去—归来”的循环中，仙女接受了召唤她的宿命的安排。与其说是归来，不如说那条捆着她的“绳索”从未解开。这条“绳索”正是仙女自身的欲望。她青春时对滑旱冰、收音机等一切时髦的事物痴迷，并因此私吞了保润80元，长大后又追逐时髦，在灯红酒绿中邂逅台商、出国旅游、做公关小姐。正如茨威格所说的：“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与其说是宿命，不如说是必然。

（二）友谊地久天长？

《人世间》中的友情书写充满底层的温情，这温情背后既有因现实的阶层同等而联手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有个人对立身处世美德的宗教戒律般的信奉。后者尤以周家的家风为主，反映到个体身上，即不少评论指出的周秉昆身上所负载的好人文化，更确切地说，是底层百姓的好人文化，周秉昆是这一文化的坚决执行者。在“六小君子”中，秉昆是精神领袖，也是最乐于帮助其他人的好哥们儿，这个认死理的老疙瘩常因帮助朋友给自己惹来麻烦，自己从不麻烦哥哥姐姐甚至外甥女，却因朋友而麻烦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六小君子”在生活中遇到的麻烦，福利分房、知青返乡、工厂改制、工人下岗，无不是社会发展转型期，时代问题在家庭中的反映，因此这种好人文化有其特定的时代性，“民间并不掌握官方的权力，松散的个体要想伸张正义，只能依靠缔结集体同盟的方式方能获得有效的实施权力。”[4]困难如潮水般不断袭来，秉昆和朋友们就这样用身躯筑起了一座道义的长城。

一个时期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规范在另一个时期往往会显得不合时宜而被抛弃，《人世间》故事的发生地位于东北的哈尔滨，这位共和国的长子在改革年代经历了转型期的阵痛，阵痛中的东北百姓需要“情”与“义”来维系人心，加之东北传统的重义轻利文化，这些传统集中反映在秉昆身上，使得这位老疙瘩被塑造为道义的楷模。而正是秉昆身上这种身处底层，却依然有着近乎纯粹的道德感的品格，使得处于领导阶层的曲秀贞老太太、马守常，以及秉义的岳母金老太太，都愿意与他成为朋友，在关键时候帮他化险为夷。即使这份友谊里常掺杂着其他的感情，如金老太太对周家的愧疚。

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火热逐渐淡漠了“六小君子”之间的情感。小说结尾，新区的建立以及在分房的问题上德宝与春燕一家人的心理不平衡，已显示出过去的道德规范坍塌的可能，“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代的心理是由一个个普通的个体表现出来的，这些个体又构成时代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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